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的不断发展，考古学的社会关注日益提高，中国考古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开始逐步体现在中学历史教材中。针对社会上对于中小学教材问题的持续关注，以及多个地区性教材版本的并行使用等问题，2017年国务院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组织相关专家启动部编版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

2018年5月，在国务院举行的介绍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明确表示，要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及时反映到教科书中。次年9月，新版高中历史教材开始在国内部分省市使用，并计划于2022年实现全覆盖。2024年秋，新修订的历史教材在全国初中开始使用，新教材充分吸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全面展现中国“原始社会与中华文明起源”。

考古学研究成果纳入新版统编教材无疑是考古学公众化的重大收获，但从中学历史教育的一线实际教学情况来看，结果能否与预期一致？大量新的考古学材料进入新教材，是否会对此前从未接触过考古学专业知识的一线历史学教师造成困扰？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对在京部分中学的一线历史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系统考察一线教师对新版部编教材中的考古学相关内容的教学情况。

调查问卷的设计与思路

教师是教学实践的主体，是教育教学的实际组织者，是将课本中扁平化的文字与图片进行具象化、立体化转换的主导者。任何一次课程改革的直接影响受众中，教师永远在首位，他们承担着宏观与具体实践的有效对接，面对着实际复杂学情与教改课改的匹配与适应。

因此，本问卷调查将教师群体作为调查对象也正是基于教师在教学实践活动中的特殊地位。问卷内容主要包括5部分：

一是对教师所在单位的信息进行调查，用以区分最终收集的问卷结果的空间分布与数量。问卷结果所能覆盖到的区县以及所属的教育集团也是可以作为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是对教授年级、教龄、学历、从教前所学专业等进行调查。年级的调查，可以指向初、高中生的学情区分以及升学压力对教学实际的影响。教龄与学历的调查，主要用以考量教师群体对新知识与新媒介的接受程度。从教前所学专业的调查，主要是考虑历史类与非历史类对于考古学的认知与态度。

三是对教师在就学期间情况的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在就学期间，毕业院校是否开设有考古学文博类专业，毕业院校是否开展过公众考古活动，是否参加过公众考古活动，是否选修过考古文博类等。对该部分内容的调查，主要是为了了解就学背景中的考古文博相知识的学习是否能在后续的教学工作中产生影响。

四是对教师所在学校关于到考古现场和博物馆组织参观教学、开设考古兴趣选修课、考古学讲座开办等情况进行调查，主要为了了解课外教学活动中，以考古为主题课外教学活动的数量以及开展情况。

五是对考古学专业术语或专业知识对日常教学的影响，以及学生对课本中出现的考古学相关知识学习情况的调查。

调查问卷反馈结果

此次调查共收回问卷42份，其中有效问卷38份。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填写问卷的京内中学历史教师来自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等多个高校附属中学，以及北京市第二、第三、第十一中学等总计20余所中学，分布在海淀区、东城区、西城区、丰台区、朝阳区、大兴区、昌平区、平谷区等8个区。同时，还有来自京外的深圳、平顶山、文昌、和田等京外4所中学的中学历史教师填写。

其中，初中历史教师占64%，高中历史教师占36%；拥有5年及以上教龄的仅占21%，但是研究生学历的历史教师占74%。教师们从教前的所学专业，多是师范和历史学大类为主，但也少见有考古文博类专业。

毕业院校曾开设有考古文博类专业并开展过公众考古活动的教师占76%，但参加过活动的仅占38%。有超过28%的教师曾选修过考古文博学等相关课程，19%的教师曾旁听过相关课程或讲座，7%的是考古文博专业毕业生。

有超过88%的教师表示所在学校曾组织到博物馆参观教学，开设考古学兴趣选修课或拓展活动的有43%，但组织考古现场参观的只有12%。并且针对教师开展考古学讲座或培训的也只有16%。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历史教师对考古学的相关内容有相当程度的兴趣，但也有35%的教师表示，进入课本的考古学专业术语或专业知识会对日常教学造成困扰。超过75%的教师反映，学生普遍对考古学相关知识有较高的兴趣，但是学习起来较为吃力。

