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普查是重大国情国力调查，1956年至今，我国先后已历经三次文物普查，调查成果为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作为文物资源大市，重庆通过三次全面普查，掌握了当前文物资源信息，这些文物成为重庆市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与精神财富。当前，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已全面铺开，重庆市四普专班将收集整理的“二普”“三普”期间发生的动人故事和宝贵经验与大家分享。
初出茅庐的青年与筚路蓝缕的“二普”。李国洪是重庆市四普专家指导组成员，文物普查的亲历者，现任大渡口区文物管理所所长。1987年6月，从部队退伍转业回来的李国洪被分配到丰都县文化馆下设的文物组工作，成员仅2人，19岁的李国洪便是其中之一。时值我国“二普”开展时期，丰都县的“二普”工作通过划分南、北岸片区推动。李国洪与乡镇文化服务中心的秦老师两人一组，承担南岸片区10余个乡镇的普查任务。经过一周紧锣密鼓的专业培训，李国洪手持工作手册，踏上了实地调查的征程。他详细介绍了普查团队的必备装备：调查登记表、120相机、指南针、钢卷尺、笔记本、水壶以及四五个白馒头，这些都是每天的标配。李国洪坦言，“那个时候的普查条件很是艰苦，用‘筚路蓝缕’形容绝不为过，基本只靠两条腿和一张嘴。”每到一个村子，李国洪和同伴的首要任务是向年长的居民询问：“附近有没有‘老地椁（古墓葬）’、土地庙、菩萨像或是老房子？”随后，他们会联系生产队队长作为向导，手持铁铲，在荒凉且杂草丛生的大山中寻路、爬坡、上坎。这样的探索常常从清晨持续到夜幕降临，饥饿时，他们以馒头充饥；口渴时，便啜饮水壶中的水，他们心中唯一的目标就是寻找文物。“山中无人，向导也不会跟随我们深入。遇到一些老建筑，我们只能手脚并用地爬上去量尺寸，擦伤摔伤是常有的事，还会偶遇‘长虫’与野猪。那时整个队伍普查到的墓葬很少，而我们不死心，反反复复在三建乡的山里徘徊摸寻，后来竟然真的让我们找到一组！”李国洪平静地描述着这些危险，仿佛它们微不足道。然而，当谈到普查的发现时，他的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语气中透露出当年那份难以抑制的兴奋。或许年轻的李国洪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文物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正在心中悄然生发……
15元的“天价车费”与8毛钱的微薄补贴。在“二普”过程中，李国洪和秦老师经历了一段难忘的徒步转场。他们完成了三建乡的调查工作后，决定徒步前往厂天乡。当时已是九月下旬，山高气温低，两人走到晚上八点，离目的地还有着相当的距离。幸运的是，他们遇到了一辆拉木材的柴油四轮车，花费了15元包车费，终于在晚上十点抵达厂天乡。然而，事后在报账过程中，这15元的包车费被县里认为是不合理支出。按照规定，两人乘坐客车的总车费应为2元左右，而他们的包车行为给普查工作带来了额外的经费负担，因此，县里决定从他们每天8毛钱的野外工作补贴中扣除这部分费用。对于这一处理结果，年轻的李国洪感到困惑。但他也开始意识到，在工作中必须遵守规章制度，不能走“捷径”。1988年底，“二普”工作接近尾声。丰都县共普查了5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极大地丰富了文物资源底数。在县“二普”总结会后，文化局的老局长与李国洪进行了深入的谈话。“当时，老局长告诉我，干工作必须要坚持原则，不能视规章制度为一纸空谈。我心里的感触很深。做事要讲究方式方法，简单粗暴并不能算作解决问题一种途径，‘二普’为我上了生动的一课，至今都让我受益匪浅。”通过“二普”工作的磨砺，李国洪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文物工作者。
坚定不移的文物守护者与乘势而上的“三普”。2007年，全国“三普”工作拉开帷幕，此时距离“二普”结束已过去近20年。期间，李国洪依然坚守初心，深耕于丰都县的文物保护工作，时任丰都县文管所所长的他接续成为了“三普”工作的主力军。“相较于‘二普’，‘三普’的工作部署给了我很直观的感受。第一，更系统化；第二，更规范化；第三，更科学化。”李国洪介绍道，“国家下发的文件对普查对象的类型进一步明确，分了6个大类，还新增了一项‘水下文物’。各级部门对‘三普’工作的重视程度也高，县里专门成立了由常务副县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召开了动员部署会。县里建立了6支队伍共计61人，我们还将重庆师范大学的一批学生招募到普查中来充实调查力量。