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塑是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它在博物馆、纪念馆中以其独特的语义提升公众的审美能力，强化他们的历史认知，从而实现文化认同。雕塑作为博物馆、纪念馆美育的多元途径之一，其美育向度主要集中在景观审美、记忆建构、认同塑造三方面。

作为景观的人物雕塑

走进北京鲁迅博物馆，院内五组人物雕塑作为馆内的纪念性景观，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五组人物雕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客观存在，而是博物馆叙事的参与者，它们作为无声的历史叙述者向观众传达相关信息。正如美国学者马修·波提格和、杰米·普灵顿所认为的“景观不但确定故事或作用于故事的背景，而且本身也是一种多变而重要的形象和产生故事的过程”，上述五组人物雕塑通过“鲁迅生平”这么一个叙事性题材进行空间编排组合，从而形成具有内在张力和逻辑的叙事空间。

汉白玉鲁迅半身像（图1） 此雕像位于庭院正中央，为著名雕塑大师张松鹤于1979年创作的作品，名为《寒风傲骨》。鲁迅一生留下的照片很多，但并没有他佩戴围巾的照片。但这尊半身雕像展现的是“鲁迅身着棉袍，颈系围巾，在北方冬季凛冽的寒风中倚石而立的坚毅、冷峻、深沉的形象”。有学者推测，创作者应该是以著名版画家赵延年创作的版画《鲁迅像》为原型，以表达鲁迅硬骨头的精神。

裴多菲·山多尔半身铜像（图2） 此雕像位于庭院西侧最南边，为匈牙利雕塑家维格·陶马什的作品。2003年8月27日，在裴多菲诞辰100周年之际，匈牙利共和国总理麦杰希·彼得博士为雕像揭幕。鲁迅是最早介绍裴多菲的中国人，称赞他是“为爱而歌,为国而死”的民族诗人。他的经典名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因鲁迅先生的推介而在中国家喻户晓，它曾鼓舞我们的先辈抛头颅洒热血，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半身铜像（图3） 此雕像位于裴多菲铜像的北边，为雕塑家聂承兴的作品，于2010年11月30日，在史沫特莱逝世60周年之际落成揭幕，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黄华同志生前提议而树立的。史沫特莱1928年作为记者从美国来华，1929年结识鲁迅并结下深厚友谊，称鲁迅“是我在中国若干岁月中对我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

藤野严九郎半身铜像（图4） 此雕像位于庭院西侧最北边，为日本雕塑家（日展作家）田佃功的作品。这尊雕像是由藤野的故乡——日本福井县芦原市政府赠送，以其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任教授时的照片为原型。藤野是鲁迅在仙台求医时的解剖学教授，他抛开狭隘的民族偏见，对鲁迅关照有加，这让鲁迅格外感动。鲁迅称“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鲁迅与青年》群雕（图5） 此组雕像位于庭院东侧，为我国雕塑家田世信的作品，为1996年《鲁迅生平展》中的展品。鲁迅认为青年的未来的希望，“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对青年的培养不遗余力。这组雕像以沙飞拍摄的《鲁迅与木刻青年》组照为原型，重现了鲁迅和青年们在一起的真实情景。

建构记忆的视觉图像

雕塑，是社会图景的映射，是艺术家对社会、文化以及人类命运的思考和表达。北京鲁迅博物馆院内的这五组人物雕塑，作为博物馆纪念性景观的一部分，为博物馆的公共空间增添了艺术气息的同时物化了博物馆对记忆的建构。哈拉尔德·韦尔策（Harald Welzer）在《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中提到“社会记忆是一个大我群体的全体成员的社会经验的总和。互动、文字记载、图片和空间是社会记忆的四大媒介，它们传承历史，在社会应用中构成过去”。从这一层面去看待作为纪念性景观的人物雕塑，它对记忆的建构不同于普通的史料记载，它是将平面化的信息解码转向在场性的空间营造。

北京鲁迅博物馆院内的五组人物雕塑，都是依附馆内人文历史背景而树立的，展现“俯首甘为孺子牛”“渡尽劫波兄弟在”的鲁迅精神，是博物馆基本展览“鲁迅的道路”的视觉延伸和记忆补充，给予观众情感上强烈的共鸣。以《鲁迅与青年》群雕为例，这组人物雕塑以沙飞在1936年10月8日拍摄的《鲁迅与木刻青年》组照为原型，展现鲁迅对青年的关爱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的奉献精神。1936年10月2日到8日，“全国木刻第二回流动展览会”在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鲁迅不顾家人的劝阻，在10月8日即展览的最后一天，抱病前往参观，并与木刻青年们促膝长谈，支持新兴木刻运动，而这距离鲁迅逝世仅有11天。作为中国新兴木刻之父，鲁迅不遗余力地举办木刻讲习会、木刻展览、编辑推介外国优秀版画，给在黑暗中摸索的木刻青年提供宝贵的学习机会，使其中大部分青年成长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中坚力量。这组群雕以《鲁迅与木刻青年》为原型，却又命名为《鲁迅与青年》，是因为鲁迅不仅在木刻领域给予青年们帮助与指导，还在文学领域为青年改稿、作序、介绍出书，而且当青年们同黑暗势力作斗争时，他总是坚定地同青年们站在一起，为他们奔走、呐喊，“鲁迅与青年”这个命名更具全面性，更能展现鲁迅是“青年的良师益友”的形象。学者王冬冬曾指出：“逻辑清晰的记忆往往具有典型性，它们是在事实系统中抽离出的代表性片段……雕塑对于主题中记忆片段的放大和重现，进而影射事件的整体内容，引导受众对作品进行回顾、思考和评判，并逐渐沉浸其中”。《鲁迅与青年》这组群雕便是将“鲁迅在距其离世仅有11天却仍抱病支持木刻青年”这一代表性记忆抽离出来，对这段记忆进行放大重现，为北京鲁迅博物馆这一纪念性场地注入历史情境，同时激发观众的记忆体验。

塑造认同的社会美育

雕塑作为博物馆美育的一种呈现方式，其在呈现过程中，表面上是对社会、文化以及人类命运的描述，但其深层意图则是创作者或场域管理者对社会记忆的建构和社会认同的塑造。

作为一家人物传记性博物馆，北京鲁迅博物馆主要的展现内容，是围绕着鲁迅和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人物展开。因此不少观众一进馆看到庭院西边的裴多菲、史沫特莱、藤野严九郎的人物雕塑时，会带着“为何这里会树立这几尊外国人的雕塑”的疑惑去关注欣赏它们，进而去寻求答案。观众在关注欣赏、寻求答案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完成了一次自我审美教育，从这些“凝固的记忆”中去透视历史。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曾提出“记忆之场”的概念，即场所与记忆组合在一起，以记忆的场景表现历史，例如旧址参观、纪念仪式，能够重塑群体、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博物馆的人物雕塑便是这记忆场域中的标志性符号，承载着传承记忆和塑造认同的作用。鲁迅、裴多菲、史沫特莱、藤野严九郎，在博物馆的内跨时空相遇，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最佳体现。同时，这些人物雕塑超越民族性，成为人类思想巅峰上的符号和象征。

在新时代背景下，美育从“软任务”变成了“硬指标”，愈发成为时代的刚需，博物馆、纪念馆应该积极意识到雕塑作为美育资源的重要性，并利用这一资源开展具有主体意识的美育活动，全面提升观众的审美素养、艺术素养、文化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