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21日至25日，“泥河湾科学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省泥河湾研究中心举办。会议由国家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指导，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办，河北省泥河湾文化研究会、阳原县泥河湾文化研究会等单位承办，来自英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德国以及国内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和代表出席。会议回顾总结了泥河湾盆地过去100年来的科研成就，百年艰程，硕果累累，展望未来发展，任重道远，信心满满。

“泥河湾”是冀西北张家口市阳原县东端桑干河北岸一个小山村的名字。1924年，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以泥河湾村的名字命名了泥河湾盆地的湖相地层“泥河湾层”，从而揭开了泥河湾科学研究的序幕。100年间，中外数代地质、考古、年代、环境、古生物等多个专业的科研工作者，筚路蓝缕，接续努力，泥河湾科学研究不断取得重要发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和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河北持续推进泥河湾遗址群发掘、保护与利用工作。泥河湾盆地已成为中国北方第四纪研究的科学宝库，成为探索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人类起源演化的重要区域，构建起176万年至1万年间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框架，为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

百年艰辛科学求索

初识泥河湾

100年前的1924年，美国地质学家巴尔博（G. B. Barbour）前来考察，并在随后发表的“Preliminary observation in Kalgan area”［《咔拉干（张家口的蒙古语音译）地区初识》］一文中，将泥河湾村附近发育埋藏古动物化石的河湖相地层，命名为“泥河湾层”。泥河湾盆地有了第一个科学名词，也标志着泥河湾盆地科学研究的开始。

1930年，德日进和皮孚陀合著“Les Mammifères Fossiles de Nihowan (Chine)”（《中国泥河湾哺乳动物化石》），发表了德日进与桑志华1924-1926年在泥河湾盆地采集的化石材料，记述了42个属种（含未定属种），确立了泥河湾动物群的种属与科学价值。同时，他们大胆推测，在遥远的早更新世时期，泥河湾地区就可能有远古人类存在。

1935年，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在法国人类学杂志报道泥河湾下沙沟发现的一件“粗糙的手斧”，并由此推断泥河湾盆地曾经有古老的人类生活过，虽然该“手斧”后来被证实是自然石块。但是，这吸引了学术界的目光，激起了学者们在泥河湾盆地寻找古人类遗骸或文化遗存的热忱。

1948年，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将欧洲维拉弗朗期改定为第四纪更新世初期，中国学者建议泥河湾层出土的动物群可与维拉弗朗期动物群对比，其地质时代也应为早更新世。

新中国成立，为泥河湾考古揭开新的一页

1953年以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貌、地震和古生物等专业，在大同盆地和阳原盆地进行教学实习和科研工作，中国学者开始主导泥河湾盆地的科学研究，为泥河湾的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

1957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贾兰坡、王建发表文章，号召我国旧石器考古工作者，到更早的泥河湾期地层中寻找古人类生存的证据。196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王择义、王向前、武文杰，在盆地中部虎头梁一带发现了两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这是在泥河湾盆地第一次发现古人类活动的考古证据。1974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卫奇，在阳原县侯家窑村发现了侯家窑遗址，1976-1979年，连续发掘发现丰富的古人类化石、石制品、动物化石等，经研究，其时代为旧石器时代中期。1978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汤英俊、李毅，在盆地东端大田洼台地的早更新世地层中发现了小长梁遗址，首次在泥河湾盆地发现距今10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由此，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的基础框架构建起来，旧石器考古、古人类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乘改革开放的东风，中外专家联袂科学考古

1983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谢飞参加了东谷坨遗址的发掘，河北省文物专家学者正式进驻泥河湾，开展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泥河湾盆地考古调查的范围、规模都明显扩大，几乎遍及盆地内桑干河南北的广大区域，发现了马圈沟、岑家湾、东谷坨、马梁、板井子、新庙庄、西白马营、油房等近百处不同阶段的遗址，为构建详细的区域文化序列框架打下坚实基础。

1988年，石金鸣、谢飞、成胜泉对板井子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首次采用水平层发掘、打方格记录的方式，详细记录文化遗物的平面布局，收到良好效果。1990年，美国学者指导飞梁遗址发掘，介绍了国外的旧石器考古发掘技术和分析研究方法。1991年，国务院批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中外合作考古项目——东谷坨遗址发掘研究，中外学者开展了更广泛的对话，促进了技术、方法、学术的交流与互动。1996年，中美泥河湾联合考古队发掘了飞梁遗址。中美学者广泛对话交流，引进了国际上流行的旧石器考古发掘、记录、研究方法，发掘记录方法改进、完善，逐步形成统一标准，并在后来的发掘中广泛应用，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普遍采用的方法。这一阶段研究方法进一步丰富，岑家湾遗址发掘通过新的发掘记录方法记录遗物出土信息，并在后期的研究中开展了石制品拼合研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石器拼合研究的第一次成功实践。1996-199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合作发掘虎头梁遗址群，系统发掘马鞍山、于家沟、瓜地梁等遗址，系统揭示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剖面和遗存。

进入新世纪，泥河湾考古发现惊喜连连

新世纪以来，泥河湾盆地考古研究不断有重大发现，并接连在世界顶级期刊发表。2000年，考古人员调查发现马圈沟遗址文化层之下还存在两个文化层，2001-2005年开展了持续的追踪与发掘，在马圈沟第Ⅰ文化层之下确认5个新的文化层，将泥河湾盆地古人类出现的时间不断向前追溯。马圈沟遗址第Ⅲ文化层揭露出一组由石制品、动物骨骼和天然石块构成的古人类活动面，反映了原始人类肢解餐食大象的场景。第Ⅱ文化层则揭露出四五十个草原猛犸象脚印，部分脚印结构保存完好，还保留有清晰的趾间结构。2001年、2004年，分别在Nature（自然）杂志发表《Earliest presence of humans in Northeast Asia》《New evidence on the earliest human presence at high northern latitudes in northeast Asia》，将小长梁遗址的年代确定为距今136万年，半山遗址、马圈沟第Ⅰ-第Ⅲ文化层的年代分别为：132、155、164、166万年，研究成果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进一步提高了泥河湾的国际影响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批重大科研项目相继实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泥河湾的科学价值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推进实施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2013年，河北省启动“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程”。国家文物局连续批准泥河湾遗址群考古工作计划，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泥河湾盆地古人类遗址考察与研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以泥河湾盆地为重点的华北早期人类演化与适应研究”等项目先后实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等科研单位和高校，开展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泥河湾盆地文化遗址数量迅速增加至380多处，广义泥河湾盆地遗址数量则接近500处。马圈沟、石沟、麻地沟、东谷坨、马梁、后沟、侯家窑、板井子、西白马营、油房、马鞍山等遗址的发掘，采用了更加精细的考古发掘技术和方法，信息提取更加全面，更加注重科技手段的注入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纠正、补充了一些关键遗址的相关信息，获得了早更新世至晚更新世之末不同阶段的可靠资料，逐步构建起176万年至1万年间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框架。

同时，大泥河湾盆地区域考古取得重要进展，蔚县、怀来等周边县的重点遗址持续发掘，在更大区域获取了更加丰富的材料。蔚县下马碑遗址多学科研究成果在Nature（自然）杂志发表，揭示了四万年前后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的行为，为探索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的出现与演化提供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