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在我国起源很早，但各代名称各异，宋代叫“纸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明代叫“画帖”（刘若愚《酌中志》），清代叫“画片”（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各地叫法也有不同，浙江叫“花纸”（顾光《杭俗新年百咏》），江苏叫“画张”（顾禄《清嘉录》），北京叫“卫抹子”（沈太侔《春明采风志》）……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河北宝坻人李光庭在《乡言解颐》“新年十事”一节里说“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由此始见“年画”二字。清末，北京《京话日报》刊载了年画作品并使用了“年画”一词；20世纪初，在上海起源并发展起来用擦笔、水彩画法作画，被称为“月份牌年画”；辛亥革命后，直隶教育司社会科印行的石印年画被称为“改良年画”，自此以后“年画”一词开始被普遍沿用。20世纪30至40年代，延安和解放区革命队伍中的专业美术工作者，利用传统年画形式创作的“新年画”，目的是为抗战和革命服务，受到群众欢迎，强烈的政治内涵和民族意识是这些年画作品的新意所在；1949年底至1953年，延续延安新年画创作取得的成功经验，年画被视为塑造新中国国家形象、教育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宣传工具和有力武器，具有表达政治意志和集体意识的新中国美术创作范式意义。
“物”与“非物”：二元一体的文化遗产
目前已知最早的年画实物出自山西平阳和陕西西安。1907年至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带领探险队，在甘肃省北部额济纳河西夏黑水城遗址的一座圮废寺塔的地下，发现了《隨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又称《四美图》）和《义勇武安王位》（又称《关公图》）两幅古代版画，现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这两幅作品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水平和成熟的技术水平，被认为具有“奉祀”“饰壁观赏”功能；画面刷印有“平阳府徐家印”“平阳姬家雕印”字样，被认为极有可能是出自金代（1115—1234）从北宋都城汴梁掳来的雕版艺人之手。1973年整修西安碑林石台孝经时发现的宋金时代套色版画《东方朔偷桃图》，用浓墨、淡墨及浅绿色套印在整张淡黄色细麻纸上，画面为一老者右肩负硕果累累的桃枝，头向左略略回转，面有喜色，似在疾走。这幅画虽题有“吴道子笔”，但很大可能是出于民间画师之手，与黑水城发现的《四美图》多有相似之处。这些发现以实物证明了中国版画在金代已经展现出从佛教版画向风俗版画的重大转变，也标志着木版年画艺术在此时已发展成熟。
随着文化内涵、题材内容日益丰富，风格样式、刻绘形式日益多样，年画逐渐发展成为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1636—1912）达到鼎盛。它是中国人特有的年文化标志性符号，表现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与热爱,是民间的大众读物与教育读本，发挥了普及历史知识与道德教化的作用,促进了民众审美心理的形成，描绘出农耕时代人们的精神天地和中国民间社会与生活立体的影像，是一项“物”与“非物”二元一体、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
文化基因：基于祖先崇拜文化认同的民间生活传承
年画是一种超越了图像存在的民间生活与信仰精神的物质载体，其艺术形态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民间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新材料和新样态，是一种不断变化的“流动的传统”，但无论这个传统如何变化，承载着民众的理想憧憬、心灵慰藉、乡土生活记忆与情感的年画图像，始终在礼俗互动的民间生活中承传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文化基因。
人类风俗活动大多源于各种信仰，以年画来说，门神、灶神、车马神等神像年画的信仰因素尤为显著，展现了年画使用者对理想生活世界的想象和构建。《周礼》中即有关于户、灶、中霤、门、行等掌管出入饮食的家居之神的小祭之说，汉画像石上亦可常见武士守门的图像，这些文献记录和图像实物已开神像年画的观念先声。源于祖先崇拜的祖（族）影年画历来是中国北方地区年节期间请家堂习俗的必需品，画面整体布局为一座大型的院落，上层是祖宗牌位，中间是遵循左昭右穆次序、记录家族世代繁衍的图表式的家谱，下层是宅户大门和前来拜祭的子孙后代。祖影年画图像，以纸质卷轴的样态在家族社群中传颂先人的功德成就，型塑家族的长幼秩序，强化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和谐，在日常生活中周期举行的祭祀仪式中实践着祖先崇拜观念在教化后人中的礼俗互动，凸显中华民族在历史层累积淀和文化沉浸感染中自然产生的家国归属认同感和家国情怀。《礼记·大传》中所说的“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生动表述了这种礼仪活动的“家国一体”思想观念渊源和文化基因。
