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是我国第二个王朝时期，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得以巩固和加强的重要阶段，其国家地理格局、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等日趋完善。

据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介绍，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近百年考古发掘已初步揭示3000多年前中国青铜文明鼎盛时期的面貌。甲骨文中记载商代有方国一百多个，这些方国是商代国家治理体制、政治结构、经济模式、资源供应等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商代方国考古已取得一定成绩，但总体来说还存在着不全面、不深入、不均衡等问题。”何毓灵说，这不仅限制了上述问题的全面深入研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都城考古学研究，不利于加强对商代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

何毓灵认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在商代均有体现，如殷墟都邑与各方国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资源流动、人员管理、社会治理等，推动了早期族群融合、文化交流与传播，特别是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文字体现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以及以青铜与马车为代表的冶金技术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最为突出。

据了解，我国多地发现有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但少有相应的考古发掘工作，对于相关背景认识不足。即便是考古发掘，也多注重墓葬，对于方国族邑的城址、聚落等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较少。因此，难以对方国建构全面系统的研究，对其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了解也十分有限。

“方国考古是解决殷墟考古尚存重大难题的关键钥匙，其最得力的措施是聚落考古调查。”何毓灵说，商代都邑与方国的关系、都邑内部的社会结构、家庭组织、生产管理、资源流动等都需要建立在对方国考古的研究基础之上，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为方国考古提供了重要契机。

商代方国考古主要涉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北京、湖北、安徽、江西、湖南、四川等省份。何毓灵建议，在国家有关部门统筹下，各地组建团队，由专人负责，对于曾出土过商代青铜器的遗址开展重点调查与勘探工作。结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重点关注商代遗址，特别是大中型遗址的普查与复核工作。对重点区域的普查工作进行抽检，组织专家对方国考古进行评估，合理安排考古发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