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盐都街道余庄村，遗址东西长约1600米，南北最宽900米，面积约125万平方米，是一处以龙山文化遗存为主体的遗址。2020年8月至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平顶山市文物局、叶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存。其中，龙山文化墓葬（M10）规模大，等级高，随葬成套陶礼器。2021年开始，余庄遗址被纳入“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成为探索夏文化的重要遗址之一。截至2023年底，共发掘面积4000余平方米，发掘墓葬、房基、灰坑、水井等各类遗迹500余处，出土红铜制品、玉器、石器、陶器、骨器等1300余件。其中一批随葬有固定组合关系、具有鲜明礼制色彩陶器的高等级龙山文化墓葬为首次发现。余庄遗址考古发现，不仅对于研究史前时期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礼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于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具有重要价值。

余庄遗址环壕以内面积达125万平方米，是已知河南境内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遗址。从文化内涵及周边同时期遗址的分布态势看，龙山时期余庄遗址应是沙汝河流域的中心聚落。根据测年结果可知，余庄遗址沿用了较长时间，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2400～2000年之间，属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早中期阶段，下限已进入文献中记载的夏代纪年。余庄遗址北面100公里处为禹州瓦店遗址，面积100万平方米，其年代稍晚于余庄遗址。在瓦店遗址也发现有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存，包括房基、灰坑、墓葬、环壕及大型祭祀区等，出土有玉鸟、玉璧、玉铲和大卜骨等高等级遗物。从遗址的规模和文化内涵可知，瓦店遗址是一处文明程度较高的龙山文化遗址。根据文献记载，学界一般认为该遗址为禹都阳翟。余庄遗址与瓦店遗址同属于中原龙山文化，内涵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其兴起年代前后相继，二者一脉相承。余庄遗址是目前在中原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文明程度最高的龙山文化遗址，与禹州瓦店、登封王城岗及新密新砦等遗址描绘了龙山时期中原地区文明的发展图景。余庄遗址贵族墓葬中随葬成组的陶礼器，其中酒器为大项，是当时礼制的主要载体。这种把酒器作为主要礼制载体的做法被二里头文化继承并发展，而且一直沿用到商代。余庄遗址考古发现表明，龙山时代中原文明并未中断或衰落，而是延续发展。

余庄遗址发现的墓葬已清理90座，是目前在河南发现的墓葬数量最多的龙山文化墓地。包括高等级墓葬18座，另外还发现6座尚未清理。高等级墓葬面积多在3平方米左右，方向为110°左右，均出土成套的陶礼器（明器），此外，部分墓葬还有玉石钺和獐牙，玉石钺均出自男性墓葬中。陶器主要放置在墓主人头部外侧熟土二层台上，包括鼎、豆、觚、杯、高柄杯、壶、双腹盆、罐等。这些陶器摆放位置固定，组合形式相同，其中，豆、觚出现9件、7件、5件成组的形式（个别有3或4件），杯、高柄杯也是主要以9、7件成组为主，这是最早以特定数量的列器作为墓主人身份地位象征的实例。其中随葬9件豆、觚的M75和M59，周边均分布有多座高等级龙山墓葬，其面积也最大，均有两个殉人；其他的则有1个殉人或不见殉人。

随葬数量丰富的陶器作为墓葬人身份地位象征的做法在海岱地区较为流行。海岱地区高等级大汶口文化墓葬和龙山文化墓葬均采用了这种做法，但器物组合相对不固定，也无明确的相互数量关系。DNA检测分析表明，余庄遗址人群母系遗传具有较高的多样性，其中母系单倍型和山东龙山文化人群以及中原龙山文化的人群有较多的遗传共享，余庄遗址高等级龙山文化墓葬墓主与海岱地区有密切的关系。其墓中随葬陶器中以酒器为主，应是受到了海岱地区的影响，但随葬陶器有明确、规范的组合形式，且以数量的差异来显明墓主人的身份在海岱地区未见，当属于余庄贵族阶层的创新。此外，所随葬陶器均系明器，其制作较为粗糙，烧成温度较低，有的仅仅简单经过火烧，入水即化成泥。用明器来作为身份地位象征亦属于创新。

