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依据。文物名称涉及其陈列、保管、宣教、研究等诸多方面的工作和应用，故确切的文物命名显得尤为重要。随着东北史前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和民间文物的不断涌现，出现了众多新器形，丰富了已有的类型，使之形成更完整的发展体系。如果按照原有文物的名称进行分类、存档、提取等容易混淆不清，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不易分辨的器物名称进行调整或重新命名，现依据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的“匕形器”及兴隆洼文化、茶海遗址出土的匕形器，结合馆藏及民间考察的同类型器物的定名，进行初步探讨。

201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哈民忙哈遗址进行第三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在居住址中出土2件匕形器（图1、2）。前者（F46:14）长15.3厘米、宽2.7厘米、厚0.5厘米、孔径0.5厘米。为透闪石青色玉，柄部呈亚腰形，背面有一对穿孔。正面顶部阴刻有五条短线，整体略内凹，背部略鼓。后者（F47:8） 长6.2厘米、宽2.2厘米、厚0.3厘米、孔径0.3厘米。为绿色透闪石，刃状边，一面略内凹，顶部亚腰形，顶端穿有一孔。这2件器物现藏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5年，辽宁省朝阳市在打击文物盗掘的案件中收缴到2件类似器物（图3、4），器形完整。前者长10.3厘米、底端宽1.16厘米、体宽2.3厘米、厚0.62～0.75厘米。青玉，不透明，表面呈灰白色，局部裸露玉质呈浅绿色。器体整体为长条形，顶部较小，呈外鼓内弧状，弧平面琢刻有五道浅沟状纹，边沿不甚规则，平行放置顶端部微翘。亚腰部鼓凸有一对钻孔，孔径0.34厘米，下端呈柳叶形，横截面呈“U”形状，平面呈长椭圆形，凹槽较浅，背面光素无纹。后者长9厘米、顶部宽1.4厘米、下端最宽处2厘米、厚0.72～0.83厘米。青玉，不透明，表面呈灰白色，局部裸露青玉质及墨绿色瑕斑，整体呈上小下大状，顶部呈外鼓内弧状，端部平面微翘。亚腰部横向对钻一孔，孔径约0.43厘米。下端呈柳叶形，一面微鼓一面微凹，凹槽较浅，背面琢有四道弧形阳线纹。通体磨制，制作精细。这2件器物现藏于辽宁省朝阳市博物馆。

2012年至2016年，笔者在调查红山文化出土器物时，亦发现数件类似器物。如（图5），该器物长8厘米、宽2厘米、厚0.6厘米。青玉，不透明，器物表面受沁严重，呈白灰色，局部裸露有青玉质及土渍痕。顶端较小呈弧凸状，端面琢刻有两条弧形阴线，呈“八”字形，形似勾勒出的双眼。亚腰部平面对钻一系孔，孔径0.3厘米。下端呈柳叶形，一面微鼓一面微凹，中间厚边缘薄。该件器物突出首部装饰，特征较为明显，现藏辽宁省朝阳市德辅博物馆。

这5件器物，从用玉材质分析均为河磨玉，局部裸露玉质表层，质地细腻莹润。从器物表面受沁情况可以看出侵蚀深浅程度非常自然，整体包浆浑然一体，没有任何人为形成的痕迹。碾磨琢制的纹饰、对钻打孔以及打磨抛光的技法和形式，均符合东北地区史前出土玉器制玉标准，其造型艺术风格也符合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的器物特征。因此，属于红山文化哈民忙哈类型器物。

匕形器，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兴隆洼文化和查海遗址出土，是遗物中出土较多的器物之一。如（图6、7），器物一面弧背鼓凸，一面微凹，似柳叶形，为该文化典型器。“匕形器”名称从出现该类器物到现在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器物名称。21世纪初哈民忙哈遗址发掘出现类似器物之后，大多数学者以发掘报告称之为“匕形器”，其名称与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出土的匕形器名称雷同。哈民忙哈遗址出土器物与兴隆洼文化和查海遗址的匕形器造型虽有近似，但整体形制并不相同，其内涵与特征也并非一致。为避免混淆概念，笔者认为这类器物不应也称为“匕形器”。具体简析如下：

