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陵是汉高祖刘邦和他的皇后吕雉的陵园，位于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三义村，二陵依据位置分别被称为东皇陵、西皇陵。整个陵园平面呈南北走向的长方形，四面均有夯筑垣墙，其中西墙、北墙现在还有保留，东墙、南墙地面无存。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长陵和其周围陪葬墓作了实地勘察，发现了一批文字瓦当，这批瓦当对长陵以及咸阳塬上诸汉陵位置的确定有重要的指示作用，但对其具体的建筑归属目前仍有争议，下文对其中一些瓦当作以介绍和分析。

出土文字瓦当介绍

长陵西当（图1） 1981年出土于长陵陵园西墙下，在陪葬区西边亦发现数枚。据出土位置推测，应为陵内西寝园建筑用瓦。瓦当质地为泥质灰陶。当面为圆形，直径18.5厘米，边轮较宽，轮内装饰有一周单线弦纹。当心为一凸起的圆形乳钉，乳钉外装饰有一周连珠纹，连珠为12个，连珠纹外为一周单线弦纹。双线十字栏界将当面分为四区，每一区内用阳文篆书一字，文字内容为“长陵西当”，字形依当面空间适当变形，尽可能与瓦当弧形边轮走势吻合。当背有手指纹及粗绳纹，应是当时修整、粘结瓦筒时留下的痕迹。

长陵东当（图2） 1980年出土于长陵陵园以东陪葬区西侧的汉代建筑遗址中。质地为泥质灰陶，当面圆形，直径15厘米，其装饰和当面布局与“长陵西当”相同，连珠为16个。扇形区域内篆书阳文“长陵东当”，篆文内折外圆，字体遒劲，其中“當”为笔画省减。

长陵西神（图3） 1976年出土于长陵北边。泥质灰陶，当面为圆形，直径14.4厘米。当面构图与“长陵西当”相同，亦为12连珠纹。扇形区域内篆书阳文“长陵西神”，相较于前两品瓦当，字体更加圆润，笔画更加紧凑。该瓦当保存较好，在汉瓦当中极为少见。与此同出的还有“长陵东瓽”。西汉时期，将供奉的帝陵的主人称为“神主”。陈直先生认为长陵东神为高祖，西神为吕后。

齐一宫当（图4） 长陵第21号陪葬墓周围采集。泥质灰陶，当面为圆形，直径15厘米。边轮较窄，轮内一周单弦纹，当心饰有一大圆乳钉，乳钉外是一圈单弦纹，双线十字栏界将内外弦纹之间的空间分为四个扇形区域，每个区域内各一阳文篆体字，篆书内容为“齐一宫当”，字体布局和笔画走势与扇形轮廓高度贴合，依圆就势，笔画方折拙简。

齐园宫当（图5） 长陵第21号陪葬墓周围采集。质地和当面布局基本上与“齐一宫当”相同。当面直径15.5厘米。阳文篆书“齐园宫当”。瓦当残缺。

“齐园”瓦当（图6） 长陵第21号陪葬墓周围采集。瓦当残缺严重，残件质地为灰陶，圆形，当面直径15.5厘米，轮内装饰有一周双线弦纹。内弦纹里上下排列模印篆书阳文。从残件上的文字痕迹和出土的其他同类瓦当可知，文字内容为“齐园”。

出土文字瓦当归属刍议

《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集解引《关中记》中记载：“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诸陵皆如此。”西汉帝、后陵都有垣墙，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帝、后位于一个陵园内，陵园平面呈长方形，陵园内设置陪葬坑和寝园等建筑。另一种是帝、后各处一个陵园，陵园平面基本上呈正方形，陵墓基本位于陵园的中部，寝园位于陵园外西北或东南部，陪葬坑区位于陵园外面，长陵属于前者。与一般帝、后陵封土规模中皇帝规模大，皇后规模小的模式不同，高祖与吕后陵墓封土规模基本相同，这是由吕后的历史功绩和特殊政治地位决定的。这种不同寻常的封土规模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帝陵、后陵的辨别难度，进而也造成了出土文字瓦当的建筑归属有了争议。

部分学者依据《长安志》卷十三引《关中记》“长陵城有南、北、西三面，东面无城。陪葬者皆在东，徙关东大族万家以为陵邑。长陵令秩禄千锺，诸陵皆六（百）石。吕后陵在高祖陵东”的记载，认为东边的是吕后陵，西边的是高祖陵。因而认为“长陵东当”“长陵东神”瓦当为吕后寝园用瓦，长陵西当、长陵西神为高祖寝园用瓦。但此说法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一是考古工作者在调查中发现东皇陵封土保存相对较好，周围陪葬坑比较密集，且东墓道正对陵园的东门阙，而西皇陵封土东面塌陷很深，明显是破坏后的痕迹，周围几乎未发现陪葬坑，墓道也没有正对东阙门。刘邦作为汉朝开国皇帝，后继者不可能在其死后不对其厚葬。《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西汉末年，赤眉军进入长安后，“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侮辱吕后尸”，从文献记载中可以推出，吕后陵在当时遭到了较大的破坏。现今西皇陵的破坏程度明显大于东皇陵。再者，《汉旧仪》记载前汉诸帝寿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已营陵，余地为西园后陵，余地为婕妤以下，次赐亲属功臣。”从中可以看出，规划营建帝陵时，首先考虑的是帝陵，然后才是后陵以及其他。后陵在帝陵的西边，称为“西园”，相应的帝陵被称为“东园”。最后，刘邦父亲的万年陵，夫妇共处一个陵园，刘邦之父陵墓位于陵园的中部偏东，其妻子的陵墓位于陵园西北方。刘邦的儿子——惠帝安陵，帝、后共处一个陵园，惠帝陵墓位于陵园的东南部，张皇后陵位于安陵的西北方。从中可以看出，西汉初期，帝陵的基本模式为帝、后共同一个陵园，帝东后西。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更倾向于东皇陵为刘邦陵墓，西皇陵为吕后陵墓，“长陵东当”“长陵东瓽”为刘邦陵寝用瓦，“长陵西当”“长陵西神”为吕后陵寝用瓦。

