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博取功名的途径，“终南捷径”早已为人所熟知。但其实在唐代，除了终南山这条著名的便道可以直达皇宫外，还有一条水路也可以直通禁苑，这便是“陆浑水路”。

陆浑原是春秋时期活动在西北一带戎族的一支，名曰陆浑戎。公元前638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25年，晋兴师，“遂灭陆浑”（《左传·昭公十七年》）。西汉于其故地置陆浑县，《汉书·地理志》：“春秋迁陆浑戎于此。”这便是陆浑地名的由来。2020年，考古工作者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徐阳村陆浑戎墓葬群中又发现了一座王级大墓，进一步揭开了2600多年前陆浑戎迁徙中原的那段往事。

历史的风云几经变幻，到了唐代，隐逸之风盛行，陆浑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士大夫来此隐居，形成了足以与终南山、嵩山媲美的隐逸文化圈。

唐朝国力强盛，疆域辽阔，政治开放，社会风气昂扬向上，士人们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情远较前代强烈，这对隐逸文化造成了深刻影响。和前代相比，唐朝的隐逸群体表现出更多入世的特征，无论是李白式的由隐入仕，抑或王维式的亦隐亦仕、半隐半仕，这类“入世之隐”始终是不少的存在甚至占据主流。不同于出世之隐的超然物外，入世之隐对隐居环境必须做充分的评估，以期能够通过隐居快速地实现以退求进的目的。陆浑的地理、文化优势，使其成为唐代文人士大夫最重要的隐居地之一。

陆浑紧邻东都洛阳，居此可得地利之便。有唐一代，洛阳作为东都，和长安同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因大运河之利，洛阳同时还是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唐高宗七次移居洛阳办公。武周时期，改东都为神都，并正式迁都洛阳。开元年间，唐玄宗在长安、洛阳两地驻跸的时间几乎相当。唐玄宗认为“三秦九洛，咸曰帝京”（《幸东都制》），“帝业初启，崤函乃金汤之地；天下大定，河洛为会同之府”（《行幸东都诏》），故当时许多重大国事活动如接受万国朝贡等也多在洛阳举办。洛阳作为国都的中心地位，使其和长安一样，成为天下士子的归心所在。所以对那些想借隐居来博取功名或者以隐居来与朝廷周旋的人来说，能在朝廷眼皮子底下隐居无疑是上上之选。陆浑距洛阳不过百里，和终南山距长安路程差不多相当，且水陆交通两利，这一区位优势，使其和终南山一样，成了文人士大夫隐居之地的理想选择。

陆浑山水相映，居此能得景色之幽。山水文化和隐逸文化密不可分，魏晋以降，寄情山水差不多成了隐逸的代名词。唐代的山水诗代表人物中，如王维、孟浩然、綦勿潜、常建、裴迪、储光羲、丘为等，本身都有过或长或短的隐居经历。而王维的山水诗，可以说几乎都是在表现隐逸之志。所以，寻找一方山水佳境诗意地栖居，是文人士大夫选取隐居之地的题中之义。陆浑群山叠翠，一水中澈，境内有号称“九州之险”的三涂山（《左传·昭公四年》），有山峻水幽的九皋山，景色奇绝。宋之问有诗云：“春泉鸣大壑，皓月吐层岑”（宋之问《夜饮东亭》，东亭在南陆浑）、“源水看花入，幽林采药行”（宋之问《陆浑山庄》）。祖咏有诗：“昼眺伊川曲，岩间霁色明。浅沙平有路，流水漫无声。浴鸟沿波聚，潜鱼触钓惊。更怜春岸绿，幽意满前楹”（祖咏《陆浑水亭》）。岑参也称“陆浑山下佳可赏”（岑参《送魏升卿擢第归东都，因怀魏校书、陆浑乔潭》）。可见陆浑的景色之好。

陆浑文化圈层次高，交游广，居此可得人力鼎助。陆浑文化圈是当时最顶级的文化圈之一。特别是从唐高宗建都洛阳到安史之乱前的上百年间，这里可以说是众星闪耀，群英荟萃。宋之问、杜甫、岑参在这里筑有山庄。元德秀是唐开元年间著名政治家、音乐家，时人誉以“琴台善政”，辞官后，隐居陆浑，传道授业，培养出了一批如萧颖士、李华、元结、李萼等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杜甫的忘年交，曾任玄宗、肃宗两朝宰相的房琯，出仕前与好友吕向在陆浑隐居达十年之久。吕向也是开元年间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书法家，与张说、贺知章等十八人号称上阳宫“食象亭十八学士”。李白曾在陆浑漫游。李白的叔父李清，隐居在陆浑五崖山，好友岑勋，隐居在陆浑鸣皋山。岑勋是《多宝塔感应碑》的碑文撰写者，也是李白《将进酒》中的岑夫子。后人关于《将进酒》的写作时间、地点一直有争议，根据李白的活动踪迹，陆浑也极有可能是这一著名诗篇的诞生地。迨至中唐，白居易隐居龙门香山，陆浑就成为他经常的出游之地。此外，唐德宗时期的宰相郑珣瑜出仕前也曾在陆浑隐居。有了这些人物的帮衬，陆浑就成为文人士大夫争相奔赴的理想隐居地。而陆浑又和嵩山山水相连，近在咫尺，两个文化圈同气连枝同声相应，更扩大了彼此的影响力。所以跻身这一文化圈，就等于获得了巨大的人脉资源，对获取功名无疑会有极大的好处。李白便是由曾经隐居嵩山的吴筠荐举才入朝为官的。岑参出仕也得到了杜甫的大力引荐。

陆浑历史文化资源厚重，陆浑的鸣皋山已成为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寄托。陆浑所在的伊河中游，历史悠久，上古为伊国、伊侯国，夏商为有莘之野，商相伊尹便出生在这里。周代为王畿之地，是《诗经》“周南”之风唱响的地方。“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诗经·小雅·鹤鸣》），鸣皋山（即九皋山）已成为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寄居地。李白、李颀、王昌龄等都有咏鸣皋的诗篇。“饮马伊水中，白云鸣皋上”“远映村更失，孤高鹤来傍”（李颀《望鸣皋山白云寄洛阳卢主簿》）；“邈仙山之峻极兮，闻天籁之嘈嘈”“峰峥嵘以路绝，挂星辰于岩嶅”（李白《鸣皋歌送岑征君》）；“忆昨鸣皋梦里还，手弄素月清潭间”“鸣皋微茫在何处，五崖峡水横樵路。身披翠云裘，袖拂紫烟去”（李白《鸣皋歌奉饯从翁清归五崖山居》）。在李白等人那里，鸣皋已不仅仅是一方栖居的山水胜境，更体现着诗人们不愿与俗流为伍的高尚情操，也寄托着诗人们要像鹤一样“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理想抱负。

因为这些地理和文化优势，陆浑遂成为唐代和终南山、嵩山并立的三大隐居地之一，成为众多文人士大夫趋之以往谋取功名的理想所在。及至宋代，陆浑文化圈依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尹洙、范仲淹、文彦博、司马光、邵雍等都曾在这里活动过。程颐、程颢晚年更是隐居在鸣皋山下，开办“伊皋书院”，弘扬理学思想，著名的“程门立雪”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及至金代，诗人李俊民也长期在这里隐居。明清以降，随着隐逸文化的式微，特别是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迁移，陆浑文化圈盛况不再，只有日夜不停的伊河水似还在诉说着当年的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