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崇玉，自古有之。温润通灵的美玉，一直就是人们倾心的材质。2004年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的横空出世，由此揭开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芮国的神秘面纱，考古勘探出1300多座墓葬中仅发掘了69座即出土金、玉、铜器等各类文物2万余件（组），琳琅满目，异彩独具，是2800年前姬姓芮国王室多姿多彩的政治、宗教、礼仪、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的真实写照，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尤其是在该墓地M26芮姜墓中不仅出土象征墓主身份地位的青铜礼器五鼎四簋和距今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玉猪龙，还发现9组大型组玉佩，共计1751件（颗），玉质上乘，纹饰优美娴熟，雕琢技艺高超，文化内涵丰富，是我国先秦时期的艺术瑰宝。

多年来，从芮国墓地出土文物、历史文献记载以及学界研究成果来看，芮姜的一生更富传奇色彩：驱逐“多宠人”的儿子芮伯万，作为芮国第一夫人掌握国家祭祀权力，在对秦国作战中起到领导作用……集“祀”与“戎”于一身的芮姜既睿智又果敢。在芮姜墓中所出玉器配置与等级虽较其丈夫芮桓公墓中玉器“礼降一级”，但芮姜墓中的玉器在精美程度方面则更胜一筹。特别是一组由546件（颗）玉器组合而成的梯形牌组玉佩，出土位置准确、关系组合清晰，具有明显的春秋早期风格，对研究周代贵族用玉制度以及为这一时期玉器断代提供了难得的考古实物依据。

该梯形牌组玉佩（图1）出土时佩戴于M26墓主芮姜颈部与胸前（图2）。以梯形牌为中心，梯形牌上端对穿9个牛鼻孔，与1件圆形玉泡、2件玉管、28颗玉珠、90件玛瑙管、31颗料珠，共152件（颗）组件互相穿联成封闭状，集束于顶部的圆形玉泡，佩带于墓主颈部；梯形牌下端对穿11个牛鼻孔，与45件玉管、88件玉龟、27颗玉珠、154件玛瑙管、15件料管、64颗料珠，共计393件（颗）组件相互连接呈放射状。复原长度100厘米。现收藏展示在韩城市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系一级文物，为芮博“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从排列看，玉器类组件与玛瑙管、料管、料珠相互间隔串联，以增加色彩的变化，充分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

此组玉佩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连接上下串饰的梯形玉牌（图3、4）。玉牌上窄下宽呈等腰梯形，高8.3、顶边宽5.4、底边宽6.1、厚0.9厘米。玉质细腻，微透明，因受沁局部有黄色斑块。整体布局合理，设计精巧。背面光素无纹。正面上部琢有繁缛的兽面纹，倒“八”字眉，眉毛极细，杏核目，双角由两条龙纹构成，脸颊部分亦琢有龙纹，该兽面方向与佩戴方向上下颠倒。中部及下部琢制十条减省龙纹，有的琢出龙目、口、鼻，还有的仅表现口、鼻，缺少龙身、龙尾。这种将龙纹分解的制作手法，则是春秋早期玉器纹饰的典型特征。

除了梯形玉牌，其他玉组件体量虽小，但其造型、纹饰、雕琢工艺等亦值得仔细品鉴。比如，色泽鲜红的玛瑙管，形制可分为竹节形和圆管形两种，在工艺上呈现出精湛的钻孔及抛光技术，其孔道还保留有细细的螺旋纹。最新研究成果表明，西周时期串饰的流行与红玛瑙珠、管的使用并非中原本身的传统，而是来自边地。特别是已知芮国部分的玛瑙珠、管直接利用天然晶洞作孔的，其生产方式与穿孔传统和蒙古戈壁地区流行的晶洞红玛瑙珠、管是一致的。这显示了中原与北方草原人群不断强化的联系，同时也说明了西周贵族的红玛瑙珠、管有一部分来自北方。

毋庸置疑，周人从草原之路抑或先秦玉石之路引入的红玛瑙珠、管，在当时被赋予“礼”的含义，与其他珍贵玉器有机搭配，构成新的礼器组合，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周人尚赤”的信仰，又以一种伦理人格化的佩戴标志而成为周人巩固统治的物质载体之一。

又如，组玉佩中颜色为浅蓝不透明且质地疏松的料管与料珠，实为早期玻璃制品，让人耳目一新。据检测分析，这类料器使用风干法制作而成，即将混合好、未经预熔的玻璃料与石英颗粒混合在一起，成型后自然风干，起助熔作用的部分盐分会迁移到表面形成结晶，然后再进行烧制，表面的助熔盐分与石英砂结合，形成光滑的表面。同时，这种料珠的间隙玻璃属于高钾玻璃组分，与已发表的西周中晚期的料珠成分接近，和该墓的时代（春秋早期）较为吻合。