年画中常见状元巡游、及第的图像元素，如跨马扬鞭的状元、手举万民伞跟随的听差等。直观看来，这类年画只是以图像表达科举时代人们对在科举考试中考中状元的愿望，表达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跳出农门、改变命运、光耀门楣的愿望。年画图像中常常见到天官、禄星的官服造型形象，“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状元及第”的直白语意表达，“马蜂窝”与“布包官印”暗喻象征的间接图案表达，既有勉励后辈族人勤学上进、考取功名以保证家族的阶层提升、壮大发展之意，也隐含着对国家通过举办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认可。这种图像叙事方式，通过画面中隐而不显的儒家伦理思想和家国共同体意识，发挥“成教化，助人伦”的家族教化功能，既是对个体的规约，也是在代际传续中强化家族的核心凝聚力从而形成内部共识，有助于形成一种基于情感认同的家国“共同体意识”和家国情怀。
守正创新：手工技艺原样传承与新媒介融合传播的当代传承路径
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快速转型，使乡土文化的存续发展既面临着严峻挑战，也拥有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机遇。在年画传统的图示、功用的应用性迅速弱化的时代背景下,年画的当代传承路径何在，如何与当下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相适应？笔者认为，对传承人手工技艺采集记录的原样传承和当下新媒介的融合传播是守正创新行之有效的当代传承路径。
笔者在对山东运河流域年画艺人的田野考察中发现：每一道工序，都是木版年画艺人具身性操作木版年画生产过程中的环节，这种技艺的传承是个人化的、具身性的，是在实际操作中艺人将相关的各种“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融为一体的过程。木版年画的刻版、刷印，不只是一种复制图像的手段，反复套印后留在纸上的门神、纸马、扇面画等图像，是产、销、用三方共有的精神信仰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时空展示的文化叙事。
此外，年画的生产目的与传统文人画强调自我表达和欣赏截然不同，它不是自我心性的表达，而是一种集体文化的价值表达。这种集体文化价值的传递因观者——年画顾客的购买和使用而完成。在大运河山东段区域内，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是木版年画在产销用三方之间周期性流动的传承动力，而这一“物”的年度周期性流动实践也同步完成了年画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传统）”在精神层面的传播和传承。
当下，利用新传播媒介可以帮助年画突破传统的时空制约，让年画回归生活，发挥文化传统和根脉的载体与纽带作用。在创意阐释中保持其原生性、乡土性的民俗原意，从而帮助年画在文化和社会语境发生深刻改变时，实现保存核心文化价值的存续发展。一方面要在前期工作基础上，继续做好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做好采集记录的原样传承；另一方面，也可以鼓励有创新能力的艺人和其他相关社会个体，充分利用已得到广泛运用的现代化数字技术，以传统年画相关信息资料的丰富资源为素材，践行新媒介融合下的年画发展和传播。比如在春节拜年民俗中，静态、动态的年画图像，以年画人物形象为素材设计的微信表情，自主生成的年画配乐祝福小程序等方式在手机端的转发分享，都是传统年画利用新媒介传播创造的年画新样态。这些多元化的年画样态与传播媒介，在对传统年画的呈现和传递中，往往还将年画知识和年俗文化内嵌于中，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沉浸式教化和节日情感的共情分享，由单一的“纸上复制”转为多元的“新媒介分享”，在基于数字化新技术的交互式传播中，拓展年画的使用场景和受众群体，以一种文化两创的新形式，传递乡土文化的集体记忆和民俗情感。
无论年画以何种样态走入社会生活，从某种程度上看，其走入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文化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意义关系网，在“物”的生命之外也被赋予了文化生命、社会生命，并且不断在文化和社会的流动中被重新界定。年画在意识形态层面发挥着文化认同、社会认同、家国认同的文化功能，年画的多样态，如能得到大众的认可与接受，那么这种“流动的传统”就可以继续延续其文化功能，成为“理解中国”“理解中华文明”的民间视角。
（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大运河山东段木版年画研究”〈编号：21CKGJ01〉 的后续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