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东部地区位居长江、淮河之间，东临黄海，作为史前时期中国东部地区的重要地理单元和文化区域，其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较之周边海岱和环太湖地区明显滞后，文化谱系尚未完全建立，对代表性遗存文化面貌的认识与文化属性的判定依旧存在较大分歧，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有待解决、诸多空白有待填补。草堰港遗址的发掘为我们解答以上部分问题提供了契机。

草堰港遗址位于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市千垛镇草王村东侧，东南距兴化市区约15千米，西距高邮湖不到30千米。遗址所在区域为江淮东部里下河腹地，地势低洼、平均海拔不足2米，原为芦苇丛生、水草遍布的湖荡，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围湖改塘形成大面积成片养殖塘，遗址整体位于水面之下。因遗址上开挖水渠、深挖养殖塘的行为对遗址造成了局部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年起南京博物院与泰州市博物馆、兴化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开展考古勘探和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2022年至2023年的抢救性考古发掘由南京博物院主持，2024年转为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工作由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持。经前期系统勘探，已基本确认了遗址分布范围及不同区域文化堆积状况，勘探表明遗址总面积逾8万平方米。当前发掘区位于遗址中南部，三年总布方面积近3000平方米，2/3探方因发现重要遗迹而停留在相应层位，部分探方仅清理掉上部自然淤积层。经碳十四测定，草堰港遗址主体年代距今7200年至6900年。

自然淤积层

草堰港遗址整体被1.5-2米厚的自然淤积土所覆盖，以发掘区为例，可分为6层：第1层，深黑色黏土，普遍厚0.3米左右，为现代鱼塘底部淤泥；第2层，灰白色土，厚0.1-0.2米，土质细腻呈弱沙性，纯净无包含物；第3层，浅黄色土，厚0.5米左右，土质略黏，夹杂大量的铁锰矿物质结核，底面较平整；第4层，浅灰泛白土，厚0.1米左右，土质细腻呈沙性，顶面有一层细碎贝壳及完整牡蛎壳；第5层，深灰色土，厚0.4米左右，土质细腻略黏，白色层理明显，与深灰土相间；第6层，青灰色土，厚0.15米左右，土质细腻略黏，夹杂少量贝壳；第6层以下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根据堆积层理及粒度初步判断，第2至6层为自然淤积层，其中第2、3层沉积环境相对稳定，第4层包含一定数量的牡蛎和海贝。第5层灰白相间的层理表明可能存在持续波动、不够稳定的沉积环境。南京大学环境考古研究团队针对自然淤积层的碳十四测年、大植物遗存、孢粉、植硅体、硅藻、沉积粒度、有机碳、氮和硫的多指标分析正在进行中，有助于对自然淤泥层的形成年代、性质及成因等问题进行综合判断和系统研究。

主要收获

遗迹主要有房址、柱洞、栅栏、灰坑、灰沟和水井等。

当前所见房址多用芦苇作为建筑材料，是草堰港遗址极具特色的建筑模式。房址已发现4座，保存较好的有F1、F2、F4。F1、F2为芦苇建筑，仅残存地下部分，F1系用捆扎芦苇束深扎地下，围成房屋，此类现象在整个发掘区中较为常见；F2则用芦苇密集编扎在一起构成墙体，在西北处留有出入口。F4结构相对复杂，主要由北部芦苇编织框架、中南部芦苇栅栏和南侧外围的木栅栏构成。东西残长11、南北残宽7.7米。北部主体为芦苇编织框架，东西长7.7米,南北宽3米，西南角的立柱似为转角柱，主体框架内平铺大面积散乱的芦苇茎秆，芦苇面上发现较多数量的粪便化石。中南部芦苇栅栏以横、纵芦苇束编织而成，残长近5米、宽0.5-1米不等。木桩组成的木栅栏位于外围的西南及南侧，呈半圆形环绕。遗址中填埋木材坑中发现的大量木构件，及地层中所见立柱，特别是底部垫板立柱的发现表明草堰港遗址还应存在一定规格的木构建筑。

灰坑已清理150多座。平面形状有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等，依据坑内堆积及性质可分为数类，其中较为特殊的有五类。第一类为填埋木材坑，集中分布在2023年发掘区西北部和2024年发掘区中部，占灰坑总数一半以上。这类灰坑主要分深坑和浅坑两种。深坑平面面积相对较大，面积6至13.5平方米，最深者2.2米，坑壁多有斜坡，填土多为青灰色黏土，夹杂少量烧土粒，陶片普遍较少，底部均平铺木板。浅坑平面面积大多不足2平方米，木材见于灰坑上部或底部，少量交错平铺数层填满整坑，坑内斜木、立木现象较少见。此类坑所填埋木材多为木板或圆木，绝大多数系栎属、黄连木属、枫香树属等适用于建材的树种，加工痕迹明显，摆放整齐，部分残留榫卯结构。分布相对集中，但无明显布局规律，暂未明确其性质。第二类为用席子铺底或壁，此类坑尺寸多较小较浅，可能为储物坑。第三类为填埋蚬壳坑，深浅不一，整坑内填满蚬壳，而较少见泥土等其他杂质，蚬壳应为食用后倾倒填埋。第四类为口小底大的袋状坑，部分坑的边壁用细木棍支撑。第五类为填埋烧土和陶片坑，此类坑数量不多。其中H20较具代表性，坑内堆积可分五层：第1层烧土块层，厚0.26-0.41米，本层为大量的烧土块；第2层黑灰色土，厚0.13-0.24米，出土大量陶片，陶片以夹蚌灰褐陶为主，少量泥质陶，本层修复陶釜14件、陶钵2件、陶罐1件、陶器盖1件、陶盘1件，部分陶器在烧制过程中变形；第3层青灰色黏土，厚0.11-0.14米，夹杂烧土颗粒，出土少量鱼骨；第4层黑灰色土，厚0.12-0.16米，含有大量的草木灰，出土少量鱼骨；第5层黑灰色土，厚0.14-0.18米，出土较多数量的鱼骨和龟甲等。

