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村庄，还是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城市，我们都生活在人工环境里。除了一些飞翔的鸟儿，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什么野生动物了。甚至有些驯化的动物也生活在专门的养殖场，为了能更为高效地提供肉食而机械般地不断进食。食物都在超市的货架上，甚至在手机里，我们似乎忘记了它们都需要阳光和雨露，都有野生祖先。我们似乎也产生了幻觉，人类可以无所不能，但只有一切人为的幻象消失，比如疾驰的汽车飞速撞来，或漂流到荒岛、或迷失在山林，我们才会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血肉之躯，都是碳基的芸芸众生，才会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生存的真谛。
生存不仅是文明的第一需要（刘慈欣语），也是任何生物的第一需要，所有的改变都与之息息相关。哺乳动物在中生代大灭绝中逃过一劫，而高度特化的恐龙永远消失了，只能用化石诉说着往昔的繁盛。我们的哺乳动物祖先在恐龙时代卑微生活着，随时都会沦为凶猛动物的口中餐。它们只能占据边缘的生态位，发展出低能耗的适应方式，不需要在广阔的空间里大量获取食物来供养庞大的身躯。恐龙绝灭后，哺乳动物迎来了黄金时代，以适应辐射的方式填补了大灭绝造成的生态位真空，灵长类也从小型食虫类演化出猴类，再分化出猿类。板块运动导致东非大裂谷形成，出现了雨影区，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合力之下，东非森林急剧萎缩。处于边缘地带的一些树栖古猿不得不下地觅食。然而，它们面对的是在疏林草原早已高度进化的掠食动物，这些远房亲戚各有各的神通：有的体型巨大，有的奔跑飞快，有的极其凶猛，有的拉帮结派。它们占地为王，均有自己的生态位，根本就没给古猿留下任何可资利用的空间。古人类面临着他们哺乳类祖先在中生代曾经直面的问题，需要学会在边缘地带生存。他们需要寻找和开拓自己独特的生态位，否则只能自生自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食物无非两种，动物与植物；组织也无非两种，合作与单干。人类的祖先最终选择了合作获取肉食为主导的生存策略。合作的优势是巨大的，他们弱小的身躯需要抱团取暖和对抗猛兽，以食物分享的方式维持整个群体的生存，这也是灵长类祖先长期进化的结果。有些南方古猿选择了植食为主，不断进食，靠强大的咬合力和肠胃消化草叶与种子，南非这类南猿发展到傍人后在一百多万年前绝灭了。而他们的表亲则选择了肉食，这就需要与食肉动物抢夺食物，还要面对被蹄子踩踏的风险。与豺狼虎豹夺食谈何容易！他们只能捡食腐肉，从狮子、猎豹、鬣狗和秃鹫的牙缝里抢夺点食物。他们共患难、同进退，用棍棒和石块驱赶竞争对手。也许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石头碰石头产生了边缘锋利的石片和石块。他们意识到，石片可以用来割下肌腱，石块可以把骨头砸碎。骨髓这种深藏在骨头中的高蛋白简直太完美，是古人类寻找已久的生态位，有坚硬的骨骼保护着，除了鬣狗这种咬合力极强的动物外很难被打开。肉食资源的利用与社会合作促进了大脑发育，纤细南猿最后发展为人属，石器成为人类最古老的物质文化和人猿分野的标志之一。
人类借助技术创新和文化传承，突破了地理与生态的限制，走出了非洲。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伴随着扩张与收缩、前进与回流，当然还有局地绝灭。直立人成为第一个成功突破纬度限制的人种，足迹遍布欧亚非大陆。用火技术与更为高效的石器技术帮助他们开疆拓土，从热带雨林到黄土沟壑都留下了人类生活的遗存。智人在演化过程中，认知能力得到飞跃发展，社会组织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集中体现在艺术品的创作与交流上。凭借信物，人们的交流不再需要面对面。随着“人不在、信犹在”交往的进行，相聚地点也慢慢具有了圣所的含义，特定的山川地貌成为传说与神话的组成部分。一万年后，现代人的疆域得到了进一步扩展，通过航行抵达了与世隔绝的澳洲大陆和太平洋岛屿，克服稀薄的空气在世界屋脊定居下来，还有跨过白令陆桥进入美洲。冰河时代结束之时，人口的增长和扩散对其他物种造成了深远影响，很多大型动物在地球上消失，自然资源快速萎缩。人们不得不提升技术，以便更高效地获取食物，他们制造出更为精致的狩猎工具，可以长途跋涉追逐猎物。猛犸象没了去打野牛，野牛没了去打鹿，鹿没了去抓兔子，兔子没了就只能去捕鱼和吃植物种子了。这是人类在经历百万年狩猎采集后不得不面对的结果——消费降级。他们不得不将更多以前不屑一顾的食物纳入自己的食谱，不得不开发其他技术来提取其中的营养。比如，他们需要淘洗去除橡子粉中的单宁酸，需要碾磨石器去除种皮或加工薯蓣，需要陶器来炊煮贝类和粥糜。攫取经济难以为继，生产经济慢慢成为时代主题，农业就此诞生，觅食转变为农耕与畜牧。人类不得不放弃自由自在的采集经济，转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定居生活。这种农耕生活非常辛苦，不但收成难料，而且供应滞后，饥肠辘辘是家常便饭。由此可见，农业起源绝非狩猎采集者的衷心向往，也根本算不上什么革命。