余庄遗址高等级墓葬均随葬具有固定组合形式和数量搭配的陶礼器，部分还有玉石钺，这种葬俗在煤山遗址也曾有发现。煤山遗址位于汝州县城北约0.5公里的北刘庄村西的一处土岗上，东临洗耳河，南面约2公里为汝河。遗址中部较四周高，南北长约500、东西宽约400米，面积20万平方米。1995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此发掘多座龙山文化墓葬，其中3座出土有随葬品。M1出土随葬品9件，包括豆4、壶3、杯1、碗1。M5出土随葬品15件，包括陶豆5、壶5件、碗1、罐1，另外还有獐牙1件以及2件陷入井中的陶器。M7出土随葬品14件，包括陶豆5、壶5、碗1、玉钺1、獐牙2。墓葬年代与余庄龙山墓葬基本相同。上述墓葬出土陶器均系明器，也有明确的组合关系，相互数量关系也比较固定。在装饰手法上，出土的豆、壶、杯上饰有彩绘，成分为三氧化二铁。煤山遗址龙山墓葬随葬陶器的上述特征与余庄遗址完全相同，另外随葬玉钺和獐牙的葬俗也与余庄遗址相同。煤山遗址中地层和墓葬之外遗迹中出土的陶器分为泥质和夹砂两类，陶色以灰色为主，有少量红褐陶，主要器型有鼎、[、豆、罐、盆、瓮、器盖等，形制与纹饰也同于余庄遗址。由此可见，两地的文化面貌高度一致，存在密切关系。煤山遗址与余庄遗址同属沙汝河流域，两者相距约90公里，这说明至少沙汝河中上游地区被同一个政治实体或族群所统领。贵族阶层遵循共同的礼制，礼制的载体也完全相同；下层社会的生活也具有一致性。

余庄遗址所在的叶县地处中原腹地，扼守中原地区与南方交流的重要通道，在水系上，余庄遗址属于淮河上游。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余庄遗址文化面貌具有复杂性与多元性。从已有的考古发现来看，余庄遗址主体文化为中原龙山文化因素。遗址中的小型墓葬，墓室面积小，无随葬品或有少量的随葬品，与中原地区其他遗址中的龙山墓葬相同。此外，在余庄遗址中还可见到部分外来因素。如遗址中出土蛋壳陶及墓葬中随葬獐牙的葬俗，应是受海岱地区影响所致；遗址中出土的陶鸟、红陶喇叭杯及平口h等陶器则属于石家河文化因素，此外，墓葬中随葬的部分陶器表面饰彩绘，也属于南方的做法。这些外来文化因素传入余庄后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原地区与海岱地区、江汉平原文化互动交流的见证。文化的交流密切了中原地区与东方和南方之间的关系。余庄遗址的发现表明在龙山早中期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日渐加强，广域而统一的中华早期文化互动圈初步形成。

余庄遗址作为一个大型遗址，其成员构成并不单一，除了本地人口之外，也有部分外来人口。2022至2023年，对遗址中出土人骨开展了锶氧碳氮多种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这些个体绝大部分生前最后若干年都在本地生活，骨骼的锶氧同位素特征符合嵩山及附近地区的特征。M6和M88墓主在去世之前较短时间内从其他地方迁入本地，锶同位素值符合嵩山及附近地区特征，但是氧同位素值表明可能来自海拔更高或者更靠近陆地深处的地区。牙齿的锶氧同位素比值表明，至少15个个体是在其他地方出生并度过幼年时期。其中包括M59、M75和M90的殉人共计5个（大部分为未成年），M86、M88、M46、M71等4个男性墓主，M11、M28、M38、M67等4名女性墓主，另外还有未成年个体M68墓主。这些数值符合嵩山地区之外的北方大部分地区特征，难以确定具体地区，但是分布较为分散，说明来源地较为广泛。同时M10北殉人、M72墓主等个别个体的氧同位素值偏高，可能来自靠近海洋的区域。4名外地出生的男性中，有3人的数值接近嵩山地区边缘数值，可能实际距离并不太远。其余个体（绝大部分为女性和未成年人）数值与本地差异明显，可能距离相对较远。由上可知，余庄遗址文化具有多元因素，人员构成多元化，呈现出较强的包容性，也正是这种包容性促进了余庄遗址社会的繁盛，为龙山晚期中原地区文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余庄遗址周边有环壕作为遗址的防御设施，但环壕浅，防御功能较弱。遗址中出土的小件器物数量多，目前总计1300余件，可分为生活工具、生产工具和武器等，其中兵器骨镞、石镞及石钺等仅有60余件，约占全部出土器物的5%，所占比重较低。这都表明龙山早中期余庄遗址族群与中原地区族群之间关系较为平和，而非处于军事对抗的状态。因此，前面提及的余庄遗址出土的外来文化因素，应是与其他区域和平交流的结果；余庄遗址来自不同地方的外来人口也应是自由迁徙至此，而非被掳掠而来。

综上所述，叶县余庄遗址是一处规模大、等级高的龙山文化遗址，是龙山时期沙汝河流域的核心聚落，也是目前所见龙山早中期中原地区的文明中心。余庄遗址考古工作实证了影响后世深远的礼制在龙山文化早中期已经产生，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在中原地区业已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