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嘉定十年（1217）五月十六日，福建崇安人刘学箕饶有兴致地记下了他盆栽石菖蒲的前前后后：

“蒲，为品不一，生溪涧者谓之荪，植池沼者谓之蒲，皆粗壮丰硕，恐韩子所谓昌阳者是也。惟烟崖云谷间自有一种，叶森而细，瘠而坚。脊若刃状，若发，丰茸蓬郁，根脉盘错，一寸十余节。本草谓久服轻身、延年、益心智，可入药者，疑此也。余前年经庐阜过洞口，见居人货山石奇甚，意可种此，以助小轩幽雅。至南康适遇卖者提携傍余舟，扶疎绿浄可爱可玩，以金易二十斛以归。然尚恨蒲肥不与石称，虽不若荪之伟，亦未至发之细。今夏物色数本，修矗若绿丝，森峭若霜刃，真奇秀也。未几，僧志瑛又将其禅房所养者为寄，清波漪漪，白石齿齿，瑛于石之前后，植为首尾，蹲伏偃踞，宛类卧猊。余置之众斛之中，以冠其首，其余高下有次，环列坐隅，乃易其斛而记之。河北青瓷盆者一，福康寿山石为斛者二，剑津玳瑁石为盆者三，番（鄱）阳白瓷方斛者四，龙泉碧青盆者一，崇安绀色花鼓者十有六，南康旧乌瓦缶者八，合计二十四盆斛。呜呼，亦可以为富矣。……嘉定十年（1217）五月十有六日种春子刘学箕记。”

这段记载蕴含的信息，似乎还未引起古陶瓷界的关注。南宋人刘学箕盆栽菖蒲器具之考究，令人惊讶，单是瓷器，就来自南北各窑。龙泉青瓷自不必说，河北青瓷盆，很有可能是耀州或临汝窑产品。崇安绀色，应是闽北武夷山窑场的黑釉瓷。而“鄱阳白瓷”，显然就是这一时期景德镇窑场的主流产品即现今学界通称的青白瓷器。

北宋人李廌（1059-1109）在其《杨元忠和叶秘校腊茶诗相率偕赋》诗中写道：

“风驾已驰供御品，霜郊未卷喊山旗。七闽地产犹为宝，两府官高故不遗。须藉水帘泉胜乳，也容双井白过磁（自注：江南双井，用鄱阳白薄盏点鲜为上。）。东堂退食公宫晩，金鼎新烹欲沁脾。”

“双井”为洪州所产白芽茶，当时誉为“草茶第一”。这里用来点双井茶的“鄱阳白薄盏”，无疑也是景德镇的青白瓷器。

成书于南宋后期的《陶记》载：“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其视真定红磁，龙泉青秘相竞奇矣。”既然称“洁白不疵”，那么作者蒋祈也视景德镇瓷器为白瓷。

1976年韩国新安海底元代沉船出水一件景德镇青白瓷芒口碗，其内墨书“上色白瓯”四字。

以上3条文献及新安沉船的考古材料表明，宋元人是以白瓷来称呼景德镇青白瓷的。

此外，《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二记载：“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北宋瓷器库之设置，不晚于宋太宗淳化元年（990），神宗熙宁三年（1070）并入杂物库。这一期间，明州、越州烧造青瓷，绝无白瓷的烧造，只有把“青州”的“州”视为衍文，或者把“白”视为衍文，即“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白瓷器”，或“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瓷器”才能文义通顺。若按前一种解读，则明州、越州产品为青瓷，对应的饶州、定州产品为白瓷。

不过，同样是在《陶记》里，还有“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这样的记述。蒋祈的时代，景德镇并不烧造青瓷，因此，“器尚青白”恐只能理解为“青白”瓷，而非青瓷、白瓷两种产品。

彭汝砺（1040-1094）《答赵温甫见谢茶瓯韵》一诗写道：“我昔曾涉昌江滨，故人指我观陶钧。厖眉老匠矜捷手，为我百转雕舆轮。镌刓刻画走风雨，须臾万态増鲜新。盘龙飞凤满日月，细花密叶生瑶珉。轻浮儿女爱奇崛，舟浮辇运倾金银。我盂不野亦不文，浑然美璞含天真。光沉未入世人爱，德洁诚为天下珍。朅来东江欲学古，喜听英杰参吾伦。谨持清白与子共，敢因泥土邀仁恩。空言见复非所欲，再拜谢子之殷勤。”