除了水生资源富集地区的美食策略，农业成为人类在面对生存危机时开发的生态位，是某些狩猎采集群采取的生存策略之一。由于某些栽培植物的稳定回报，使得他们最终从山麓走到大河河谷与冲积平原。人们依靠勤劳的双手将泥沼转变为耕地，将蛮荒改造成农田。这是生态位建构的过程，大河地带开始布满人类的聚落，包括长江和黄河、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和印度河，还包括密西西比河以及落基山和安第斯山系的各条河流。随着农业产量的提高和剩余物品的积累，村落社会中出现了社会复杂化的迹象，部落开始走向酋邦，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治理方式。有的社会侧重集体团结，有的则倚重个人权威。个体与神灵之间的纽带被一些富人切断，仪式和祭祀被某些家族垄断，他们转变成最早的权贵。酋邦是史前时代晚期较为普遍的社会组织形态，信奉上帝的神权统治也成为成本最低的文明形态。然而，面对天灾人祸等一系列不可预料的事件，强调君权神授的首领会将资源和人力投入到毫无回报的纪念碑生产之中，比如大型的土墩、庙宇和陵墓，还有耗资巨大的祭祀仪式。当祈祷的神灵无法满足现实需求，首领通灵的反复失效必然会导致信仰的疲劳和崩溃，引发底层群众对权贵阶层的失望和颠覆。国家社会更侧重解决实际问题，通过调整社会关系来保证食物生产和其他方面的平衡。他们用修筑城墙来抵御外敌入侵，用治水来抵御旱涝，用行政手段来纾解社会矛盾。国家不再是亲缘关系的纽带和显贵家族的独揽，而成为包含不同文化、语言、信仰的共同体。与农业起源一样，文明起源也有各种不同的假说，但都可以理解为面对人口增长和资源短缺而做出的第二次选择。
地球就是一个大舞台，在日升月落、斗转星移中见证了物种的兴衰、人类的诞生、文明的更替。人类记载的历史是我们了解过去的主要途径，但是没有文字的史前史则占据了人类史99%以上的时间。狩猎采集作为最久远、最自然的生计方式筑成了人类深厚历史的基础。人类的史前史上承生物演化的漫长历程，后继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工业革命的现代文明。人类用自身创造的文化摆脱了动物单凭肌体适应环境的宿命，并产生了自我意识。人们认识到，只有合作才能生存，只有通过技术创新和社会重组才能解决不断遇到的新问题。他们从森林走向旷野，从旷野走向乡村，再从乡村走向城市，构成了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三部曲。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仍然面临各种挑战，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依然会用最原始的办法解决，即，从小规模的暴力冲突演变成国家之间的战争，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如果说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中有什么经验或教训，应该就是要不断开拓生态位，用智慧与创造力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同时保证可持续发展，不至于走向崩溃或绝灭。现代化和全球化是目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旋律。只有铸造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只有通过文明的互鉴，人类社会才能走向更为美好的明天！
［本文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形成与发展研究”（一期）（项目编号：2022YFF0903500）资助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科技考古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