众所周知，玉器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和特质，从其产生之初便与人们的审美意识以及精神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玉器中凝结了更多的人文与精神内涵。在已知的考古材料中，此类梯形牌组玉佩主要见于诸侯和大夫级墓葬中，而以前者最多，如山西天马—曲村北赵晋侯墓地多位晋侯夫人墓以及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多有出土。据山东大学李京震先生统计，目前所见考古发掘出土及传世的梯形牌组玉佩与梯形牌饰的总数约30余件（组），其中梯形牌组玉佩均出自墓葬内，少数墓中发现有单独的梯形玉牌，如M27芮桓公墓中就出土一件梯形玉牌，未有与之相连的组玉串饰。简言之，梯形牌组玉佩多见于女性墓葬中，因此这类组玉佩使用对象当以女性贵族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梯形牌组玉佩的造型结构因其上小下大，整体呈“放射状”。有鉴于此，部分学者认为这种下端排列有序、色泽搭配具有规律的珠管串饰可能是对凤鸟尾羽的模仿。“凤鸣岐山，周之兴焉”，周人对凤鸟有种特殊的情感，视之为吉祥神物。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就已出现凤鸟的形象，如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鸟鱼纹细颈壶等，其鸟纹形象可视为早期凤鸟雏形。至商王朝时期，以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凤最为精彩。西周时期，凤鸟图案被周人广泛应用于铜器、玉器等各类器物上，抑或直接用玉圆雕凤鸟，使凤鸟纹饰朝着图案化、装饰化、艺术化、程式化的方向完成了根本性的转变。

作为西周王朝分封的芮国也不例外，芮国墓地出土的很多青铜器、玉器深受周文化影响，多以凤鸟形象为纹饰图样。凤鸟纹饰不仅雕琢在平面玉器之上，还在青铜器上设计立体凤鸟纹饰，借此可展现鸟尾的全部特征。例如M27芮桓公墓中出土的青铜方壶，壶身装饰两组回首凤鸟纹（图5），鸟尾上翘，神采飞扬，极富动感。又如芮姜墓中出土的回首凤鸟玉佩（图6），整个鸟身呈回首收翅展尾状，制作者以延伸拉长鸟尾来展现此凤鸟的舒张状态，线条圆转柔丽，优美而富有韵律，充分彰显出芮国玉工高超的工艺水平。

可以说，梯形牌组玉佩下端成列分布且色泽搭配具有规律的珠管串饰是周人对凤鸟尾羽抽象化的产物，与这种“拉长版”的凤鸟尾饰以及铜器上的立体凤鸟尾羽造型如出一辙，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梯形牌组玉佩作为芮姜夫人生前实用器，因其尺寸较大，显然不是日常生活的普通佩玉，应是在祭祀、礼乐等重要场合所使用的礼仪饰品。同时，这一时期发现的梯形牌组玉佩造型虽显特殊，但其组合方式并不复杂，一种是在梯形牌饰的上下两端均系珠管，另一种则仅在梯形牌饰的下端穿系珠管，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不同的佩戴方式。

根据考古发掘的梯形牌组玉佩出土位置来看，有的作为项饰，还有肩佩及头饰等多种佩戴方式。如晋侯墓地、应国墓地出土的梯形牌组玉佩多在梯形牌饰的下端穿系较多的珠管，上端只有少量珠管，很明确不能组成颈饰，且其出土于墓主肩部附近，由此可以肯定这类组玉佩是作为肩佩使用，而非项饰。不可否认的是，M26芮姜墓出土的这件梯形牌组玉佩则是用作项饰佩戴于胸前，该组佩上端各种珠管相互串联形成封闭状，并且存在有作为总束使用的圆形玉牌，因此作为项饰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此外，少数学者认为佩于肩后以及头饰也是一种具体的使用方式。

一般来说，两周时期玉文化和礼制、道德、政治紧密相连，从而促进了佩玉的发展。梯形牌组玉佩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装饰品之一，在周代礼玉文化的影响下，制作者及使用者对玉器的选料、呈色、琢玉尤为重视，越是繁杂、装饰品越多的组玉佩，说明佩戴者等级越尊贵，所传递出的专属性越突出。

吉金组玉尽耀目，遗珍璀璨忆华年。如今，这件梯形牌组玉佩静静地陈列在韩城市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美玉灼灼，古朴华丽，以其准确的出土位置、特色的串缀组合、优美的造型纹饰、瑰丽的色彩风格、鲜明的时代气息、丰富的文化内涵，既展示着西周以来形塑中国文明灵魂的周礼周文化孕育下的芮国韵味，又诉说着悠久灿烂的黄河文明赋予韩城厚重的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