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夏商西周时期”展厅中，有一件西周早期青铜器——公簋。它是2014年12月国家文物局向中国国家博物馆划拨的11件文物之一。

公簋为一件西周早期青铜盆形腹簋，其口微外侈，方沿平折，腹部较浅稍外鼓。双兽首半环形耳下有圆角长方形小垂珥，圈足较高，斜直壁微鼓，下无底阶。微束颈，颈部纹饰带的正后面中间均有对称的浮雕兽首，兽首两侧8个浮雕圆涡纹间夹以顾首龙纹，腹部饰竖条直棱纹，圈足纹饰带由上下凸弦纹界出，纹饰带内正、背面中间有双立刀形纹，两侧各饰对勾喙变形夔龙纹，均无地纹。这种形制的簋始出现于殷代末叶，在西周早期偏早的青铜器中常见，只是有的同形圈足下或有阶状足跟，小珥或作较大。与之器形相近的有甘肃灵台白草坡M1出土的簋（M1:10）、1991年陕西岐山县京当乡贺家村出土的父戊簋［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03811（以下简称《铭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山西曲村晋国墓地M6127、M7161出土的青铜簋等。公簋形制与纹饰所反映的工艺特征流行于西周早期偏早时段内，即武王至康王早期，朱凤瀚、李伯谦、彭裕商等诸先生将其定为成王时器，是比较妥当的解释。

覐公簋高12厘米、口径18厘米、足径13.6厘米、腹深8.5厘米、两耳间距21.6厘米。

簋内底铸有铭文四行共22字，释文为：

公乍（作）（妻）姚

（簋），遘于王令（命）

易（唐）白（伯）（侯）于（晋）

隹（惟）王廿又八祀 （五）

铭文大意是：公为其妻姚作簋，作这个器，恰逢王命令唐伯为侯于晋之时，这一年是王二十八年。铭文末尾有公家族的族氏名号。

在晋国历史研究中，始封之地唐改为晋的时间、晋的由来及其地望等是晋国历史上扑朔迷离的问题，此簋铭文涉及的相关内容，对晋国早期历史以及夏商周断代工程等研究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作器者为公，字在以往金文中未见，不能确识。此字可能从爻得声。觉、教、学、爻皆从爻得声，上古音读可能近同，因此朱凤瀚先生疑“”即“觉”字，依音或可读为“尧”字，如是则“公”，即“尧公”。李学勤先生读为疏。本文从朱说，行文中写作“覐”。

覐公家族不见于传世文献，故覐公具体为谁，今尚不知。铭文末的“”为商末西周早期多见族氏铭文。“”是“五”字的横写，应为覐公所属的族名，该族名亦见于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王陵区M1004出土的铜胄、山西曲沃县曲村西周早期墓葬出土的伯雍倗鼎(M6195:34)，北赵晋侯墓地M114出土的一件青铜觯，以及新近发现的公伯鼎（《铭图》1591）等。由于五等爵位的构成并不在此时，此时称公者地位尊贵，应该是一种官职，如执政大臣。故覐公一族应是殷商旧族，入周后为唐叔虞臣属，随之封于唐，为唐地之内的执政大臣，后迁至晋，居住地有可能在晋南曲村、北赵一带。覐公为其妻子“姚”作此簋，正好是周天子让唐伯去晋地为侯，时间是周天子的二十八年。覐公为妻作器而以“王令唐伯侯于晋”作为记时的大事，说明覐公家族与晋国公室关系密切，这为西周早期晋史的研究补充了新资料。

其二，唐伯侯于晋，指唐伯为侯于晋。侯作动词。侯于某，指的是到某地为侯，如麦尊（《铭图》11820）有“王令辟井侯出坯”。“晋”在此文中指地名。如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克罍、克盉其铭文“令克侯于匽（燕）”，“燕”早期也指地名（商代已存在），后作燕国的国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基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从覐公簋铭文来看，晋国国名的由来也是如此，“王命唐伯侯于晋”可知“晋”原是地名，后地名用作国名。

关于唐叔虞，《史记·晋世家》记载：

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为晋侯。晋侯子宁族，是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为成侯。成侯子福，是为厉侯。厉侯之子宜臼，是为靖侯。靖侯已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

此段记载晋之始祖唐叔虞受封，即所谓“桐叶封弟”的情况，以及自唐叔至靖侯难以确考其年数的五世的概况。

唐叔虞之名遵守在周王室的排行，与王尚有宗法关系，而第二代则与王室排行无关，而称为唐伯。分封后，第一代依然与周王室为宗族关系，而第二代开始则已经与周王室切断关系，称为伯。伯通常是家中的辈分，如伯喜父。初代晋侯还不是晋侯的时候，被称为唐伯。《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清华简·系年》：“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周初封建与宗法是有关系的。故唐叔虞的儿子是晋侯，此铭文中“唐伯”应为第二代晋侯燮父，是燮父在其迁晋之前的称号。根据铭文，周王命令唐伯到晋地作晋侯，足证唐、晋不是一地，唐叔虞始封于唐，后徙封为晋的史实。且可将史书记“燮父迁晋”有案可稽，燮父由“唐”迁都到“晋”确有其事。

其三，综合器物形制、铭文所界定的年代和内容，“唯王廿又八祀”只能是成王或康王，但依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排年代，成王或康王在位年均未达到28年，而《汉书·律历志》有成王即位“三十年”的记载，覐公簋铭中成王二十八年的纪年可纳其内，进而可修正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成王在位22年的结论，为研究西周早期的王年和金文历谱的排定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思路。

2000年10月14日至2001年1月15日，北大考古文博院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山西曲沃县曲村镇北赵村晋侯墓地最后两座高等级贵族大墓M113及M114。M113是燮父夫人墓，M114是晋侯燮父墓。M114晋侯墓虽被盗掘，很多文物丢失，但仍出士了大量珍贵文物，最著名的是叔虞方鼎和晋侯鸟尊，特别是其上面的铭文是我们了解墓主人的珍贵资料。晋侯鸟尊，今天已是山西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鸟尊器身造型优美别致，盖和器上各有一篇相同的铭文“晋侯作向大室宝尊彝”（《铭图》11713）。“大室”就是太室，应指当时唐叔虞的宗庙。“晋侯”之晋字是迄今在考古发掘资料中能看到较早的“晋”，但此“晋”并不是指“晋都”之意。

而覐公簋铭文记述的周成王二十八年“王命唐伯侯于晋”之事，是记载晋地的较早的器物，对讨论晋国名晋之由来有启发意义。可以说覐公簋铭文中的“晋”是迄今可知较早的山西省简称“晋”的记载。它不仅是了解有关晋国早期分封的珍贵史料，亦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西周早期的王年和金文历谱的排定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