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物定级的准确性与定级专家对文物信息的掌握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定级就是依据文物信息确认文物价值的过程。按照理想状态，摆到定级专家面前的待定级文物的信息应当是完备且准确的，但是，现实远达不到这种理想状态，不少待定级文物的信息往往残缺不全或语焉不详，单凭仅有的信息甚至无法确定文物的真伪。本来，待定级文物首先应当保证是真文物，对真伪的考证不是定级专家要承担的主要工作，但不少时候，定级专家不得不首先解决真伪问题，对真伪的判断甚至成为定级专家遇到的最大难题。这种情况下，除了从材质、形制等文物基本要素入手进行判断以外，有关文物的既有信息就成了判断的基本依据，信息也就成了影响文物定级的关键因素。

面对信息残缺不全的革命文物，被鉴定方往往采取临时补充的方式来说明文物的来源及价值等，但是，这类临时性补充的信息往往存在错讹。在这种情况下，收藏单位记载文物信息的“老账本”就成为定级专家青睐的信息载体。笔者在定级实践中发现，“老账本”有优点亦有不足，不能将“老账本”作为一锤定音的依据，应当辩证认识“老账本”在革命文物定级实践中的作用。

所谓“老账本”，是指收藏单位在征集和收藏文物时形成的原始记录，大部分是在收藏单位使用电子信息手段记载文物信息之前的纸质形态，大约形成于从新中国成立到二十世纪初。21世纪以来，很多收藏单位开始使用电子手段登记文物信息，一些收藏单位将原纸质本上的信息转化为电子信息，对于新征集的文物也从初始环节就采用电子信息登记，“老账本”遂退出历史舞台。管理规范的收藏单位将其妥善保存；有的干脆将其销毁，或因疏于管理而不知所踪；也有收藏单位尚未将“老账本”的信息转为电子信息。这种情况下，“老账本”就成为了解文物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

对于呈现文物信息而言，“老账本”的确有其独特优点：一是具有相对原始性，相关信息往往是随着文物进入收藏单位伊始就载入账本。二是相对真实性，由于相关信息是文物征集或收藏的当事人直接提供的，只要没有造假的主观故意，就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多次流转而导致的信息错讹。三是相对权威性，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提供的信息要比他人的间接考证更为权威。当然，这些优点都是相对的。

“老账本”被视为了解文物信息的可靠文本，除了上述优点以外，还与两种观念有关：一是认为“那个年代”的人工作严谨扎实，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所撰写的信息是客观真实的；二是认为“那个年代”的人未受商品经济的熏染，文物工作不掺杂其他功利性因素，不会造假。在这两种观念的支配下，仿佛“老账本”所记录的信息就是完全真实的，完全不存在错讹，可以作为判断文物真假和价值的权威依据。然而，实践证明，事实远比这种想象和假设复杂得多，“老账本”良莠不齐，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很多“老账本”记载的信息并不完备。“老账本”是时代的产物，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过去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加上人们对文物的认识也存在局限性，有的“老账本”材质极为简陋，只记录了文物名称等基本信息，而对于文物的年代、数量、质地、尺寸、来源、价值等基本要素缺乏必要的记载，这就造成“老账本”无法作为有效信息的提供者。如果“老账本”本身未记录对于判断革命文物价值至关重要的年代和来源等关键信息，则不能只凭某件革命文物被“老账本”收录在册，就天然地对其产生无条件的信任。比如，一件被称作地下交通员穿过的棉袄，“老账本”上只在名称栏记有“交通员穿过的棉袄”的字样，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信息。这种情况下，必须追问年代和来源两个关键信息，否则，就无法确凿判定它究竟是何年代的，究竟是不是交通员穿过的，究竟是不是用于革命活动，缺少了年代这个信息，即使属于革命文物，也无法判断究竟是哪个革命时期的物件，进而无法精准评价其价值，从而无法科学定级。

第二，很多“老账本”记载的信息与革命文物真伪和价值之间未必能建立起直接确凿的逻辑关系。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留下了不计其数的革命文物，成为革命文物征集的富矿。革命文物征集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不计其数乃至纷繁复杂的征集过程中，难说每一件革命文物都是紧扣革命属性、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征集而来的。定级实践中经常碰到大量刀枪炮等武器，收藏单位往往将其陈述为革命文物。其实，在没有充分信息支持的前提下，无法判断这些武器是否参与了中国革命，不能只凭它们是武器就断定它们属于革命文物。比如，对于一支老式土枪，“老账本”记录的来源是“在XX村征集”，单凭这个信息就无法判断这支土枪是否属于革命文物。因为土枪虽然是村里征集来的，但是，村里征集而来与文物是否具有革命属性之间不构成直接因果关系。这支土枪可能是被村里老百姓用来看家护院或狩猎打鸟的，“村里征集而来”这个信息是无法坐实其革命属性的。这种情况在定级实践中屡见不鲜，不能只凭某件文物上了“老账本”，或者在老账本上有个别信息，就对其深信不疑。

第三，很多“老账本”未必能客观反映革命文物的实际情况。即使“老账本”记录者从主观上秉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旨在如实记录文物的信息，但记录者可能受到各种条件限制，如果不能对文物信息进行再考证，就只能凭他所接触到的信息形成记录，而他所接触到的信息未必能客观反映革命文物的实际情况。比如，商品经济勃兴以来，革命文物的经济价值日渐被关注。革命文物征集过程中不免掺杂进经济因素，且不论购买这种直接与经济因素有关的征集方式，就是接受捐赠这种看上去与经济因素关系不大的征集方式，也可能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即使在“老账本”上有关革命文物的各项信息都完备的情况下，依然要对“老账本”上的信息做进一步的考察，首先确保革命文物的革命性和文物性两大基本要素不存在任何问题。

总之，较之于后补的口述或书面证明，具有原始色彩的“老账本”在阐明革命文物的真伪和价值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但是，应当认识到，“老账本”亦存在各种各样的局限性，对其不能无条件的迷信，不能天然地将其作为判断革命文物真伪和价值的绝对标准，而是应当辩证认识和科学评估它在革命文物定级中的作用。一言以蔽之，“老账本”可以作为革命文物定级的重要参考，但不能作为唯一的、权威的依据。在革命文物定级参考的因素中，“老账本”只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革命文物定级必须全面考量更多的因素。当然，那是另一个更为复杂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