家风是“礼”制在家族内部的呈现形式。家风的养成是一个家族得以延续的重要条件，影响着家族的荣辱沉浮。在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中，众多名门望族无不有着独到的家风传承。到如今，家风依然传承着家族根脉，维系着家族底蕴，“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由此可见，家风不仅对于单个家庭内部具有重要作用，还会深刻影响社会风向。家书是家风的载体，它不像家训一般谆谆教导，而是在不经意间将书信者的世界观、人生观进行传达，犹如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在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博物馆的文物藏品中有这样一封家书，虽然距今已经过去四百多年，如今读来，信中对为官、做事、读书、廉洁的理解，以及对子孙的殷殷嘱托和关怀与教导，仍令今人深受教益。

开箱别嫌疑

书信的内容为：

二月初一日信，平平安安。板书外更无他物，梅受到，之垣儿可在大门外对众开箱检书内过，以别嫌疑。去人身上搭包内亦要点验，勿曰不必矫激云云也。至至祝祝，九江父手信寄翰、垣儿等知。在京大小人俱平安，外面佥事、知府缺，近日有许多内而推升郎中、员外出去，则主事缺有矣。我在七月终或八月初间决选无疑，选多在原部，不要分外之望可也。官不在要，只在久，儿等知我者也，勿过望，勿过望。今后要藏修，来科必要高中，是我之望也，不然当如家门何。

这封家书是目前见到的淄博新城王氏家族最原始的家书，由清初诗坛“一代正宗”王士禛的高祖王重光手书。王重光，字廷宣，明嘉靖丁酉（1537）进士，历任工部主事、户部员外郎、云中佥事、上谷参议，因在贵州布政使司左参议任上平蛮督木，操劳过度，触冒瘴气，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以身殉职。嘉靖皇帝为之感动，认为“平蛮”功成为“忠君”，“督木”殉职是“勤事”，于是亲赐“忠勤可悯”，王氏后人遂称王重光为“忠勤公”。

王重光为新城王氏家族的第一个进士，列二甲49名。自明嘉靖至清末300余年间，淄博桓台新城王氏家族出进士30名，举人52名，贡生158名，出仕为官者100多人，被称为“江北青箱”。王重光在从政之余，制订了王氏家族的著名家训：“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这则成文家训的要义就是“道义”“读书”四个字，旨在教导后人如何读书、做人。新城王氏族人将王重光视作效法榜样，将“道义”“读书”奉为行为准则，历第五世“之”字辈、第六世“象”字辈、第七世“与”字辈，三世的持续发力，科甲蝉联、名宦辈出，“王半朝”横空出世。新城王氏家族已成为当地最为显赫的名门望族和蜚声海内的官僚世家。明末文坛领袖钱谦益称“嘉靖以来，其门第最盛”。明陈继儒曰“今海内推乔木世家，首屈新城王氏，名公卿累累，项背相望”。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六写道：“吾家自明嘉靖中，先高祖太仆公以甲科起家，至隆、万而极盛，代有闻人。”

这封家书书写之时，王重光正在九江主持税关工作。税关是“脂膏”所在，商贾囤积谋利，豪滑横行霸道。而王重光身处高位，廉洁自守，行事非常谨慎。王重光上任伊始，造访者门庭若市，王重光一时难以裁决，深入民间几经查访，严拒商贾送礼之风，当众将礼品投入江中说：“身处脂膏，而不能茹苦啖药者，有如大江。”遂深受百姓拥戴，豪滑畏惧，声誉鹊起。

“大门外对众开箱检书内过，以别嫌疑”。王重光在九江两袖清风，但身处高位难免会有是非，自然会引起人们对其是否贪腐的猜疑。如何自证清白？从家书中可知，王重光邮寄一些书回家，嘱咐儿子王之垣在大门之外开箱示人，从而打消外人的疑虑，这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他廉洁自守、谨慎行事的体现。

