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中，墓葬是最为常见的一类遗存，具有反映人类生产生活范围与内容，并在更深层次揭示社会意义的功能。根据墓葬空间距离远近，可将其分为不同墓地墓葬间的宏观空间、同一墓地墓葬间的中观空间和单座墓葬内外的微观空间。聚落考古理念下，墓葬与居址是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体两面，它们在空间关系上有着极强的关联性和依附性。目前，南昌地区发现发掘的汉代墓葬达百余座，是江西省内汉墓分布密度最高和高等级墓葬数量最多的地区，这一现象的形成与南昌城作为两汉豫章郡治所在地密切相关。虽为郡治所在，但史学界对汉代南昌城的地理位置却聚讼累年，南昌地区多年的考古发掘也未能给出明确答案。分析与汉代南昌城密切相关的南昌汉墓宏观空间布局及历时性演变，能够为框定汉代南昌城地理位置提供重要线索，深化对其开发利用历史和活动空间变迁的认识。

目前对南昌汉墓做了综合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卢方琦、徐良和饶华松三位。卢方琦在《明清南昌城复原研究》（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附录部分，探讨了由南昌汉墓空间分布推衍汉代南昌城的位置问题，是对南昌汉墓宏观空间布局研究的首次实践，但在分期问题尚未解决之时，这一探讨缺乏历时性的考察。徐良《南昌地区两汉墓葬研究——兼论南昌地区汉文化的形成》（《南方文物》2023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墓葬形制和典型陶器的类型学分析，将南昌汉墓划分为六期，完成了考古研究首要解决的分期问题，其后从文化因素角度讨论了南昌汉文化的形成，并未涉及汉墓空间布局的研究。饶华松在《城市地理空间中的南昌汉墓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4年）中，将汉墓纳入城市地理空间视角观察，对南昌汉墓的分布、分期、文化因素等进行了细致探讨，是最为系统深入研究南昌汉墓的学者，但在早年材料梳理、空间布局分析等方面尚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全面梳理了历年发现发掘的南昌汉墓资料，基于前述学者的分期研究成果，分析南昌汉墓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宏观空间布局，归纳总结其演变特点，从而为确认汉代南昌城位置所在提供佐证，并加深对汉代南昌城研究的些许认识。

南昌汉墓的发现与发掘  查阅江西省博物馆文物总账记录，新中国成立后南昌汉墓的发掘始于1950年南昌下沙窝汉墓，此后的三十多年里，近百座汉墓被发掘出来，出土文物基本由江西省博物馆收藏。这些汉墓多已发表考古简报，但仍有30余座未曾披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有关研究的准确性。2023年以来，按墓葬单位对馆藏汉代文物进行系统整理，掌握了这些未披露汉墓的位置、时代、器类及组合关系等信息，为开展南昌汉墓宏观空间布局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总账记录还显示，南昌多处地点发现汉代文物但未言明遗存性质，其中地点明确且出土文物较多的有7处。根据以往同类文物出土遗存性质判断，它们也应出自墓葬，因此也该将其纳入汉墓宏观空间布局的分析。此外，2007年在位于南昌青云谱梅湖的东晋喻襜墓出土纪年铭文砖上记录了东汉豫章名士徐稚（字孺子）墓的地理位置，是南昌汉墓中见诸文献记载并经地下材料佐证的唯一一座汉墓。

截至2023年底，南昌地区发现发掘的两汉墓葬不少于150座，分布在东湖区、西湖区、新建区（含经开区）、青云谱区、青山湖区和南昌县等六区县的近50处地点。时代跨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至新莽、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东汉晚期六个发展阶段。需要指出的是，位于海昏侯国城址紫金城附近的海昏侯墓群，是刘贺徙封海昏侯国后逐渐形成，该区域距南昌城区较远，现在虽隶属南昌市区，但在当时却隶属于郡国并行制背景下的海昏侯国，其与豫章郡治南昌城处于行政上的平等关系，因此在考察汉代南昌城的墓葬空间布局时，将其排除在外。

