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初，《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辑存的文章，系2014年迄今陆续写就，时空范围及内容接续前书，故以此为书名。
佛教考古学，是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佛教有关遗迹和遗物的人文科学，主要包括三项内容：地面佛寺遗址、石窟寺遗迹和传世的零散佛教遗物。其中，地面佛寺包括古代社会各阶层舍宅而建的住宅型佛寺和按照流行模式新建的独立型佛寺两类。前者乃帝王将相、郡县官吏及富贾为了宗教信仰，捐献自己名下豪宅或花园作为佛寺，并加以适当改造，即文献记载的“舍园为寺”或“舍宅为寺”，如摩竭提国王频婆娑罗把竹林精舍献给佛陀，北魏城阳王徽“舍宅为寺”等；后者系独立营造的地面佛寺，由于是辟地新建，少受或不受固有地物限制，在规划设计上可以充分体现佛教经律及四众各种宗教行为的需求，因而受到了各阶层信徒的青睐，如犍陀罗雀离浮图与迦腻色迦伽蓝和北魏洛阳永宁寺等。至于石窟寺，既是对地面佛寺的模仿，也可视作同时期砖木结构或泥笆草庐之寺的石化形式。这点在印度石窟寺和中国早期石窟中反映得颇为显著。
《续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共辑文章12篇，其中2篇原以英文表述（这次结集用中文重新写就），1篇为英、汉双语稿，其余为中文撰写，正式发表者近三分之二。续编研讨的内容，主要是地面佛寺遗址和石窟寺遗迹，兼及零散佛教造像，全部文章可以大体分作三组：
第一组3篇文章，都是探讨古代天竺的地面佛寺遗址，即佛教考古的第一项内容。
《天竺僧伽蓝的初步考察》，系作者多次踏访南亚地面佛寺遗址后，依据过去150多年各国学者调查和发掘所撰写的考古报告，结合汉文文献，对古代天竺典型的僧伽蓝做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其中，“中天竺精舍”之部，首先厘清精舍、僧伽蓝与僧坊或僧院之关系，然后从文献、图像和考古发掘三个方面，记述了与佛陀传法关系密切的祇洹精舍遗址，之后次第梳理了法显所记四大塔，即佛生处、得道处、转法轮处、般泥洹处的建置。最后讨论了毗舍离、拘睒弥、桑吉、那烂陀寺以及西印度阿旃陀石窟旁侧地面建筑遗址、东印度乌德耶吉里寺址和南印度龙树山的佛寺遗址。至于“北天竺塔寺”，在梳理罽宾佛教背景的基础上，首先论述了雀离浮图与迦腻色迦僧坊，之后对古代乌苌的布特卡拉第I号和赛度·谢里夫第I号寺址、乾陀罗的塔赫特巴希佛寺遗址和竺刹尸罗的达磨拉吉卡、焦莲与毕钵罗佛寺遗址的布局进行了阐释，最后介绍了位于今印度旁遮普邦的桑科尔佛寺遗址。在此基础上，参考汉译佛典和早期僧俗行纪，推断古代天竺辟地新建的僧伽蓝，通常由浮图/塔（bhuda/ stūpa）与僧坊/寺（vihare/vihāra）构成，具体设置或平面布局可分作五种类型。
《瑟赫里·伯赫洛尔的佛寺布局》最初以英文撰写发表，原名Site-plan of the Buddhist Sa.ghārāmas at Sahrī-Bāhlol，Gandhāra，现据英文本重新以中文写就，主要探讨了犍陀罗中心区瑟赫里·伯赫洛尔的佛寺建置。这处遗址曾经出土大量佛教雕塑，包括有名的悉达多太子树下思维像。不过，迄今学界对于这处地面佛寺的布局尚存诸多疑问。本文依据原始考古调查和发掘报告，利用汉文文献对其做了新的诠释。
《蓝莫塔遗址札记》，是作者两次现场调查蓝莫塔遗址后阅读相关资料写就。传说蓝莫塔系释迦牟尼涅槃后所建原始八塔之一，是南亚地区一处举足轻重的佛教圣地。法显拜谒时，“现有僧住，此事在近”，似表明伽蓝之修建应距法显游历之时不远。玄奘所述蓝莫塔及其轶事较法显为详，且特别记载蓝莫塔系砖砌而成。依据相关经律及传说，蓝莫塔应是迄今尚未打开的原始佛塔，故而受到了信众的虔诚礼拜。这处遗址属于古代天竺僧伽蓝之第二种类型，即大塔位于中央，旁侧“葺茅为宇”。
第二组7篇，都是关于丝绸之路沿线佛教遗迹的讨论文章，既涉及地面佛寺遗址，也专论石窟寺遗迹。印度学者常把丝绸之路称作法宝之路（Dharmaratna-mārga），由此可见在中国与南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中佛教及佛教艺术之地位。
