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至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早期文明研究基地承办的“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对话——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在山西襄汾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就文明与国家的概念与标准，历史学、考古学视野下的文明与国家起源，世界古文明的起源过程、特性及其比较，中国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历程及其启示等四个专题展开讨论。

文明和国家起源是世界性热点课题，学者们在文明与国家的概念问题上有着精彩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徐义华认为，文明和国家概念要明确区分。文明指在社会发展复杂但以合理性主导时，通过信仰、宗教和道德维系社会运转；而出现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把暴力演化为社会常规维持力量，即为国家阶段。陕西师范大学卢中阳谈到，国家作为理解文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应避免两个误区：既不能脱离公共权力简单基于血缘与地缘谈国家进化历程，又不能与具体国家及物化标志简单对号入座。

与会发言中，考古学视野下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话题最为广泛，多结合国内重要考古成果溯源中国史前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历程。山东大学杜勇对“仰韶文化与黄帝时代”命题进行反思，认为“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遗址”观点从断代上分析是存疑的。丽水学院李岩提出，黄帝时代应该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五千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末期、龙山文化早期，前后一千年左右的时间。湖北大学魏继印从考古和文献相结合的角度，梳理出从仰韶时代中期到二里头时代中原地区国家形态的发展脉络。山东师范大学燕生东认为，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是连续和稳定的。公元前2300年前后，海岱地区与中原文化区、甘青文化区首次形成“夷夏东西”对峙格局，延续整个夏代至商代早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春青结合严文明先生“重瓣花朵”理论，认为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特征最早应出现在庙底沟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寺考古队高江涛对陶寺遗址近年来考古发掘成果进行了简要介绍，并从王权国家和礼制社会角度，提出了“陶寺模式”观点。河南大学侯卫东认为，二里头时期已形成较为明确的央地关系，而与此相对应“陶寺文化区有没有出现明确的央地关系”这一问题还有待讨论。山东大学王青就神灵考古与早期中国做简要分析，认为我国上古时期盛行交感巫术，信仰万物有灵，这种原始神秘且不受逻辑规律支配的思维方式造就了早期中国的精神信仰和文化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毓灵针对殷墟王陵的始建年代、盗毁年代、祭祀坑年代以及王后墓等几个问题进行了梳理，认为商王陵在周初曾经被大规模破坏，王陵安葬的是商王而没有王后墓，王后墓则按商代的居葬合一方式，死后埋葬于宫殿宗庙区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家瑞从中原史前房址的发展历程、研究回顾、总结展望三大方面，对以往研究进行总结，房址是考古学所发掘出来的重要人类活动遗存，房屋建筑技术、形态、布局等方面的演变是一个地区文明化进程的重要体现。

相比于考古学，关于历史学视野下的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研究，则多与传世和出土文献材料相结合。河南大学张立东认为，有文献记载的思想史意义上的“中国”应该在陶唐氏之地，即晋南地区。山东大学张伟以齐地八神祭祀为例，认为早期中国“俗”文化在面对国家之“礼”时，两者应是“礼-俗”双向互动共生关系。上海大学宁镇疆提出，以往出土及传世文献中谈到相关政治发生学或曰“政府”的主要特征内容时，往往突出强调政治角色“治理”和“服务”的公共职能。东北师范大学谢乃和认为，豳公盨铭文内容上是一篇周人引古述今的三代早期王朝国家的“生成论”，揭示了夏商周早期国家形成过程是一种“以封建制为中心建构”的王朝国家模式。北京师范大学黄国辉认为，蚩尤应是炎帝族人，黄帝族与炎帝族为世代姻亲，“黄帝有子曰蚩尤”实际上应该是上古时期行辈型亲属称谓制在后世的一种孑遗记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牛海茹认为“合祭”的出现可能出于提高效率和节约祭祀材料的考虑，根据祭祀对象职能范围、祭祀目的和祭品需求等因素，将这些受祭神聚集在一起统一祭祀活动。

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的研究，非局限于发掘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还应着眼于世界古文明的起源发展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国洪庚从分析古代两河流域早期文字文献材料中出现的“美”的起源、内容和传播情况入手，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起源发展。

会议讨论还涉及近年来历史学与考古学两个学科的学术成果回顾与梳理。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张敏谈到近年来考古学研究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中的延续性问题，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提炼与总结，科技考古、国外考古、边疆民族考古与公众考古等领域研究热度上升等三个方面。《中原文化研究》编辑李玲玲梳理了21世纪以来有关文明探源的文章，发现当前文明探源命题对于社会结构和文明机理，以及对中华文明形成机制的探讨愈发深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任会斌梳理了郭沫若先生从甲骨学到系统的社会形态研究的相关学术成果，及其在中国古史体系探索领域的学术贡献。

近年来，数字技术深刻影响了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科技手段分析成果为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相龙充分运用同位素分析法，发现在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中，生业经济进行着对外来的物种和技术的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赵孝龙展示了部分甲骨材料的显微镜照射和测量数据，通过实验观察分析甲骨文各个阶段字体和契刻特征，这将为甲骨分期断代提供丰富的显微方面证据。

山东大学教授杜勇在会议总结发言中谈到，此次与会学者针对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中的热点、焦点问题，热烈讨论，各抒己见。这种学术上的深入交流，恰恰体现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重要性，真正揭示早期文明面貌，展示文明的力量与前进步伐。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早期文明研究基地主任徐义华表示，重建上古史，需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共同努力。

会议期间，学者们考察了陶寺遗址考古现场，就考古与历史相结合的问题做了深入交流。

本次研讨会贯彻长时段视野，论题涵盖史前文明研究的多个侧面，与当前学界关注的中华文明探源话题有着密切联系。会议上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积极讨论，分享学术成果和研究心得，强调了在深入发掘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和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过程中，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交流与对话的重要性。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