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三峡”展览主要依托文物叙事，共使用文物展品321件/套（703单件），其中一级文物37件/套，二级文物27件/套，三级文物93件/套。珍贵文物占比约50%，展品更新率达60%。馆藏十大镇馆之宝中的六件分布在本展厅，分别为旧石器时代早期巫山猿人下颌骨化石、商代三羊铜尊、战国铜虎钮錞于、战国铜鸟形尊、汉代偏将军金印、汉代景云碑。以下简要介绍这些镇馆之宝的特点与价值。

“巫山猿人”左侧下颌骨化石 残高3.3、残宽2.2厘米 1985年巫山龙骨坡遗址出土 经古地磁和铀系法测定，“巫山猿人”左侧下颌骨化石出土层位的年代，为距今200万年左右，同一层位出土的还有步氏巨猿牙齿等脊椎动物化石和上百件打制石器。说明三峡地区是世界大河流域非常适合远古动植物和古人类生存繁衍的地区之一，这一带的天然洞穴为古人类提供了躲避风雨、冬暖夏凉的栖身之地。目前，虽然该下颌骨化石是属于“人”还是“猿”尚有争议，但无疑，它的出现，翻开了东亚人类进化史的新篇章。

商代三羊铜尊 通高43.8、腹围106、口径42、底径23.5厘米 1980年巫山大昌李家滩出水 这件铜尊是三峡地区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大型青铜礼器，是三峡地区完全进入了青铜时代的证明。该器器型为喇叭口、束颈、折肩、弧腹、高圈足。器身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夔纹和饕餮纹，造型与纹饰总体具有中原文化商晚期特征，说明了三峡地区对黄河流域青铜礼器及相关礼仪制度的学习与继承。在成都平原三星堆器物坑中也出土有多件大型铜尊，这充分表明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整体格局，以及同在四川盆地内的巴蜀文化同根同源的文化流向。

战国鸟形铜尊 通体长28、宽16.8、高29厘米 2002年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 这件鸟形尊是多种动物形象的合体，具有鱼嘴、鹰喙鼻、兽耳、凤冠、鸽身、鸭脚。通体饰细密羽纹，在羽纹上又镶嵌绿松石薄片。其体轻、壁薄、中空，双腿与器身分铸合接，饱满和谐的造型下，体现出高超的铸造工艺和艺术水准。神鸟的形象在青铜时代长江流域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中都非常流行。作为礼器，它还承载着祥瑞、重生的美好祈愿。

战国铜虎钮錞于 高68、盘径36、底径28厘米，重30公斤 1989年万州甘宁水库出水 虎钮錞于是巴文化中最具辨识度的青铜礼乐器。这件虎钮錞于保存完整、形体硕大、纹饰精美，在国内文博界有“錞于王”之美誉。钮作虎形，栩栩如生，不怒而威，颈套项圈，寓意其受神力控制。承盘上围绕虎钮，分布着五组巴蜀符号：椎髻人面、羽人击鼓与独木舟、鱼与勾连云纹、手心纹、神鸟与柿蒂纹。巴人因先祖廪君死后“魂魄化虎”而以虎为图腾，将其作为重要族群符号铸在国之重器上。

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 高239、宽93、厚21厘米 2004年云阳旧县坪遗址出土 景云碑为东汉朐忍令雍陟于熹平二年（173年）为纪念前朐忍令景云而立。碑额正中雕刻妇人倚门像，左右为持药仙兔和凤鸟，碑侧浮雕青龙、白虎。碑面隶书碑文，共13行367字，其笔法淳古圆润、秀劲稳健，一笔一划间流淌着飞动飘逸的气韵，是中国隶书成熟期的代表作，也是现存汉碑中的精品，有“西南第一汉碑”之美誉。碑文记载了景氏先祖由长江中游的楚国迁入汉水上游地区的汉中、广汉等地的经历，是反映汉代长江人口迁移史的重要资料。

汉代“偏将军印章”金印 通高2、钮高1.2、边长2.4厘米，重108.95克，含金量96% 1982年嘉陵江畔采集 “偏将军印章”系龟钮方形金印，印文三行五字，文字体势自然延展，符合黄金分割比例的审美标准。印文雕刻深峻，笔力遒劲，展现了篆书的古朴、优美和动感。金制官印流行于汉晋时期，展览中展示的“偏将军印章”“汉归义賨邑侯”金印、“巴郡守丞”鎏金套印等一系列反映巴渝地区汉化进程的印章，是长江上游地区自秦设巴郡以来，在军事、民族、行政体制方面迅速融入中华一统化进程的实物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