《祇洹精舍与中土早期佛寺》最初以英文发表，原名Jetavanārāma and Early Sa.ghārāmas of China，现据英文本重新以中文改写，主要论述了古代天竺与中土地面佛寺之关系。由于祇洹精舍特殊的宗教内涵，东晋南北朝以降，此土佛寺营造或以祇洹（祇园）为名，或重祇洹规制。初唐时，道宣律师主张中土佛寺的营造，应以中天竺祇洹精舍为标准。故而，道宣梳理各种记载，编撰《中天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和《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两书所述祇洹寺（祇洹精舍）之布局大同小异，应吸收了初唐时期城市规划及宫殿设置的有益成分。唐代大型佛寺，尤其是皇室及显贵辟地新建的地面佛寺，尽管可能承袭了早期建置，但有些佛寺明确强调了其规制来源。如高宗为文德皇后所立大慈恩寺“像天阙，放（仿）给园”“大唐西明寺以彼祇园精舍为规模焉”。唐长安城慈恩寺“仿给园”，应就规划形制而言，即指慈恩寺的整体布局仿效祇洹精舍设置；而西明寺，则明确记载“取规于天竺祇洹精舍”。
宿师季庚先生创设的佛教考古，是20世纪50年代从调查云冈石窟窟檐遗迹开始的。《因岩结构与邻岩构宇——中印石窟寺外观初探》，从石窟寺窟檐遗迹的视角，讨论了中印佛教石窟寺之关系及石窟寺的中国化问题。南北朝时期，不论在石窟前接建简朴的木构窟檐，还是在窟外崖面仿木结构石雕，它们都与洞窟本身构成了统一整体。武周时期，在龙门石窟岩石主室之前营造大型木构殿阁，即主室开凿于崖壁之内，殿阁营造于崖壁之外，形成前殿后窟的建筑格局，致使佛教石窟寺的中国化登峰造极。又，不论古代天竺的石窟寺，还是中土早期的佛教窟龛，皆奉循“镌岩开寺”“因岩结构”之规制。后来，随着佛教的发展及中国化，此土石窟寺的营造开始实施“邻岩构宇，别起梵居”。作为石窟寺的“门面”，这种窟前木构建筑遗迹或崖面仿木结构石雕，是我们研究中印石窟寺时应予特别关注的，因为它们是石窟寺本身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克孜尔石窟——龟兹石窟寺之典范》，原是为上海博物馆及国家图书馆准备的演讲稿，是为博物馆观众和文化遗产爱好者编写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沿，即丝绸之路新疆段南北两道，历史上佛教最盛的地点就是南道上的于阗和北道上的龟兹。根据史料及现存佛教遗迹，于阗盛弘大乘，龟兹夙习小乘。反映在宗教行为上，“龟兹多凿石窟，于阗盛建塔寺”。龟兹境内的佛教石窟寺，以拜城克孜尔为代表。克孜尔石窟位置重要，类型齐备，内容丰富，延续长久。它既是古龟兹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也是联系南亚、中亚和中国内地佛教石窟寺的纽带。本文从中心柱窟图像志、大像窟与龟兹大立佛、洞窟组合、石窟改造与重妆四个方面介绍了这处世界文化遗产。
宿季庚先生在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时写道：“考虑石窟的类型，一般要包括：一、石窟形制；二、主要形象和形象组合（布局与题材）；三、纹饰与器物；四、艺术造型与技法。”地面佛寺与石窟寺，除了平面布局和空间结构外，其主要形象和形象组合，即主体像设，是当时出家“四众”及在家信徒供养和礼忏的重要对象。古代天竺的佛教造像组合基本上是一铺三身，中国佛教造像从北魏晚期开始流行一铺五身，唐代更盛行一铺七身甚至一铺九身像。《佛教造像组合二题》，在梳理天竺原始造像题材的基础上，主要论述中土汉化了的佛教造像组合。
《阿育王像续考》，是对2008年发表的英文论文The A.oka-type Buddha Images found in China的续补，从原始题刻、造像类型和粉本范式等方面论述了当时益州的佛教信仰和益州与建康、建康与南海及西域的文化交流等问题。
艺术造型与雕画技法，是佛教艺术研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雕塑造型与绘画技法——笈多艺术对中土佛像的影响》，原为故宫博物院2016年举办的“梵天东土并蒂莲华：公元400-700年中印雕塑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撰写。中国东晋南北朝与印度笈多帝国，两者在时间上大体相当。随着佛教在此土的发展，古代中国与天竺之间在佛教艺术领域的交流愈益频繁。中土高僧西行求法与天竺及狮子国僧人和画家接踵来华，必然会把当时西域、南海的佛教雕塑与绘画技艺同时带入此土。故而，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雕塑与绘画受笈多艺术影响颇多，反映在雕塑造型与绘画技法方面尤为显著。