彭汝砺是鄱阳人，从诗的内容来看，他曾观摩过昌江之滨景德镇的瓷器制作，对其刻划花纹的技法及内容有生动的描写，而“谨持清白”一句，则是借景德镇茶瓯的釉色，来表达其一片冰心。

综上可见，在宋元人语境中，景德镇瓷器，既可用白瓷指称，也可以青白指称，并无明确的分野，在蒋祈那里甚至可以混用。究其原因，应与宋元时期青白瓷的釉色本身就存在青、白之间多种色度的偏差有关。

现存宋元史料中，还有多处记载了“青白”瓷器。如蔡襄《茶录》提到“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梦梁录》所记“（诸色杂买）青白瓷器、瓯、碗、碟、茶盏、菜盆”“黄草铺温州漆器、青白瓷器。”，《都城纪胜》述及“又有大小铺席，皆是广大物货，如平津桥沿河，布铺、扇铺、温州漆器铺、青白碗器铺之类。”，赵汝适《诸蕃志》所言“番商兴贩，用夹杂金银及金银器皿……砒霜、漆器、铁鼎、青白瓷器交易。”，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更是多处提到“青白花碗”“青白花器”“青白瓷”等。不过，这些关于“青白”瓷器的记载，并未与景德镇或其他具体的窑场直接挂钩，与其解读为单一“青白瓷”品种，不如解读为“青瓷”和“白瓷”两个品种。城市考古资料表明，南宋杭州瓷器的消费有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器、定窑白瓷、福建地区的黑釉瓷器等多个窑场的丰富品种，《梦梁录》《都城纪胜》所记南宋临安城内诸色杂买及铺席，似乎不会是“青白瓷”单一品种的使用或专卖；《诸蕃志》《岛夷志略》所记外销到东南亚市场的瓷器品种，恐怕也不会由青白瓷器专宠。既然宋人斗茶时崇尚建窑黑釉盏，那么不入斗试家法眼的就不会只有青白瓷一种，所以《茶录》里的“青白盏”应是青瓷、白瓷等非黑釉瓷器的泛指。

中国古代多把青白之间的颜色称为“缥”或“碧”，《说文解字》卷十四：“缥，帛青白色也。”宋末元初人戴侗说“按今碧色，在青白之间。”宋元人插花、饮茶之器中有“缥瓷”，如杨万里《秋日见橘花二首》：“缥瓷汲寒甃，浅浸一枝凉。”宋庠《灯夕斋中香火独坐招希元不至》：“烛尽委寒檠，茗华浮缥瓷。”贡师泰《谢吴景文送菊》：“缥瓷傍几案，彻夜散幽馥。”，这些“缥瓷”是否青白瓷的一种称呼还值得讨论。

约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宋元时期景德镇青白瓷器的称呼，出现了两种说法。

刘子芬《竹园陶说》（成书于1925年）提到：“近来出土之器甚多，有一种碗碟，质薄而色白，微似定，市肆中人呼为‘映青’，以其釉汁微带青色也。据言出自江西，为宋时所制。其沿口之际，均有镶痕一道，或即前人所谓南定窑欤？”这是将宋代青白瓷称为“映青”的最早的瓷学文献。《竹园陶说》之前的文献，如寂园叟《陶雅》（按作者自序，书成于光绪丙午即1906年）、许之衡《饮流斋说瓷》（1924年上海朝记书庄首次印刷），有多处提及“影青”及“隐青”。《陶雅》的记载主要有如下几条。

“雍正小瓶，色似白非白，鑴有暗螭，灯下辄露异光，所谓影青（一作隐青）者也。”

“以刀刻画花纹于未经糊釉之先，阳文为凸雕，阴文为平雕，隐于瓷质之内，而瓷质极薄者，上釉之后内外皆平，以手指按摩之故不能觉也。若向日光或灯光照之，始见花纹，则谓之影青。”

“明瓷青花笔筒，往往凹雕一围填以影青。画笔工致无款识，瓶觚亦然。”

“雍正粉彩之仿成化者，其盘碟之属，类皆中央藻缋，四周空白且于空白内雕有影青螭虎。”

《饮流斋说瓷》的记载，主要有如下几条。

“影青固甚薄之瓷也，乃有瓷质厚仅能一面影出青色雕花者，此则名为隐青。盖雕花后微傅以青色，再加釉汁云尔。制亦始于明代云。”