遗物方面，依据质地可分为陶器、骨角器、木器、玉器、石器、蚌器等。陶器以夹蚌陶为主，其次为泥质陶、夹炭陶以及极少量的夹砂陶。器类以釜为大宗，其次为罐、钵、碗、豆、箅、支脚、器盖、拍、纺轮和网坠等。陶器多为素面，纹饰有附加堆纹、刻划纹、压印纹、戳印纹等。釜和罐造型多样，釜有筒形釜、罐形釜、盆形釜和钵形釜等，常见附加堆纹、鋬手装饰；多平底或平底略圜。罐有双耳罐、四系罐、高领罐和折沿罐等，部分肩部满饰刻划纹。碗、钵多假圈足或假圈足饼底，器物底部发现少量刻划符号。骨角器数量大，多制作精美，器类有耜、靴形器、器柄、镞、镖、匕、勺、板、簪、锥、针、梭、哨、纺轮等。其中鹿角靴形器造型多样，已出土300多件，约占所有出土骨器的1/5，数量为国内史前遗址之最。除完整器外，还发现一定数量的骨料、半成品和残次品，推测骨器为本地制作。玉器数量不多，器类有璜、环、管、坠等。石器器类有钺、锛、研磨器、砺石、饼、石料等，多残碎，较少见完整者。经对部分标本检测，多为硅质变质岩，夹杂少量辉绿岩等岩浆岩，和灰岩、泥岩等沉积岩。木器部分保存状态较好，有钻木取火器、纺轮、镞、锥、浮漂、柄和泥抹子形器等，其中钻木取火器为目前国内所见最早实物。

草堰港遗址发现了大量动物遗存和人工栽培稻、芡实、菱角等植物遗存。动物遗存种类主要有麋鹿、梅花鹿、猪、圣水牛、虎、貉、各类鸟禽、鱼鳖及牡蛎、蚬、螺等软体动物。除部分家猪外，其余均为野生动物。此外，在遗址内采集到各类粪便化石标本500多份，对于探讨遗址动物/人类饮食结构、动物饲养策略、生存环境等学术问题提供了难得的生物标本。植物类遗存以水稻、芡实、菱角最为常见，其中水稻为人工栽培稻。果实类遗存包括桃属、猕猴桃属、甜瓜属、柿属、葫芦属等。杂草类遗存包括大量的藨草属、水莎草属、苔草属、金鱼藻科种子等指示湿润环境的水生杂草，另外还有蓼科、禾本科、苋科、葎草属、稗属等常见杂草。

重要价值

草堰港遗址为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滨海湿地型史前遗址。俗称“锅底洼”的里下河腹地，其特殊的低海拔湿地饱水埋藏环境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有机质遗存。

草堰港遗址发现的巨量人工栽培稻等各类植物遗存及大量的动物遗存，是研究江淮东部史前生业经济、稻作农业发展与传播的绝佳样本。

长期以来，地理及考古学者多认为里下河地区自全新世以来受海侵的影响，不太可能有超过距今6500年的史前遗址分布，草堰港遗址的发现改写了过往认知。环境考古研究初步揭示了遗址所在区域从浅海环境到滨海湿地，再到湖泊-淤积平原的演化过程。包括里下河在内的江淮东部地区深受海平面升降、海岸线变迁的影响，系统开展环境考古对于深入研究全新世以来区域环境变迁、海面岸线变化、人地关系演变及其响应具有重要价值。

近年来顺山集、黄岗、草堰港等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包括江淮东部地区在内的淮河中下游地区，在大汶口文化南下、崧泽良渚文化北上之前，是独立于海岱和环太湖两大强势文化区之外的一个相对稳定、具有鲜明自身文化特质的重要史前文化区，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与互动共同塑造了中国东部地区史前文化格局。

草堰港遗址为江淮东部已知年代最早的史前遗址，为里下河地区以龙虬庄文化为代表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找到了直接源头。作为关键时间节点、关键空间位置的中心聚落遗址，草堰港遗址是完善江淮东部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的重要一环，填补了区域考古空白。

（执笔：史炎炎 甘恢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