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意涵

“建成遗产”是文化遗产中经由建造活动形成的保护对象，狭义本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成立时的核心概念——“历史纪念物及遗址”（Monuments and Sites），属文物古迹范畴（不可移动文物），如今其外延已大幅扩展，以致所有具历史保护价值的建成物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都属建成遗产话语讨论的范畴。

ICOMOS在1999年墨西哥会议通过的宪章中，首次提出了“建成遗产”的概念（Built Heritage）。今天看来，建成遗产可包括建筑遗产、聚落遗产和景观遗产三大类。

建筑遗产我国将之分为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两大部分（许多已具备双重身份）。聚落遗产是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场所精神的人类聚居空间，可分为城镇聚落遗产和乡村聚落遗产两大类，这一概念包含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及所属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以及古代聚落遗址等。景观遗产也称“文化景观”，有广狭两义。广义指“特定文化族群所塑造，受到土地、气候、植物等自然生态因素影响的文化区域”；狭义则指文化遗产的特殊类型：人工嵌入天工的“文化地景”，如西湖、庐山、五台山、广西花山岩画、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等“世界文化遗产”。

建成遗产不仅包括物态的“实体空间”，也关联着非物态的“文化空间”，诸如集体记忆、文化习俗、节庆仪式、匠作技艺等。实体空间与文化空间水乳交融，被称为“文化场所”或“文化属地”。这些都可概括为被建成遗产所赋值的“历史环境”或“历史建成环境”。

话语转换

20世纪20至30年代为第一阶段。1926年法国巴黎成立“国际智识合作组织”，其下属“国际博物馆事务办公室”（IMO）于1931年在雅典主办了“关于历史纪念物的建筑师与技师代表大会”，推出关于历史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还问世了另一部《雅典宪章》，其中亦有保护“历史中心”的章节。1946年“国际博物馆理事会”取代了IMO的功能，后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所属机构。

20世纪50至60年代为第二阶段。1957年巴黎召开了首届“关于历史建成物的建筑师与专家代表大会”，呼吁创办“国际文物保存和修复研究中心”（ICCROM），1959年该中心正式成立。1964年第二届代表大会在威尼斯召开，通过了关于历史建成物保护与修复的《威尼斯宪章》，倡议成立“国际历史建成物及遗址理事会”（即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为非官方的国际咨询机构，影响及于全球，1965年在波兰华沙正式成立。

20世纪70年代至今为第三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发布《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76年又成立“世界遗产委员会”，负责对公约的具体实施。

上述遗产话语从可移动文物的博览对象，向不可移动的历史建成物转换，最终形成了建成遗产的话语体系。其确保了延续建成遗产的两种价值属性并付诸实践过程：一是其可展示及可解读的博览功能属性，不会因硕大的建成尺度和不可移动性而改变；二是其建成物的营造技艺属性，必然需要文博专家、保护技师和建筑师的联盟及协同工作，才能实现保护传承的目标。

中国清单

根据国家文物局和住建部发布的保护清单，自1961年颁布国家《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以来，迄今被认定的国家级建成遗产及其历史环境的数量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058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1座、名镇312个、名村487个，全国历史文化街区970片、历史建筑4.27万处。

国家有关部门推助的“传统村落”8155个，20世纪建筑遗产298处，57项文化与自然遗产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文化遗产占多数，共39项）。这些具有“显著普适价值”的中国“世遗”数量仅次于意大利，居全球第二。

除了上述国家级清单，还有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及以下的各层级、各类型数量庞大的建成遗产。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后，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猛增至逾77万处。

遗产批判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大卫·罗温塔尔在《遗产圣战与历史易帜》一书中指出，“在失去和变化的恐惧中，唯有紧紧抓住残剩的定力，方能从容应对，不乱方寸”。他所说的定力其实就是遗产。同时书中对遗产过热现象的批判异常辛辣犀利，事实上这样的弊端显然不止发生在西方，更是随处可见的全球现象。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原“中东研究所”所长奈扎尔·阿尔萨依德，在其《建成环境中的传统：“真实”、超真和拟真》一书中，将传统变化趋势归纳为三种现象：一为代际相传、残存于世的“真实”传统（"Real"-Tradition）；二为受到疆域打破、文明冲突、乌托邦实验、神话塑形等激发，随之出现的全球化反向衍生现象——“超真传统”（Hyper-Tradition），如拉斯维加斯的历史地标仿造群，迪拜的阿拉伯风格巨构建筑群，风靡全球的迪士尼梦幻乐园等，这种“超真传统”在“后全球化”的复杂文明交集背景下，更会穿越时空，层出不穷；三为虚拟现实技术及遗产话语助推下的“拟真传统”（Virtual-Tradition），正以遗产数字化保存、展示和全新演绎方式，颠覆性地改变着世人对传统和遗产的认知。阿尔萨依德的上述讨论，为当今建成遗产保护传承与历史环境活化再生，提供了新的观察视域和思考途径。

