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沧州地处渤海之滨，自古英才辈出，人文蔚起，历史底蕴深厚，向来有读书重学的传统。秦至汉初，以儒学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众多典籍华章在岁月中散佚流离，多有破坏。为使文脉薪火相继，实现文化复兴，“修礼乐，被服儒术”的河间献王刘德礼贤下士，招纳隽才，建立日华宫、君子馆等，积极进行文化典籍的整理传承，同时强化讲学流播，教化民众读书向学、知书明礼，使当时的河间王国成为礼教兴盛之地和儒学文化再造中心。肇基于汉，尽管时光飞渡，沧州先贤却一直秉承献王修学好古之风，始终不弃诗书，南宋末年理学家、文学家家铉翁在《题李氏敬聚堂》中写道：“千载河间旧典刑，诗书习气至今存。”

金元明清以来，处于畿辅辐辏要地的沧州文风愈发兴盛昌隆。伴随着商业贸易的日趋繁华，尤其是长芦盐业的长盛不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富庶物质力量的作用下，“重教兴学”“诗书传家”之风云起，举业方兴未艾，持续绵长，有力地促进了本土文教事业的发展。当地府州县学包括书院在内迅猛发展，仅沧州所在的长芦而言，便有明万历二十七年创建的天门书院，清雍正时创办的沧曲书舍、嘉庆年间创建的渤海书院等。在新的教化格局开拓下，凭借官学和私学的相辅相成，构成城乡的主要群体——宗族大户不约而同激励家族子弟读书问道、研经稽古、著述立言，成为家族文化守望的精神坐标，进而谱写书香门第延续的新篇章。任丘边氏，南皮张氏，献县纪氏，沧州戴氏、王氏等家族莫不如是，他们“才称燕赵，化首邦畿，被德钟灵，造贤育士，蔼蔼王臣，蹇蹇帝师，高义宏材，比肩接济”，王翱、纪晓岚、张之万、张之洞等皆是其中翘楚。

就沧州区域书院教育开展的历史情形来看，当今文史界均认为较早者为元代河间路总管王思诚奏请兴建的毛公书院，如沧州师专历史系教授张玉、副教授王清纯在2008年12月第24卷第4期《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发表的论文《毛苌与毛公书院》云：“河间毛公书院是笔者所见史书记载的沧州境内最早的书院。”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洪成和研究生王蓉在2016年第26卷第1期《邯郸学院学报》发表的论文《古代河北沧州书院初探》亦写道：“直到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河间路总管王思诚在河间县设毛公书院，沧州才出现了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所书院，这比河北省最早的书院滞后了600年左右。”得益于诸多学人对毛公书院史料的广泛引用以及媒体的大力宣传，“毛公书院为沧州域内最早书院”的观点渐成金科玉律，无人置疑；即使个别学者设问毛公书院创修者王思诚主政河间的时间范畴（纠结于泰定年间还是至正年间），却也丝毫未影响到今人对毛公书院的开山定位。

其实，把河间毛公书院列为沧州最早书院是有问题的。严肃说来，河间毛公书院应为沧州域内已知最早的官办书院。目前已知书院最早者应为沧州长芦中和书院，有元人王旭《中和书院记》为证。

王旭，字景初，元朝东平人，《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收其著作《兰轩集》十六卷时有过生平状述：“其事迹不见于元史，谈艺亦罕见称述”。王旭家贫，多以“教授四方”为生计。大德元年秋，王旭接受沧州高伯川的聘请，自泰山来长芦中和书院授学。王旭客居沧州长芦逾五年之久，其《寄王肯堂参议》诗云：“岱岳到鲸川，忽忽又五年。”沧州长芦地，金元时有鲸川之名。王旭在《兰轩集》之《本斋记》载：“余时未识其人，又未知鲸川为何地，风闻而作有所未可，遂辞而已。之后五年，余至长芦，始知地名为鲸川。”乾隆八年《沧州志·古迹》“鲸川八景”条亦载：“按今州治又名鲸川，金人筑金堤，俾卫水安，流通潞河入惠通，委折千里，犹神鲸皷浪一吸百川，故名。”游食长芦期间，广交良朋，并不吝笔墨，或诗、或文记述了元时沧州的一些人物史志、地理风情，而所记又多不见录示于明清沧州地方文献，传至今时，弥足珍贵，如诗《登鲸川楼》《东城春早》《戍楼残照》《寿高伯川》《登鲸川楼》《赠李谦甫行》等，文《李神童传》《任义士传》《赵节妇传》《鲸川刘氏昆季更名字说》《运使祭御河文》《沧盐司祭海神文》《孝思堂记》《省斋记》《拙斋记》《中和堂记》《馀庆堂记》《中和书院记》《遐观亭记》等。