《佛寺壁画与天竺遗法》（Mural Paintings of the Monastic Complex and Shading&Highlighting Techniques of Hinduka），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印石窟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先以中文撰写，后被英译刊发。地面佛寺与石窟寺，皆以空间的建构为基本手段，具有特定的建筑意象，可总称佛寺，内涵与梵语sa.ghārāma大体相当。印度阿旃陀和巴格石窟、斯里兰卡狮子岩壁画、巴基斯坦犍陀罗寺址、阿富汗巴米扬石窟、中国克孜尔和莫高窟的壁画，主要创作于4至7世纪，皆采用相似的绘画技法，即“天竺遗法”，以表现所画物像的立体效果。这种绘画技法在印度《毗湿奴最上法往世书》，即《画经》中多有记载，疑主要用于地面佛寺与石窟寺壁画的创作，因为古代天竺画家只有完全采用晕染法、创造具有立体感的画作才可称为上品。中国早期佛教壁画中采用“天竺遗法”，或与中土“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即与奉循天竺正统佛教及其艺术有关。至于隋唐时期的中土绘画，佛教题材及内容仍占绝对优势。尉迟乙僧所画凹凸花，可谓“天竺遗法”之延续；而吴道子之再创新，使中国佛教绘画的写实风格更趋完善。
第三组的3篇文章，主要研讨内地汉化佛教的相关问题。
作为“旧译”代表，鸠摩罗什是唐代以前最伟大的佛典翻译家。罗什所译遂使“法鼓重震于阎浮，梵轮再转于天北”。《鸠摩罗什译经与中土石窟寺营造》，初步探讨了经律迻译与窟龛造像之关系。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及高昌吐峪沟石窟出土的大量鸠摩罗什汉译佛典，到中原北方地区石窟寺的营造、主体像设和壁画经营，都充分说明鸠摩罗什所译经、律、论及其“诵法”，对中土佛教石窟寺的开凿与发展产生了相当影响。这种情形，最早出现在中原北方的政治中心或文化中心，如北魏平城武州山石窟寺和唐两京地区的地面佛寺；待形成某种模式或范式之后，呈放射状、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各地石窟寺的营造。
中国传统上称佛教为象（像）教，即立像设教。在佛教画塑中，“经变”是隋唐以降地面佛寺和石窟寺壁画中特别流行的一种题材。我们所称的“经变”，有别于传统的本生、因缘和佛传故事画，特指把一部佛经的主要内容或几部佛经“合本”绘制或雕塑成一幅首尾完整、主次分明、构图严谨的巨型作品。《经变初探》，首先梳理了变、变相与经变之关系，之后分析了早期经变遗迹与文献记载，然后从题材布局、“合本”创作、“经营位置”、佛衣披覆和“都城模式”等五个方面，论述了莫高窟唐代石窟中的经变与两京同类画塑之关系，最后推断敦煌石窟唐代经变之粉本“多是直接或间接出自两京”。至于唐代其他地区地面佛寺和石窟寺中的经变，在李唐大一统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之下，受当时都城佛教艺术模式之影响，其经营、题材、布局、粉本、样稿或画范也应源自长安或洛阳，即画史所记“天下共推”。
佛教艺术创作，既重视“相法（lak.a.a）”或“量度法（pratimālak.a.a）”，也认真对待“粉本”或“画样（āk.ti）”。《千手眼大悲像的初步考察——以大足宝顶为例》分“经像传译”“祖本与粉本”“大悲像与大悲阁” “经本与画塑”四个子目，论述了佛教艺术中题材内容与“粉本”或“画样”之关系。中土千手眼菩萨像，在达磨战陀所制“祖本”和武则天敕赐“粉本”的基础上，主要依据伽梵达磨译本创作。考虑到唐宋文献的丰富记载及现存千手眼菩萨像的原始铭记，如尉迟乙僧所绘“千手眼大悲”、后世“皆祖惠之”的“千手眼相”，及河北新发现的“千手千眼大悲菩萨”，我们认为：这种形象，尤其是川渝地区的千手眼菩萨像，应称“千手眼大悲像”或“大悲像”，外祠殿阁为大悲阁。
上述三组文章，这次结集重刻前大都做过修改，或文内增设子目，或补充订正资料，或调整充实论点，不过各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依旧，以存其真。各文改动之处，由于字数长短不一，故不另作注明。读者引用，请以此为准。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华诞之时，宿季庚先生赐示：“中国佛学对外来佛典的阐述不断有创造性的发挥，形成中国独有的理论体系。中国佛教艺术同样发展出符合自己民族精神特色的各种形象，需要我们进一步清理分析和深入探讨。”季庚先生作古倏忽已过两载，每每见到先生二十年前之训条，总是涌起无限的思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续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
作者：李崇峰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