知行之间

“保护”是前提，其宗旨是管控变化，而不是阻止进化。广义的保护包括了遗产本体的原物保存、原样修复、依规翻建，以及合法复建和加建。保护的目标一是要留住空间和场所的历史记忆，二是要激发艺术和审美的现代情感，三是要传承适地和体宜的建造智慧。

“更新”一般是对旧区和旧物而言，并不包含需要保存的历史保护对象。西方在50至80年代的城市更新是以新代旧的开发性为主，但在开发“红利”逐渐销蚀的同时，保持城市可识读性和可识别性的呼声也渐有回响，循化利用和活化再生渐占上风。

“再生”的中文本义是“修旧利废”，指对残缺遗产本体进行修复完形，必要性复建及合法性翻建，在功能废弃后进行重塑活化，也即再生是以保留提质为主导，比更新更注重空间和场所两个层面的相辅相成。可以说，再生是更新的适应新途径。

实际上，西方介入建成遗产保护传承和历史环境活化再生的杰出建筑师及其作品，一直在探索当代保护创新途径。如罗伯特·文丘里的富兰克林故居遗址标识性保护、诺曼·福斯特的柏林议会大厦穹顶再现、彼得·卒姆托的科隆柯伦巴艺术博物馆于教堂遗址上的古今拼贴，以及大卫·奇普菲尔德的柏林历史博物馆创意修复等。当然这种存真和重塑并重的守正创新，需要难以企及的境界和高度，不可能成为普适性的保护再生途径。

循环利用

美国著名景观设计大师劳伦斯·哈普林早在1960年代就提出了建成环境的再生思想——建筑循环利用理论，即在保留建筑物形体空间的前提下，置换、活化其功能，改善、提升其景观品质。他设计的旧金山渔人码头吉拉德里广场旧工厂改造，开历史建成环境再生风气之先，具有划时代的全球影响力。

既有建成环境的再生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70至80年代盛行欧美，涌现了纽约SOHO区（南休斯敦）的铸铁厂房，巴黎左岸的奥赛火车站，维也纳的煤气城等再生案例。21世纪以来，北京798电子旧工业区、上海新天地石库门里弄、上海世博园、深圳华侨城创意园区等都是这一影响的中国案例。

互适再现

再生以既有建成环境的保留改造为主，有必要添加恰当的新要素，作为活化的触媒或催化剂，但新旧要素间须有互适性。因而再生的价值取向不同于除旧布新的兜底式改造，而是在调适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前提下，对非保护的形体空间及运维场所进行“留改拆拼”的互适性再现。

其一“留”，是指除依法保护具遗产身份的对象，并要尽量保留具城市记忆和风貌延续价值的非遗产对象。

其二“改”，是指对保留对象进行品质提升的改良或翻建，不仅要谋划经济和文化的价值增值，而且要考虑各权益攸关阶层切合实际的适应性。

其三“拆”，是指拆除违章搭建，或权衡利弊后拆除失去再利用价值的低质非保护对象。

其四“拼”，应包括时空性的新旧拼贴与社会性的阶层和业态拼贴，这里的“拼贴”即“共生”。而“新”，是指与“留”“改”“拆”具互适性的“因旧而新”或“与古为新”，而不是“除旧布新”或“为新而新”。

中西攸关

“城市更新”一般有两种途径，一为除旧布新为主的替代性嬗变，以19世纪中的巴黎奥斯曼计划为代表，尝试了现代城市更新的第一种途径；二为保留改良为主的适应性再生，从 “二战”后的重建，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建成物的循环利用，西方开启了替代性开发红利逐渐销蚀的第二种途径。西方的城市更新途径早于我国一个多世纪。

我国从农耕转向工业时代的城市更新，虽开始于19世纪后期，但直到20世纪末以来，以拆旧建新为主的大多数城市，才逐渐告别农耕时代样貌，仅保留了个别标本。如今随着产权关系固化和开发红利消弭，城市更新也转向了适应性再生的“留改拆拼”，中西在这方面的演进时差正在快速缩短。

结语

在纪念《威尼斯宪章》问世60周年，正逢建成遗产保护传承的机遇与挑战同在之时，其与城市更新的交集愈来愈频繁，矛盾也愈来愈突出。笔者认为，进一步厘清建成遗产话语范式及其基本概念在中国语境下的内涵和外延，是实质推进保护与再生事业的前提。因而需要首先在话语范式及其基本概念上正本清源，并能促进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

建成遗产的保护传承及其历史环境的活化再生，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业主、管理方、建设方、投资方和设计方，要在保护、保留、改建、翻建、添建，以及新旧共生等问题上，一案一议，对症下药，依规合法，守正创新，为城市更新中的保护与再生，找到得体的策略选择和解决途径。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