从（图1至5）可以直观地看出这类器体均呈现上小下大状，下端造型与兴隆洼文化和查海遗址出土的匕形器形制基本相同。这种具有相同特征的同类型器物如果从器物形态的雕琢艺术角度综合分析，很多人认为器物顶端为首部，下端为躯体，近上端较细的位置为颈部，且均有1个钻孔，符合系着佩戴所用，应是某种动物形态艺术体现。笔者认为，这种认知既对这类器物赋予了生命力又符合器物的形态和工艺特征表现。如（图2、3、4）器物首部均较小，形态较为相似。颈部鼓凸，有横穿孔，下端呈柳叶形，一面微鼓一面微凹，整体艺术风格近似。（图3、4）两件器物具有相同的材质，首部形制极为相似，均呈外鼓内弧状，首端微翘，边沿打磨的凹凸有致。特征最为突出的是（图3）器物首部的内弧面琢有刻线纹，（图4）器物背部有排列有序的弧形阳线纹装饰，应是抽象表现动物面部五官和躯体的特征形式。虽然（图2）器物首部表现力较弱，综合（图3）和（图4）器物整体造型艺术，表达拟物意蕴基本一致。类似器物中（图4、5）器物最具此类器物的代表性，前者首部呈斜坡面，边沿有凹凸感，形式简易，颈部鼓起，近颈背部平面有几道弧形阳线纹，象征性表示昆虫节体皱褶特征，且器物有正反面之分，如同抽象的昆虫躯体；后者器物首部表现较为写实，浑圆的头部顶端由上向两侧分别琢出两道弧形线，突显左右两端，形似凸出的双眼。下体正反两面弧背微内凹，光素无纹。整体器形突出表现首部的双眼特征，犹如某种昆虫的眼睛，神韵极佳。这两件器物共有的特征为：突出的首部和颈背部、缩颈、颈后微鼓等，器物形似爬行的昆虫类，神韵更为逼真。类似器物因其首部、颈部、背部装饰纹样不同，或许表现其不同种类的昆虫。

类似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的这种特殊形制的“匕形器”，器体上小下大突显首部、躯体、颈部。首部虽小，几乎均有琢刻形式表现，形似柳叶状的躯体外鼓内凹对应首部、颈部以及配孔的形态，在雕琢艺术上表现出正反两面的差异性，以及平面置放首端多微上翘等特征，整体神韵均体现类似昆虫形制的存在感，其形态蕴含着动物爬行状态，给人以抽象思维想象的空间。器物的表现注重整体效果，强调神韵感。作为红山文化哈民类型器物，也符合红山文化动物造型特点。虽然这类器物所表现的昆虫种类不尽相同，但器物固定不变的是主体有首部和躯体，其躯体与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的匕形器造型类似，或许此类器物是由匕形器衍生演变而来的一类新的产物。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这类抽象形的地域文化器物不应也称为“匕形器”，从象形的角度出发，按其材质与特征命名为“玉虫首匕形器”，则更为合适。对照器物既形象又生动，也便于准确辨识、区分地域文化中出现的类似器物。

文物的名称主要由材质、纹饰、形制、功能等排列组成，通过简练的词语概括出来的一种基本意识概念，可以直观地反映器物的典型特征和基本含义。事物的发展变化是随着客观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文物的定名也是如此。随着近年来发现的文物数量不断增加，某些器物逐渐已成类型，故笔者以类型学为前提，依据形态、功能等综合因素总结而探讨其名。红山文化历史悠久，部分器物的历史功能虽无法直接考证，但可根据器物分类，再以其形制、工艺、遗留的痕迹并结合现代器物造型等综合因素，用恰当易于辨别的方式命名，使名称定义尽可能做到“见其名，如见其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