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西安与咸阳交接地区秦汉新城、空港新城基础设施的建设，大量古代墓葬被成片发现，海量的文物也密集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作为参与这些考古发掘工作的主要机构，利用“片区制”和“考古图录”的新理念，以全新的体例和分类方法，将这些墓葬中新发掘出土的铜镜资料梳理整合集结为《家常贵富：咸阳原新出土铜镜撷珍》（以下简称《家常贵富》）出版，为铜镜研究界提供了一份很好的学术资料。笔者不揣浅陋，愿将一点粗浅读后心得与同好分享，敬请批评指正。

粗览全书，本书有如下三个特点：

新资料

全书共收录新出土铜镜203面，从收录内容来说，体现了三个集中：首先，这批铜镜出土时间非常集中，大多数集中于2020年至2022年间，而该书出版于2023年10月，可见研究者整理资料之迅速，出版公布之高效。书中绝大多数铜镜均为首次公布，在许多考古简报、报告尚未发表之前，能够如此高效快速地将独立成类的文物进行汇集出版，对推动专门类别文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时效价值。其次，这批铜镜自身的时间非常集中，其中4面为战国-秦时期铜镜，109面为西汉时期铜镜，6面为新莽时期铜镜，49面为东汉时期铜镜，20面为隋唐时期铜镜，3面为唐以后铜镜。可以看出，书中铜镜主要集中于两汉时期（共158面），为长安周边地区两汉铜镜体系的丰富与细分提供了条件。最后，这批铜镜出土地点非常集中，都出土于“咸阳原东部区域”。甚至可以说主要集中于泾阳大堡子（90面）、成任岳家（26面）、龚东（19面）等几个墓地，为开展相关学术探讨提供了可能，比如泾阳大堡子墓地，墓葬的主要时代为西汉早中期，但在其墓葬中出土了包括四山镜、三弦钮素镜、伏兽钮羽状纹镜等带有明显战国晚期楚风格的铜镜，这批墓葬的主人究竟何来，他们与长安的关系等问题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除了上述三个集中外，本书在新资料公布的翔实性上也值得称道，正如书中自况，编辑图录“考古不能缺位”，除了一般图录通常著录的命名、尺寸、出土时间、形制与纹饰外，本书还为每一件铜镜著录了出土单位、墓葬形制、共存器物、墓葬年代等重要信息，为每一面铜镜保留了完整的身份证与信息链，此举无疑对未来学界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新理念

与以往的博物馆文物研究类图录不同，《家常贵富》编著团队在撰写之初就秉持了考古的理念，令笔者感受深刻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考古发掘的“片区制”理念，由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日益增多，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以“整合优势资源、强化区域研究、提升课题意识、加快资料整理”为核心理念，开创了基本建设考古“片区制”模式，在西安及周边组建了以汉、唐长安城为中心的基建考古四大片区，使得“考古资料整理和积累较易形成区域性、阶段性成果”。正是这样的考古工作组织形式，催生了新的资料积累模式，使原来零散于各个考古队的资料实现了区域性的整合，当一些原本看似彼此没有关系的内容，被放在更大地理范围、更长时空跨度内审视时，呈现出了规律化、结构化的端倪，由此引发了这样的创新。二是考古学术图录的理念，考古学术图录就是将因“片区制”而实现区域富集的考古资料分门别类、去粗取精，以学术图录的高效方式加以出版公布，一来发挥了考古成果的社会效益，二来也将促进相关考古资料的深入研究，为后期考古报告的编写提供更多参考。

新方法

作为一本铜镜方面的专项图录，《家常贵富》一书最大的方法创新在于将考古学中地层叠压、打破的地层学思想与青铜器研究中主纹、地纹区分研究的方法相结合并运用到铜镜研究的分类与命名中，从而将全书203面铜镜依照纹饰关系分为独立类、叠压类、叠压并合类与并合类四大类。而这四大类分类的基础是镜背整体纹饰中不同图案之间的组合方式。

具体而言，独立类，是指“镜背纹饰由同一类图像构成（包括无纹饰），基本不见不同图像间的‘上下叠压’或‘平面并合’关系的铜镜”。全书共收录15面此类铜镜，主要包括素镜、弦纹镜、羽状纹镜等。

叠压类，是指“镜背纹饰由两类或多类图像构成，且存在上下叠压关系的铜镜。这类铜镜的纹饰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主纹’和‘地纹’之分”。全书共收录13面此类铜镜，主要为圆涡地纹镜、蟠魑地纹镜、云雷地纹镜等。

叠压并合类，是指“镜背纹样由两类或多类图像构成，同时存在上下叠压和平面并合关系的铜镜”。全书共收录12面，主要为四乳圈带草叶纹镜、羽状地“山”字纹镜、云雷地蟠螭纹镜等。

并合类，是指“镜背纹饰由两类或多类图像构成，且存在平面并和关系的铜镜”。此类铜镜是书中的大宗，共收录163面，主要为蟠螭纹镜、连弧纹镜、连弧缘镜、博局纹镜、人物纹镜、鸟兽纹镜等。

书中采取上述分类新方法的背后，还有更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通过分类和对这些分类铜镜时代的汇总，编写团队指出了一条咸阳原上铜镜纹饰发展的脉络，即由“独立类→叠压类、叠压并合类→并合类→独立类”的演变规律。笔者浅见，这一规律的揭示至少对以往从文物学出发的铜镜纹饰研究提出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是中国古代铜镜纹饰的演变有没有基本规律？如果有，这一规律是什么？如果没有，又是为什么？从《宣和博古图》专门为铜镜单列一类开展著录以来，铜镜的著录与研究已经走过了近千年的时间，自清代晚期金石学家钱坫撰铜镜专项著录《浣花拜石轩镜铭集录》以来，也已走过了二百年。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大量的科学考古发掘资料公布，一大批铜镜研究的专著与专论问世，关于中国古代铜镜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各个时期铜镜纹饰的基本情况已经广为学术界所了解与承认，但对于中国古代铜镜纹饰演变的基本规律为何？则至今尚未见到有深入的讨论。《家常贵富》一书仅据咸阳原上二百余面铜镜提出的铜镜纹饰发展规律固然有其粗略的地方，但却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古代铜镜纹饰演变有没有一以贯之的规律？

二是书中在涉及叠压类和叠压并合类纹饰铜镜的时候吸收了传统铜器研究中区分主纹与地纹的方式，这其实提示我们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即不同的历史时期，铜镜装饰艺术与其他艺术装饰类别之间是怎样的互动关系？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铜镜在纹饰上与同时期的铜器纹饰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换句话说，春秋战国时期铜镜的纹饰设计是否是从属于铜器制作的？又如，汉代以后大量的铜器是素面的，但铜镜装饰却日益丰富华丽，其与铜器之间的纹饰同构关系消失了，这背后反映的是什么问题等。

虽然仅从本书来看，由于受到资料范围、成书时间等方面条件的限制，书中还存在一些没有说透的问题，比如同为独立类纹饰，战国的羽状纹镜（见该书第10页）与唐代的“千秋万岁”铭镜、明清的“命长富贵”铭镜（见该书第15页）显然并没有明显的一致性，用同一种类型对其进行概括时，难免出现难以兼容或者难以解释的情况。这说明关于这种全新的分类方法也存在更进一步细化，或者考虑适用范围的问题。但总体而言，《家常贵富》一书是一本资料翔实、思路清晰、方法新颖的铜镜研究著作，对学界今后开展铜镜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历史博物馆）

《家常贵富：咸阳原新出土铜镜撷珍》

编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出版社：西安地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