“素瓷甚薄，雕花纹而映出青色者，谓之影青。”

“永乐影青一种，瓷质极薄，暗雕龙花，表里可以映见花纹，微观青色，故曰影青。决非永乐，乃嘉靖瓷，而书永乐款者。亦有雍窑，书永乐款”。

《饮流斋说瓷》一书，深受《陶雅》影响，两书所载之“影青”“隐青”，是指明清瓷器而言，且均指其为雕花之后的效果，并不是对宋元景德镇瓷器的称呼。“影青”“隐青”“映青”读音极为近似，所谓“市肆中人”，应是受到成书较早的《陶雅》之影响，将宋代景德镇青白瓷器称为“映青”。

《竹园陶说》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影青”成为宋元时期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的南方窑场青白瓷产品的常见称谓。陈万里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都使用这个概念。他还专门撰文，指出《岛夷志略》《陶记》等文献里提到的青白瓷器，是指元明青花而言，与“影青”没有关系。1959年出版的《景德镇陶瓷史稿》认为，“影青”是景德镇自己的创造，而影青的特点是“瓷质极薄，釉似白而青，暗雕花纹，内外都可以映见”，仍是《陶雅》《饮流斋说瓷》认识的延续。

20世纪20年代以来，日本学界往往使用“青白瓷”而非“影青”来称呼景德镇的青白瓷器，岛田贞彦的《考古学讲座》、小山富士夫的《宋磁》都是如此。1953年出版的辽代帝陵报告《庆陵》，多处使用“青白瓷”“景德镇窑青白瓷片”这种叫法。李文信受此影响，也把辽境内出土的景德镇产品称为“青白瓷器”。

“青白瓷”取代“影青”，成为目前古陶瓷学界最为常用的称谓，要归因于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书中冯先铭撰写了“景德镇与青白瓷窑系”一节。作为第一部系统、完整的现代学术意义上的陶瓷史，该书影响巨大而深远。早在20世纪60年代，冯先铭就使用“青白瓷”这一概念，70年代后期，他进一步阐释了“青白瓷”定名的文献依据、“青白瓷”出现的动因等重要问题。冯先铭指出《梦梁录》《都城纪胜》《诸蕃志》《陶记》中提及的“青白瓷”就是宋元时人对于景德镇主流产品的称谓，他引用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关于“假玉器”的记载以及李清照《醉花阴》词句，认为景德镇青白瓷的出现，意在模仿青白玉的质感效果。其实宋人已将景德镇瓷器比作玉器，洪迈（1123-1202）《容斋随笔》所言“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前引彭汝砺《鄱阳集》所记“浑然美璞”，都是例证。不过，比作玉并不意味者景德镇瓷器的釉色就是青白色，蒋祈《陶记》中说“饶玉”就是“洁白不疵”。冯先铭认为李清照《醉花阴》词“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中的玉枕，指的就是色质如玉的青白瓷枕，也是视一般为特殊，把宋人的文学化描述，当作了具体的事物。且不说唐宋时期确有实用的玉枕，即使是瓷枕，也有可能是河南青瓷或吴地生产（不排除是越窑产品）。张耒《谢黄师是惠碧瓷枕》写道：“巩人作枕坚且青，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李纲《吴亲寄瓷枕、香炉颇佳，以诗答之》：“远投瓦枕比琼瑜，方暑清凉惬慢肤。莹滑色侵蕲竹簟，玲珑光照愽山炉。便便何必书为笥，栩栩方将蝶梦吾。枕上片时聊适志，黄粱未熟到东吴。”宋人吟咏“玉枕”，大概强调的是其沁凉的体感，即苏轼所言“玉枕冰寒消暑气”，或苏庠所说“水榭风微玉枕凉”，而非枕的颜色。

有学者认为南方“青白瓷”就是“白瓷”，或用“南方白瓷”的称谓替代“青白瓷”，这些提法忽视了“青白瓷”与“白瓷”（如定窑白瓷）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釉色差异，也容易与皖南赣北等地区晚唐五代创烧期的白瓷相混淆。尽管从前面的文献分析，宋元人有可能称呼青白瓷为“白瓷”，但“青白瓷”这一概念早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和使用，其内涵也相当明晰，就没有另起新名的必要了。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