长陵陪葬墓出土的“齐一宫当”“齐园”“齐园宫当”瓦当，是长陵陪葬者墓地的园邑用瓦。长陵陪葬者多为达官显贵和皇亲国戚，正所谓“长陵高阙此安刘，附葬垒垒尽列侯”。关于这批瓦当的主人是谁颇有争议。陈直先生在《关中秦汉陶录》中认为是汉武帝子齐王刘闵墓上建筑用瓦。高祖长陵与武帝茂陵，一个在东边，一个在最西边，两陵相距约70公里，刘闵是汉武帝的第二子，即使陪葬也是在武帝茂陵陪葬区，而不是长陵陪葬区。

咸阳市考古研究所的同志在《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中的观点是此瓦是高官显贵墓上祠堂用瓦。其理由是古代“斋”“齐”相同，皇帝陵庙附近建有“斋宫”，那么高官显宦的墓地中也必建有性质相同的“斋室”或“斋堂”。斋室与墓上祠堂是相互依存的祭祀性建筑，因而“斋祠”或“食斋祠”就成了墓上祠堂的别称。首先，汉代在皇陵附近建庙始于惠帝为“月游衣冠道”修筑复道和维护宗庙制度及皇帝尊严而在高祖长陵附近营建的“原庙”。但此时的“原庙”并不是真正“陵旁立庙”的开始，其后的惠帝庙、文帝的顾成庙都不在“陵旁”。陵旁立庙的制度应该始于景帝年间，景帝前元元年（前156）在文帝霸陵营造陵庙，景帝中元四年（前146）又在阳陵修建了德阳宫，即阳陵陵庙。陪葬者在墓周围设置祠堂等祭祀建筑的时间肯定在皇帝之后，由此推知，当时达官显贵墓周围不大可能设置祠堂等祭祀建筑，斋舍更谈不上。至于诸侯王与列侯的墓前筑“祠”应在景帝时期，《汉书·景帝纪》记载：“二年（前148）春二月，令诸侯王薨……遣光禄大夫吊襚祠赗，视丧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吊祠，视丧事，因立嗣。”从文献记载来看，西汉中期以后官吏墓地营建祠堂的现象才比较普遍。因此，在汉初，高祖长陵陪葬墓附近不大可能出现与祠堂相关的“斋宫”等建筑用瓦。再者，汉代的斋宿场所，除了宗庙等祭祀场所外，皇宫和官员的府宅都有专门的斋所。《田延年传》记载，延年因贪污获罪，恐受辱于狱卒，“即闭合独居齐舍，偏袒持刀东西步。数日，使者诏延年诣廷尉。闻鼓声，自刎死，国除。”颜师古注：“齐，读曰斋。”所以“齐舍”即官员家居斋戒的“斋舍”。

那么这组“齐”字瓦当的主人到底是谁，笔者更倾向于王丕忠先生的观点——刘肥之母曹夫人和刘肥子刘章。《史记·高祖本纪第八》记载：海内初定，刘邦分封八子为王，“六年（前201）……子肥（刘肥）为齐王，王七十馀城，民能齐言者皆属齐。”刘肥之母为曹氏，世称曹夫人。《汉书·高五王传第八》记载：“……齐倬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时外妇也。”刘肥是高祖的长庶子，没有王位的继承权，兴许是怜悯或愧疚之情，刘邦在分封同姓诸侯王的时候，将刘肥封到地理形势仅次于关中的齐地。太史公曰：“诸侯大国无过于齐悼惠王。”母凭子贵，曹氏的地位必然也因此上升。汉惠帝六年（前189），刘肥去世，葬于齐地，其子襄即位，是为齐哀王。刘肥之子刘章，被封为朱虚侯，吕后死后，吕禄、吕产在关中叛乱，刘章“首先斩吕产，于是太尉勃乃得尽诛诸吕”。刘章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合谋，诛灭吕氏，拥立文帝，在稳定西汉政权方面立了大功。曹夫人是刘肥生母，史书上对曹氏生卒及葬处没有记载，那么她陪葬长陵也不是不可能的。刘章在长安有职务和官邸，史书对其葬于何处，也没有记载，其陪葬长陵也有可能。以上是笔者对长陵出土瓦当归处的探讨，其明确归属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