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科学发掘的黑龙江饶河县乌苏里江西岸小南山遗址第二期出土的玉器已多达400余件，是迄今东亚地区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一批系列组合型玉器，也是东北地区兴隆洼、红山诸文化玉器乃至长江流域各发达玉文化的直接源头。

小南山玉器的种类包括玦、环、管、珠、扁珠、璧饰、锛形坠饰和玉斧等，器型丰富多样，已经形成整套的玉器组合。这些玉器上多能观察到砂绳切割技术留下的弯曲条形痕迹，是为目前世界发现最早的以解玉砂配合线绳以柔克刚加工玉器的技术证据。这种工艺与不少器型为稍晚的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玉器直接继承。

小南山遗址堆积共分五期，玉器集中出土在第二期（距今约9200-8600年）的墓葬中。尤须指出的是，尽管小南山遗址第一期（距今约 18000-13000年）尚无玉器发现，但其文化水平已经相当高超，遗存中包含有极其丰富的打制石器和珍贵的早期陶片。石制品以两面器和石片为主，包括个别的磨光穿孔石器，以及在东北亚和北美早期印第安人中流行的以燧石或黑曜石等高级石材制作的极其锋利的柳叶形尖状器，后者可能是同时期世界上最锋利的狩猎武器。陶片火候较低，夹砂，内外有压印草痕。此外，还有地面建筑的房子、规整的火塘等遗迹和猛犸象等遗存。无论从时间、空间和内涵多个方面来说，这期遗存在当时都属于非常先进的文化因素，可以为理解玉文化在小南山乃至东北亚出现和扩散，最后熔铸进入华夏传统，形成以玉通灵、以玉比德等华夏文明精神特质的重要底色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提供很好的基础。小南山一期这些先进文化因素的出现及其与其他地区相关遗存的相互关系，可能引发对其全球性意义和玉文化形成原因的一些重新思考。

新的考古发现已基本确认现代智人形成于非洲并扩散到全球，他们向欧亚大陆东部的扩散至少存在南北二线，其中南线年代更早，现代智人率先抵达环境与非洲相似的东南亚甚至跨海登上了澳大利亚，对海洋等水生资源开发进行了更多尝试，中国长江流域的一系列发现表明这批人也是新旧时期过渡阶段最早发明和使用陶器的人群。北线稍晚，但这批现代智人适应寒冷气候、狩猎大型动物和石器制作的水平更高，曾广泛活动于欧亚大陆北部。两支现代人中最具跋涉与开拓精神的先驱是否在位于东北亚黑龙江流域的小南山一带实现汇合？目前因为人骨遗存保存状况等缺憾，尚不得而知。但是，从小南山遗址第一期集中了同时期各地人类几乎所有最先进的文化因素，包括以复杂的细石器和非常锋利的柳叶状尖状器为代表的石料辨识与石器制作技术、早期陶器的制作与使用、房屋建筑技术、火塘使用技术以及美石装饰文化等来看，南北两线现代人先后到达此地并有所交流是非常有可能的。

大致同一时期，东北亚的某些人群携带着与东北亚广泛流行、在小南山也有发现类似的柳叶状尖状器等工具组合，利用末次冰期的某个气候波动间隙，追着大型猎物，跨越白令海峡进入北美洲。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间节点就位于小南山一期的范畴之内，但是早期的美洲印第安人并没有掌握制陶技术，他们后来经摸索重新发明了陶器，说明他们可能与小南山遗址所代表的人群并无直接关系。东北亚年代较早的陶器与华南地区傍水适应的丰裕采猎者更早年代发明的陶器有无传播关系，因为缺环太多，且早期陶器可能的分布区域沿海大陆架在全新世高温期被上升海平面淹没等原因而难以确认，但是年代学与类型学研究成果及日本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在基因上与东南亚现代人的亲缘关系等，均强烈暗示着东亚地区早期陶器一源性起源与传播的可能性，在黑龙江与环日本海的早期陶器也表现出明确的向西向南的大陆腹地传播态势。因此，可以推测，东亚南部率先制陶的现代人和北方以石器技术见长的高度流动性的大型动物狩猎者，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可能在东北亚地区已经遭遇并发生过文化上的融合，在欧亚大陆北部唯一东流入海的大河——黑龙江流域和环日本海一代形成长期持续的傍水丰裕采猎（渔）文化，和新旧石器过渡阶段一个重要的文化创新中心。最早具有美石装饰功能的玉石制品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北方现代人从阿尔泰经过贝加尔湖区地区带到东北亚，并被小南山和兴隆洼人进行升华改造，为中华玉文化奠定了源远流长的万年基础。