南昌汉墓的空间分布  分析南昌汉墓的宏观空间布局，需要建立在历时性考察基础之上，即分析不同时期汉墓的空间分布特点。接下来，我们按照南昌汉墓的六个发展阶段，分别讨论其分布情况。

西汉时期南昌汉墓发现数量较少，为分析空间布局带来一定困难，但从早、中、晚期的分布来看，仍能发现墓区的变化。西汉早期墓5座，西汉中期墓8座，均位于贤士湖东侧附近，形成这一时期的核心墓区。西汉晚期墓6座，除1座位于贤士湖东侧外，其余均在老福山及其南侧的京家山附近，如老福山西汉木椁墓、市公交公司西汉墓、京家山M1和M2，呈现墓区向南侧转移的特点。

东汉时期南昌汉墓出现迅猛增长。东汉早期墓7座，分散分布在老福山及其西侧区域、象湖东侧的施尧，以及贤士湖、塘山等地点，呈现老福山墓区继续沿用，施尧墓区开始形成的特点。墓区分布区域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

东汉中期墓31座，老福山墓区消失，出现三个大的墓区：贤士湖北侧、施尧周边、蛟桥周边，呈现出沿原有墓区向南北方向扩展并跨江分布的趋势。赣江以北的蛟桥和以西的石埠梦山开始出现汉墓，其周边可能逐渐兴起一定规模的聚落。

东汉晚期墓58座，呈现极度分散的特点。贤士湖北侧墓区向西南收缩，施尧墓区向北有所延伸，新出现贤士湖南侧墓区和老福山墓区，且有连为一体的趋势。上述墓区所围合区域，相较东汉中期大大缩小，似乎暗示城市发展规模存在一定程度的收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蛟桥墓区范围扩大，并在其东北约15公里处的儒乐湖附近形成新的墓区，但墓葬等级较低。蛟桥墓区的外扩及儒乐湖墓区的形成，说明赣江以北区域得到进一步的开发。

南昌汉墓墓区演变与汉代南昌城市发展  综上来看，南昌汉墓集中在贤士湖、老福山、施尧、蛟桥等几个大的区域，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空间布局具有由中心向周边逐渐扩展的趋势。西汉早期至中期，南昌汉墓集中在贤士湖东侧，并逐渐形成这一时期的核心墓区。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老福山取代贤士湖成为新的核心墓区，并开始向其南侧扩展，施尧墓区开始形成。东汉中期，施尧周边集中了较多墓葬，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墓区，贤士湖及其南北两侧成为次中心区，老福山周边尚未发现墓葬，墓葬核心区的南移以及墓区所框定范围的变化，间接说明了当时南昌城市规模在向南侧拓展。东汉晚期，贤士湖墓区已向其南北两侧的外延拓展，前一阶段的其他墓区也未见聚集现象，呈现分散分布的特点，新的核心墓区在赣江之北的蛟桥逐渐形成。

墓葬，是逝者的安息之所，其位置所在与墓主生前的活动空间存在密切联系。一般而言，生之空间与死之空间在空间布局上往往存在一定间隔，但又不会相距甚远，这为探索扑朔迷离的汉代南昌城的位置问题提供了佐证。前述几大墓区所围合的区域恰好落在今天南昌老城区位置，并且在其东北方向不远处的贤士湖及其周边区域始终是南昌城比较重要的一个墓区，这便从墓葬考古角度指明了汉代南昌城大致的位置所在。关于汉代南昌城的位置问题，历代学人均有论述，从蔡敬襄，到应宗强，再到卢方琦等学者，均认为其位于今南昌老城区内，本文对南昌汉墓宏观空间布局的分析研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也从侧面实证了古代南昌城自汉初建城至民国被拆除，是一脉相承的古今叠压型城市。［作者单位：江西省博物馆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本文系2024年江西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南昌地区汉代墓葬空间布局研究”（24WT23）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