装备更不用提，数码相机、GPS等各类电子设备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普查的便利性与准确性。”“三普”依然采取实地调查与资料整理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复核与新发现文物线索来全面普查县域内的不可移动文物。最终，丰都县普查登记了78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公布了第一批县保，出版了“三普”的调查成果集。“我们绘制了一张县域的文物地图集，所有的文物都在上面标注出来，‘M’表示墓葬，房子的图案表示古建筑，清晰又明了。”出版的《平都遗韵》翔实记录了丰都县的古墓葬、古建筑、古遗址、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其他不可移动文物。
从“坏人”到“好人”、“自卑”到“自信”的转变。“‘二普’的时候，我们是受歧视的。老百姓不懂你要干什么，觉得找老坟是要去干坏事。哪怕是拿着介绍信，也要不厌其烦地解释很多遍。”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李国洪回忆道：“不过到了‘三普’的时候，明显地感觉到这种氛围有变化了，尤其是村民们对待我们的态度，跟‘二普’的时候差别很大。他们对文物保护的概念有了一定的了解，普查中会积极地配合我们工作，主动向我们提供线索，为我们指路带路。”在李国洪看来，“二普”和“三普”是公众文物保护理念不断改变、提升的重要见证，得益于此，文物工作者的身份也逐渐被群众所接受与认可。这种变化让李国洪感到很欣慰，虽然繁忙辛苦与默默无闻是文物工作的主旋律，但肩上的责任与使命已逐渐为大众所知，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与传承者的烙印更加深刻，心里的文化自信感也更加强烈。
身经百战的老专家与继往开来的“四普”。“二普”与“三普”的成果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物工作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镇化从快速发展后期转向平台发展期，基于新的时代要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势在必行。2023年底，按照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部署，重庆启动了“四普”工作，其亮点之一是构建起“以老带新”的专家组模式。作为文物普查工作经验丰富的老专家李国洪将带领青年同志们开展工作。对于“四普”，李国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相比过去，‘四普’呈现出这样三个特点：一是注重‘让文物活起来’。从前我们搞普查主要是为了保护与管理，‘四普’则提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意义。二是普查的保障更充分。重庆‘四普’有规资、财政、发改等21家成员单位，联合了多部门的力量。三是普查的内容更细致全面。例如革命文物、工业遗产调查等，也是‘四普’中的重要一环。”对于“三普”一些好的经验与做法，李国洪认为也应该与时俱进地应用在“四普”中。例如进一步依靠科技的力量，运用各类设施设备提升调查信息的精确性；进一步扩充普查队伍力量，“三普”时已联合了高校，“四普”可以再发动一些企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进一步扩大普查宣传力度，“四普”可运用的宣传媒介丰富多样，普查氛围营造得越浓厚，公众就更加理解支持，就更有利于普查工作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
从一而终的选择与初心不改的使命担当。几十年如一日立足于文物岗位默默耕耘的文物工作者不止李国洪一个，他们身上都凝结着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对文物事业的热爱与坚定不移，用行动来诠释择一事终一生的忠诚与担当。“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正是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引导人民群众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当前，重庆“四普”的号角已吹响，各项工作都在有序推进，各个区县也即将启动野外实地调查，新的挑战与机遇即将来临，我们勇毅出发。（执笔/陈昱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