在对教学形式的调查中，有超过65%的教师将“考古示范课”排在了第一位。虽然只有32%的教师将“考古学讲座”排在了第一位，但有52%的教师将其放在了第二位。同时，“有专业人士带队的考古发掘现场讲解或博物馆参观讲解”也颇受青睐，27%的教师将其排在第一位，40%的教师将其排在了第二位。

在对活动建议的调查中，教师们普遍认为“了解师生对考古知识的需求很有必要”“值得提倡”，希望可以多多举办实地参观活动。教师们同时也更关心考古知识如何与实际的学情相结合，“各年龄段受众不同，学生理解能力、感兴趣方向不同”，需要“格外关注中学学情”，“对于高中历史的教与学来说当然是有益的，但如何进校园？缺乏相关专业人员也缺乏课时”。

认识与思考

当前，教学与考试依然是国内知识传播与教育活动的主流方式和主要反馈形式。对于考古学而言，中学历史教师虽然不是知识的创造主体，却是中学教育体系中主要传播者。如果从知识的传播链条来看，学生确为传播链条的最终端，但其受传播的优先级却不如教师，教师则是知识的第一受众。

国内各式各样的“考古进校园”“博物馆进校园”“研学”等活动中，经常将师与生混为一谈，以“师生”作为活动的主要受众，缺乏对教师群体的关注，这样往往导致实际活动效果与预想错位。活动之后，教师通常需要对活动中涉及的内容进行二次加工阐释，通过语言体系转换，进行知识的二次传播。而这样被二次传播后的知识可能才是学生受众最终被沉淀和吸收的知识。

2024年秋季学期，中学历史教育迎来重要变化，新修订的初中历史统编教材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使用。相较于上一版的教材，新修订的教材正在剥离传统文献史学赋予中国史前时代浓重的神话传说色彩，以更加翔实的考古资料重建中国史前脉络。大量的新图片、新资料、新表述无疑更进一步充实了中学历史教材，但也进一步为基层历史教师提出了挑战。如何将新教材内容吃透，如何在教师的自我认知体系中重构史前社会发展脉络，如何把握实际教情学情？这些都是新教材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但这也绝不只是历史教育需要关注的问题，更应是考古学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着完整的学科体系与知识体系，尤其是在史前研究领域有着较高的知识壁垒和门槛。中学历史教材中主要的新变化，也恰恰是来自对于史前社会文化面貌认识的更新。缺乏专业知识背景的一线教师在面对这些新的考古学知识，由于欠缺对专业术语的深入理解，在进行知识传播时明显力不从心。这也是一线教师呼唤“专业人士”，需要“考古示范课”“考古讲座”的原因。

作为教改与课改的首善之区，公众考古在北京中学历史教育领域的情况不容乐观，组织考古现场参观与考古讲座培训的屈指可数，问卷中涉及的深圳、平顶山、文昌、和田更是一片白地。中学历史教材的更新并不意味着考古学在中学历史教育乃至基础教育中的公众化任务已经完成，恰恰相反，这仅仅只是一个开端。

近些年来的考古学社会化转化显示，中国的公众考古早已迈向更深层次，需要更加创新的公众考古实践模式。尤其是在中学历史教育领域，编写一批更切合实际教法学情的中学考古教材或教学参考资料显得尤为迫切。

更为重要的是，考古学更应逐步探索学科人才梯级培养体系，将人员人才跨学科、跨领域输送与分流纳入视野，培养更适宜普世教育价值体系的人才队伍。同时，更要主动参与中学历史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尝试探索增加高校历史教育学科人才的横向培养，从源头抓起，将考古文博类学科知识纳入师范类学科教育人才培养知识储备范围中。进一步拓宽高校、科研院所、博物馆与中小学合作渠道，创新合作模式，通过讲座、研讨、培训、活动等多种形式，开展历史教师关于考古学内容的继续教育培养，深度参与校本课程开发、乡土教材开发等，创新教学形式与教学内容，提高实际教学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