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高一涵为主任委员，张维、张大千、王子云、郑西谷、张庚由、窦景椿、常书鸿等7人为委员，随即在莫高窟中寺开展工作。翌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内设考古和总务二组，分别从事研究与保管工作，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1948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编辑出版《敦煌莫高窟志略》一书，篇幅虽短却言简意赅地回顾总结了莫高窟收归国有后5年来的主要保护研究成果，堪称莫高窟保护史上的首张“成绩单”。

《敦煌莫高窟志略》开篇简单交待莫高窟沿革与现状后，直接就晒出莫高窟保护管理方面实打实的“干货”。首先是摸清洞窟家底，此前伯希和为莫高窟洞窟编号171个、张大千编号309个，经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历年来对于洞窟清理整顿，“发现新洞窟甚多，据最近整理编号结果，现有绘塑之洞窟计大小四六七个，全部洞窟南北迤逦一六一八公尺”。其次是修缮文物，从1946年开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逐年修理洞窟前后计三百二十余，并添增桥廊，备置窟门”。再次是改善工作生活条件，“在下寺侧新辟美术馆一座，其中包括图书馆及画室各一，附近并添筑研究人员之住宅用以改进同人之生活”。第四是优化参观环境，各洞窟新编号码，“系根据参观路线自北至南自下至上，栉比排列者，每窟号中并附有张大千及伯希和二氏之号码用资对照。”并且逐窟设置说明牌，“使每一洞窟之内容及有关题记历史材料据吾人所知者尽量供应，用备游人之参考”。

《敦煌莫高窟志略》重点浓缩了莫高窟洞窟形制及壁画研究阶段性成果的精华。首先指出“石室修凿型式六朝唐宋均有其不同之特点”。两魏和隋代洞窟多采取家堂式样，“石窟进口多做模仿当时房屋建筑之人字披，两侧并附有中国建筑史上历代最久之木汁拱；更进为龛柱，四方均有造像，内壁且亦有修凿神龛者。”唐代洞窟大抵作方形，“无人字披及龛柱，窟顶（即藻井）作倒置之矩形，上饰以几何形之图案；四壁多为经变或千佛。”五代宋初洞窟佛龛在洞窟之正中，“两首并作屏风，藻井上多所团龙。”宋元窟式大抵相同。其次强调“石室壁画塑像内容亦因时代之不同而变迁”，结合5年来的研究，分别论述了唐以前、唐、五代、宋元时期莫高窟壁画塑像之艺术风格。如唐代以前作品多属犍陀罗式样，体现了东西文化交流时期的显著特征；宋元时期藻井图案亦有可取之处。对于最具代表性的唐代壁画塑像之艺术成就更从美术史角度进行了精准提炼：“唐代修文经武，文化意态形式素极发达，在莫高窟壁画中所见，已显露中华民族高级之教化。其表现於大幅经变中之艺术无论在构图设色用笔方面已达最高艺术之峰峦。即在透视光暗及人体比例诸端，亦极臻现代写实之规范。至于线条之重厚、勾勒之灵活、色彩之富丽、形态之丰满有力，尤可於唐代优秀塑像中见之。其作品中写实逼真之程度尤非莫高窟其他各时代洞窟所可比拟。”《敦煌莫高窟志略》中，还将洞窟壁画题材分为故事画、佛像画、经变画三类，其突出价值在于“穿插於经变及故事画中人物画像往往仍带各时代本来之服饰礼制风俗人情，此种不见於史乘之中国古代服制礼俗，在巡礼参观时尤增进吾人研究鉴赏之价值。”

《敦煌莫高窟志略》同时总结提炼了莫高窟洞窟分期断代的“秘籍”。“各时代营建之洞窟，因起建时并无计划，故时代互相颠倒，分配情形极为乱杂……往往有一窟经魏隋唐宋五代继续重涂者。但仔细分析，各时代洞窟之修建似仍有其发展路线可循。大抵早期魏窟多修凿于离地面丈余之高层，按地位分最古洞窟似又在今日古汉桥之左近，该处同时又为全部洞窟之中心，大抵历年发展，均沿此中心，上下南北四方发展。宋元洞窟均处於南北二端，魏隋唐窟则由南北筑於中央。”据此，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于莫高窟历代洞窟营建数量做出了相对精确的统计，包括魏窟23个、隋窟94个、唐窟198个、五代窟31个、宋及西夏窟100个、元窟9个、清窟2个。

值得一提的是，《敦煌莫高窟志略》正文之后还附有千分之一比例尺的莫高窟立面测绘图，而且全书中英文对照，体现了莫高窟保护事业拓荒者的科学严谨态度与国际视野。以今日眼光回眸，《敦煌莫高窟志略》这本十几页的小册子虽以志书冠名，实则集工作总结、成果汇报和参观指南于一体，用数据和成果说话，一册在手，莫高窟的前世今生、文化底蕴、历史与艺术价值尽收眼底，堪称“大家小书”典范，亦可视为最早的敦煌学入门级普及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