教子得所愿

家书中的王之垣是王重光次子，也是王士禛的曾祖父，嘉靖三十七年（1558）举人，他考中举人参加学政举行的鹿鸣宴时，突然心情烦躁，后来才知道是王重光在贵州永宁督木中殉职。他与其他兄弟赴京为父亲请恤，得知要向当朝权贵严世蕃行贿才能获得赠恤后，认为以贿取得赠恤，有辱父亲亡灵，慨然回家。王之垣为父亲办理丧事后，创办家塾。他既是学员，又是家塾的管理者，每天晚上他不睡觉，其他兄弟子侄没一人敢休息；早晨他还没起床，琅琅的读书声早开始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王之垣考中进士，初官荆州府推官，专门负责刑狱工作，后回京担任给事中、都给事中、太常寺卿、太仆寺卿、顺天府尹、湖广巡抚、户部左侍郎。王之垣去太仓检查工作，看到粮仓中有一个大斗，心生疑惑，当得知是每有新粮入仓，管理人员各支一大斗后，他责令管仓人员立即改正，并且说：“作为太仓工作人员，支一小斗都是违规，何况支一大斗！”万历十一年（1583），他五十七岁时辞官回家，奉养老母，致力于家庭建设。

王之垣为官二十余年，官至户部左侍郎，“为官拒请托”，一切皆按朝廷规章制度做事，从不拿原则做交易。居乡同样二十余年，奉行“居乡不说事”，不给地方官府出难题，不为百姓增负担，受到百姓的拥戴，体现了一个古代乡贤的高风亮节。

清慎勤传家

王氏家族第八世“士”字辈，王士禛以诗名于时，为有清一代宗匠，与朱彝尊并称为朱王。王士禛官至刑部尚书，政声显著，康熙皇帝亲赐御书“清、慎、勤”大字以示奖掖。这也是对王士禛为官、理政、处事方面的肯定，“清，即清正、清廉；慎，即宽政慎刑，慎独、慎事；勤，即勤勉于事、勇于担当”。

康熙三十六年（1697）七月，王士禛三子王启汸上任河北唐山县令，对儿子由一介书生仓促获此任命，王士禛的心情委实难安，七个月后的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在户部左侍郎任上、时年65岁的王士禛于京邸书写《手镜》一册交给儿子。《手镜》共有24帖、3009字，分序言、正文、跋语三部分，正文由50条为政箴言组成。一生清正为民的王士禛践行着他“不负民即不负国，不负国即不负所学”的为官之道。纵观《手镜》，最能体现王士禛“清、慎、勤”的为官思想。“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倍要谨慎检点。做官自己脚手须正，持门第不得。”“无暮夜枉法之金，清也；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慎也；早作夜思，事事不敢因循怠玩，勤也。”“勿用重刑，勿滥刑。至于夹棍，尤万万不可轻用。”……并将其作为莅官守则，嘱咐儿子谨遵恪守。这是一个正直、仁慈而不失严厉的父亲对儿子为官准则的有意交代。王士禛希望自己朴实无华的50条教诲像一面“正容镜”，能够时时为做官的儿子正容、正心，更希望儿子把它放置床头、案边当成一本手册时时翻阅。在司法方面，王士禛坚持“人命最重，极当详慎”，不与当时权贵奉行的“愚民”政策同流。他初仕扬州之时，正值郑成功沿海抗清兵败，朝廷借此严查镇压迎降抗清之人，一时冤案四起，王士禛不顾身家性命，查明案情平反冤狱，拯救了众多无辜百姓，遏制了诬陷之风，赢得百姓敬重和爱戴。

王士禛清廉自律、洁己爱民的为官思想在《手镜》中表露无遗，从中亦可看出他不但是一位身体力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清正廉洁的好官，其言行更是《忠勤公遗墨》家书内容的覆载与践行。他还在《手镜》中这样写道：“日用节俭，可以成廉”。他身居法曹，每日只吃一两碗蔬菜，不枉费公家一分钱。在扬州为官五年“不名一钱，急装时，唯图书数十箧”，足见其严肃的工作作风和自律的生活作风，时至今日仍可以致用。至此，经过王重光到王士禛嫡系祖孙五代一百七十余年的传承与努力，“忠勤清慎”成为新城王氏作为仕宦望族家风的一个重要内涵与概括。

从忠勤公王重光以一封只有209个的家书，到王士禛3009字的《手镜》莅官读本，新城王氏家风充溢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新城王氏家族传承过程中形成的读书道义、忠勤清慎、雅重女德等内容，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构建和谐社会，必将提供积极的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