郭大顺先生曾提出玉文化渔猎文化起源假说。他认为，玉器相关的材质、工艺、技术、观念等既和近水生活有关，也与长期狩猎培养出来的特别的生命意识有关。这正是黑龙江与环日本海一带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重要特质。系统梳理过玉石装饰品从阿尔泰经过贝加尔湖区向东北亚传播并发展为东北亚环日本海最早玉文化圈的邓聪先生，也认为玉石材料早期作为装饰品和通灵用品的特性，浓缩了早期人类的生命崇拜世界观。傍水的丰裕采猎经济可能是驯化动植物的农牧业产生之前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发展水平最高的经济体系，这种经济在农业之前已经可以形成资源丰沛和相对安居的生活方式，而远道而来的文化间交往碰撞，使得他们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因此，陶器以及玉石装饰品发展出独特的玉文化孕育于东亚大陆东段的傍水丰裕采猎经济看来并非偶然。迁徙到新大陆、长期盘踞在北美西北段的印第安人丰裕采猎者此后甚至孕育了达到酋邦阶段的复杂社会，也证明了这种经济形态对于复杂社会的支撑能力。

小南山第二期遗存距今9000年前后，时间上比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和大地湾文化还要稍早，但遗址中已经形成明确的墓地分区，并有不同的积石埋葬形式，表明当时这里的渔猎采集社会已经相当发达，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活动地域和比较严密的社会组织形式，不落后于中原等早期农业村落的社会形态。现在我们说中华文化的万年起步，不仅指浙江上山文化的万年稻作村居和华北坝上一带的旱作原始农业村落，小南山遗址所代表的早期玉文化及其背后的丰裕采猎社会无疑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它们都熔铸进了此后华夏的文化与文明基因之中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柴尔德将更全新世之交、新旧石器过渡阶段的人类文化变化总结为已经被学界广泛接受的新石器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仅是以磨光石器取代流行了300万年的打制石器，还包括农业和陶器等重大发明和普遍使用，而在中国，还应该加上作为石器文化最高表现的玉文化的初步形成。这些破天荒的新文化因素的出现和推广，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新时代，开启一种新生活，并根据各地不同环境与适应模式，开启向复杂社会和文明时代迈进的步伐。

然而，从新石器革命经过农耕走向复杂的文明社会的道路却同样因各地不同环境和文化特性而有不同发展模式。最著名的西亚新月沃地是麦类农业的发源地，在向美索布达米亚（两河之间）、尼罗河谷以及印度河谷的扩散过程中，分别孕育了举世瞩目的三大古老文明。这一驯化中心的年代最早，农业以及大致同时驯化的家养动物羊和牛等也更高产，但是陶器的发明与使用则比农业要晚数千年，因此，曾经存在一个前陶新石器时代。东亚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东亚存在华南稻作与华北旱作两个早期农业起源中心，但是华南地区傍水生存的丰裕采猎者在距今约2万年前就发明了陶器，并在不晚于西亚麦类驯化的同时开始对稻作农业的探索，并在近海的丰裕采猎人群中比较迅速而广泛地进行传播，而稻作、旱作农业距今9千年左右在南北气候交汇带淮河上游的贾湖-裴李岗文化中已相互接触并实现初步的融合，最终经过仰韶、龙山、二里头等阶段，在中原地区融汇发展出以复合型低产农业为支撑、区别于麦类河谷灌溉高产农业区社会分工相对发达的王朝式国家文明。发源于东北亚的玉文化南传的步伐也相当快，8千年前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继承并发扬了小南山的饰玉文化，到6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时已经形成了以玉通灵祭神的丰富的巫玉文化体系。玉文化南传到长江流域之后，先后出现凌家滩和良渚两个玉文化的高峰，并在保持饰玉文化基因的同时，创造出适应于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以琮璧等为代表的一套与敬天法祖有关的巫玉和礼玉系统，为华夏文明的大统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传统的玉文化主要指被《周礼》等文献系统记载和诠释的玉器组合和文化属性，先人对于红山、良渚等的丰富巫玉文化早已淡忘，仅在《越绝书》中有“玉兵时代”等语焉不详的传说，以及黄帝时代琼浆玉台的模糊记忆。随着小南山等重要发现的不断面世，今天考古学已经大致上可以复原玉文化萌生与演进、传播的全过程及其融入华夏文明的进程与实质性意义。今天我们讨论中国文明形成及其特点，玉文化是一个亮点，甚至有人提出“玉器时代”的中国式概念，用于对应早于青铜时代的中国文明的考古分类阶段。实际上，也的确是在巫玉阶段，中国的玉文化和复杂社会的文明特质才开始形成自己的特点，并在整体性文化结构中有了特色鲜明的独特地位，脱胎于采猎文明的玉文化进入农耕文明并走向礼器化，成为礼制性国家文明的标志性器物。除了礼仪之用，各类玉器也成为当时各色人等的身份标识，饰玉的装饰性特性不仅长期保存，也逐步和人的德性修养等意识形态观念紧密结合。由于地理环境和驯化动植物的特点，从农业社会到国家文明，中国的融合过程相对更难也更长，发明了最早的玉文化的东北亚采猎人群尽管向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贡献了玉文化基因，但却长期盘桓在华夏边缘，采猎人群和更晚兴起的游牧人群不断以文化互动甚至是南下入侵的方式刺激华夏文明开发内部动力，进行升级换代，在由华夏文明走向多元一统的中华文明中，仍然持续不断地贡献各种文化活力。

总之，玉文化是华夏文明体系中一根独特的线索，与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深层精神信仰具有密切关系，也与由多元走向一统的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密切关系，考古发现正在揭开这些神秘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