“东城春早”本鲸川八景之一，寄居河间誓死不作贰臣的忠烈志士家铉翁便有鲸川八景之诗，乾隆四年《天津府志》引述《沧州志》云：“家铉翁，眉州人，累官至佥书枢密院事。宋末时使元，教授河间，成宗即位赐还，锡号处士，有詠鲸川八景。”而王旭《东城春早》一诗则道明了东城春早之胜景所在：“鲸川东郭尽园林，春到先看柳弄金。”又在《遐观亭记》中以士绅李长卿东郭之园亭为“鲸川东郭尽园林”作了注脚，云：“大德元年春，西臯先生自历下来游鲸川，爱李君长卿东郭之园亭，为大书‘遐观’二字以表之。由是斯亭遂为衣冠游集之胜所。”

王旭诸篇和沧州有关的文字中，尤让人称道的是《中和书院记》篇章，文章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高伯川创立中和书院的初衷、建构布局、师资运营等状况：“长芦高伯川，既以馀财助修文庙两庑而成之，又感燕山窦禹钧之事，叹而言曰：‘兴书院、养寒士，此盛德事也。北方三百馀年已来继窦氏之躅者，何其寥寥耶！余陋，虽规模不及彼，而窃有希贤之志焉。’于是买地，于所居东北积水之上，虽近闤阓而幽寂旷，可为士子肄业讲习之所。乃营为二区，其东正堂三间，东序如之，以为讲师之居；其西书楼上下各三间，高明宏深，夏无暑气；东西庑亦各三间，绕以周垣，高大其门，西臯赵公为大书：‘中和书院’以表之。君又以厚币聘师儒于四方，俾专讲席，而游学之士皆代其束脩之费而廩给之。其规划措置犹未已也……且书院一事盛于南国，而北方未之有。今高君营此，盖将以为北方倡而因以上迎乎天意！”元代长芦富户高伯川以克己利人、教子有方的窦燕山为楷模，舍财购地，建楼兴学，躬行教化。落成的中和书院占地壮阔，布局考究，屋室二十来间，非常轩敞，既有讲堂授教之舍，又有讲师居住之所，高墙大院间还杂以山池亭榭，茂林修竹。打造清幽环境的同时，着力提升师资水平，高薪广聘硕儒俊彦任教，并对成绩优秀者供给廪饩，力求做到名师出高徒。总的来看，经过高伯川和广大师生的通力打造，中和书院日益完善，逐步成为学子们诚心正意读书的理想之所。王旭为元大德元年秋日受高伯川之约来长芦中和书院任教，可见中和书院最迟建成于大德元年，远早于毛公书院的建造。由《中和书院记》可知，最早者当属中和书院，高伯川实开沧州地域元代书院教育的嚆矢，而绝非当今文史研究者追述的至正年间王思诚创办的的河间毛公书院。

毋庸置疑，长芦中和书院的创办以及顺利进行是与高伯川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沧州长芦因盐业而兴，民国《沧县志》载：“沧县（注：民国初沧州降州为县）商务当长芦运使驻节之时，鹾商靡集于此，膏梁文绣，纷华奢丽，商业繁荣非他处所及。”许多富户大贾聚集于此，他们仗义疏财，造福乡梓。王旭在《沧盐司重修公廨疏导》一文中专门描述了当时的沧州人乐善好施、慷慨好义的壮举，“况今日之长芦多轻财之义士，理桥、兴书院，香名已播于四方；焚债券、建神祠，令誉复喧于众口。”高伯川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笃志重文兴教，方有中和书院这一沧州域内书院滥觞的壮举。

乾坤流转，沧桑变化。如今，长芦中和书院早因年代久远而无觅踪迹，甚至被世人忘却，但中和书院本身蕴藉的重文兴教、温良博爱、急公好义等精神内涵却世代相继，生生不息，并将沧州道德高地中的“君子”文化特质表达得淋漓尽致。纵览古今，循声良迹，显而易见，不乏其例。清代，沧州民办书院的杰出代表沧曲书舍便是本地士绅名流李之崋和张延绪热心公益、捐资兴学的仁义之举，张延绪甚至将位于沧州南关运河岸边的私家别墅无偿捐赠而出作为书屋场地。当代，“最美奋斗者”沧州人白方礼用超过极限的生命，付出了他所能做到的全部，也奉献了他对国家最朴素最深情的爱，成为家喻户晓的“感动中国人物”。可以说，崇德向善的沧州“好人之城”若上溯历史，可谓根基深厚，向有传统，由是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