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至9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对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蟠龙山段长城300~303号墩台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四座墩台的编号为密云长城300号、301号、302号、303号，位于蟠龙山长城景区东段。发掘工作包括廓清墩台建筑基础的四至，分析墩台建筑的结构形制，探究病害成因，为后续修缮提供科学依据。

四座墩台建筑形制均为砖石混筑结构，基础部分为4~7层的条石，之上部分残存条砖，条石、条砖之间均用白灰勾缝。墩台顶部建筑已全部坍塌，其中300、303墩台保存相对完好；301、302墩台则相对保存较差，基础条石、墩台四周砌筑的条砖均已倒塌或丢失且局部已暴露出夯土台芯。

墩台四周的地层堆积可分为两层。①层：倒塌堆积层，厚1.0~3.0米，包含大量的砖瓦碎石及大量的植物根系，基本不见包含物；②层：生活堆积层，厚0.10~0.20米，土质疏松，土色为灰褐色，包含少量的碎石颗粒及小块砾石。出土遗物包括建筑构件（筒瓦、板瓦、瓦当、滴水）、瓷器残片（青花瓷、黑釉瓷、白瓷）、生活陶器（盆、罐）、石器（石礌、石球）、铁器（箭矢、铠甲片、铁釜等）及少量的动物骨骼等。

此次考古发掘不仅揭露了墩台建筑基础的四至，而且厘清了基础的建筑形制、规模以及墙体与墩台的交接形式。同时，考古组还对墩台顶部及相关附属建筑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两组石柱础（302、303墩台，石柱础之下均有砖砌磉礅）、火炕遗迹、登城便门及登城踏步。

四座墩台基础出土遗物约400余件，按照遗物质地的不同可分为石、铁、瓷、陶、骨五大类。其中石器有石球、石礌（部分内存黑火药）；铁器有为铁环、箭矢、铠甲片、铁钉、铁釜（口沿部分）；瓷器器形为青花碗、盘、压手杯、盅，黑釉碗、缸、罐、器盖，白釉碗；陶器可分为生活容器（磨光暗纹盆、罐）、建筑构件（板瓦、筒瓦、圆形瓦当、滴水、鸱吻）两大类；骨器类主要为哺乳类动物骨骼。另外，大部分的出土遗物在墩台迎敌面发现，且大量的青花瓷碗、盘表面均有锔过的痕迹，个别器物内残留有锔钉。

通过考古学的叠压打破关系和对出土遗物的比对、分析，考古组认为，此次考古发现的遗存可分为明清两期。

明代遗存主要包括墩台建筑主体（①层）、两组石柱础及登城便门。通过对石柱础（303墩台顶部石柱础周围发现腐朽的木柱痕迹）的分析可知，墩台顶部建筑应为悬山顶或硬山顶的单间木质建筑，方砖墁地，东西面宽3米，南北进深3.2米，总面积约9.6平方米。另外，在出土遗物中戳印文字砖及青花碗底款中均发现了“万历七年”“大明万历年制”纪年。结合史料可知，隆庆二年（1568），明政府下令任命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军务，节制四镇。隆庆三年戚继光就调配土卒，开始了艰巨的筑台、修墙工程。综合以上信息，考古组认为此次考古发掘揭露的墩台主体（①层）、木质建筑（石柱础）及登城便门均为明代晚期建造（主要是万历年间）。

同时，在墩台主体建筑（①层）之前，存在一层用白石灰夹细石子抹砌而成的铺地面；②层为黄褐色黏土夹杂碎石子层，厚约0.20米；③层为碎石子层，厚0.25米；④层为夯打过的黄褐色黏土夹杂碎石层，夯层厚0.10米，厚0.50米，最后是修整之后的山丘之上砌筑敌台，中心部分用黏土和毛石堆积。其时代可能为嘉靖年间（1522~1566）。

清代遗存主要包括了火炕遗迹、登城踏步。火炕遗迹位于302墩台顶部东端，保存较好，条砖垒砌，平面呈长方形。由灶门、火灶、回字形烟道和烟囱四部分组成。登城踏步位于300墩台南侧东端，均用毛石砌筑，白灰勾缝。虽然清代不再修筑长城，但在长城沿线的一些主要营堡仍有驻军。顺治元年（1661）清政府在古北口设军事长官总兵，驻扎河西（今古北口镇河西村）。康熙二十二年（1693），在潮河西岸设立营盘，称柳林营，“总兵驻之”。

此次蟠龙山段长城四座墩台的考古发掘，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首次针对长城研究性修复进行的一次有益尝试。通过考古发掘改变了世人对长城的传统认识，拉伸了长城历史纵轴线。另外，针对出土遗物的研究，尤其是对出土的大量青花瓷器的研究，使后人对明朝军士戍边生活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执笔：刘汉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