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十年栉风沐雨、百十年璀璨历程，2024年，天津自然博物馆（北疆博物院）喜迎创建110周年。百十年来，天津自然博物馆先后经历了北疆博物院的创基、新中国成立后的厚植、新时代的腾飞三个历史阶段，在传承创新中不断砥砺前行，开拓奋进。

从北疆博物院到天津人民科学馆、天津市自然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三易馆址，四度更名，天津自然博物馆的每次嬗变都从一个侧面诠释和见证着中国百年博物馆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从藏品立馆、科研立馆到人才强馆、服务兴馆，百十年来，天津自然博物馆始终秉承坚守科学精神，求真求实，独立自主，开放包容，以人为本，服务社会的宗旨，在科学考察、藏品管理、科学研究、展览展示、科普服务等领域都取得重要成果。先后入选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中小学环境教育基地，荣获“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文明单位”等百余项荣誉称号，四次荣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优胜奖，2019年北疆博物院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天津自然博物馆现有馆藏生物标本40余万件，年接待观众量300余万人次，年均开展科普教育活动千余场，集自然探索、科学体验、科学教育于一体，在我国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中有着重要影响，承载着重要的历史和科学文化使命。

桑志华与北疆博物院：中法情缘的历史见证

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是1914年法国动物学博士、昆虫学家、博物学家、天主教耶稣会神甫桑志华（Paul Emile Licent，1876-1952）在天津创建的北疆博物院，又名黄河白河博物馆（Musée Hoangho Paiho）。这座目前国内唯一一座原址、原建筑、原藏品、原展柜、原文献资料完好保存至今的百年博物馆，是中国近代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座“活化石”，也是中法自然科学和历史文化交流互鉴的见证。这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一流的博物馆，留下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载入史册的重要成就，在中国近代自然科学和博物馆学发展史上都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中国和世界博物馆发展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北疆博物院自创建伊始，就融入了难解难分的中法情缘。

在中国开启科学考察事业

1914年3月，桑志华来到中国天津，用25年的时光，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走过5万多公里艰苦而漫长的科学考察之路，足迹遍布中国华北、西北和东北广大区域，覆盖了黄河、白河（海河）、滦河、辽河等流域。他风餐露宿，穿沟壑、越山峦、跨平原、涉河流，在漫长而艰苦的旅程中，游历了天津、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十几个省市，收集了大量地质、古生物、动物、植物、人文等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的各类藏品20余万件以上。很多藏品因其独特的科研价值引起世界学术界的关注。在来华前，桑志华就制定了系统而详尽的考察目标与计划，科学考察、采集藏品、建立博物馆以及科学研究工作都包括在内，通过25年的践行，这些目标和计划全部一步步变成现实。在华前八年，科学考察采集的标本全部放置在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献县教区在天津建立的财务管理处——崇德堂，同时开展科学研究和对外展示，博物馆的雏形基本具备。

创建北疆博物院

随着科考的深入推进，各类标本的日益增多，崇德堂已无法满足大量标本存放的需要，桑志华向献县教区提出建设专有博物馆的需求。在教会支持下，于马场道天津工商大学毗邻处，划拨一块博物馆专有建设用地。1922年，北疆博物院的第一幢建筑北楼拔地而起；1925年至1928年，在北楼西侧建设陈列室，并对公众开放，取名为北疆博物院，法文名为Musée Hoangho Paiho；1929年至1930年，建设南楼。南北楼之间有连廊相通，形成“工字型”建筑格局。历经八年建设，完全按照博物馆功能和需求建设的北疆博物院建筑群落成，且布局合理、功能完备、设施先进，设有陈列室、藏品库房、实验室、制剂室、图书室、办公室、锅炉房、储物室等，北疆博物院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博物馆中兼具采集、收藏、展示、研究、教育等几大博物馆功能于一体的典型样本，是中国最早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之一， 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也纷纷慕名而来，北疆博物院迎来了她的辉煌时代。

开创性成就

作为一座研究型博物馆，北疆博物院开创了中国古哺乳动物学研究的先河，先后发现了甘肃庆阳、内蒙古萨拉乌苏、河北阳原泥河湾、山西榆社四大古哺乳动物群。中国科学院邱占祥院士表示：“中国今天还有如此丰富的可供对比和进一步研究的新生代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这主要归功于桑志华。”北疆博物院还揭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研究的序幕，发掘出土了中国第一件旧石器——甘肃庆阳华池县出土的石核；在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古人类化石——河套人牙； 发现和发掘了宁夏水洞沟遗址，使之成为中国最早发现、发掘和进行系统研究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桑志华对中国的史前考古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一系列发现打破了之前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的错误论断。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高星研究员认为“中国考古百年，须从桑志华写起”。

与其他外国探险家不同的是，对于采集的标本，除少量交流到一些收藏机构外，桑志华坚持把它们全部留在中国，此外，北疆博物院至今还收藏有部分国外交流来的标本。为了表彰桑志华在科学上的贡献，民国初年，中法两国政府分别授予其四等嘉禾章和法国铁十字骑士勋章。桑志华还两次被国立北平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的前身）聘请为特约研究员，得到中国科学界的认可。

北疆博物院作为一座世界级科学研究中心，法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哲学家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加拿大解剖与古人类学家步达生（Davidson Black）及多位在地质古生物、动物、植物、古人类等研究领域知名的世界各国专家学者都曾来这里进行学术交流、研究和工作，依据北疆博物院藏品出版的大量研究著作和科研成果，产生了轰动世界的影响力。

1938年5月，桑志华返回法国。因天津大水影响，桑志华的继任者法国海洋动物学家罗学宾（P. Leroy）与德日进在北京建立了北京地质生物研究所（Institut de Géo-Biologie, Pékin），并于1940年把北疆博物院的一万余件重要标本转移至北京。随着桑志华的离开，加之战火影响，北疆博物院开始走向沉寂和留守，后由天津工商学院（1933年天津工商大学更名）代管。1949年天津解放，1951年北疆博物院由天津市委市政府接管，1952年在北疆博物院的基础上筹备天津人民科学馆。

从人民科学馆到天津自然博物馆：在薪火相传中深耕厚植

接管北疆博物院后，天津自然博物馆开始了中国人独立自主的办馆之路。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磨砺，天津自然博物馆始终秉持独立自主、发愤图强的精神，紧紧围绕自身的发展定位和中心工作，从最初的摸索与探索，到实践中经验的不断积累，披荆斩棘，厚积薄发，敢为人先，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博物馆发展之路。从“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初创阶段，到拓展藏品采集地域、多种途径开展科研工作、举办丰富的展览展示和科普教育活动，灵活多样培养博物馆各类人才，广泛开展业界交流与合作，不断厚植文化沃土。经过一代代自博人的薪火相传，天津自然博物馆逐渐成长为中国博物馆界一座代表性自然科普场馆，在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三易馆址、四度更名

建馆110年来，天津自然博物馆经历了三易馆址、四度更名。从20世纪初马场道117号原天津工商大学校园内的北疆博物院旧址，到马场道206号原英国跑马场旧址上扩建的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的“海贝含珠”馆区，再到2014年河西区友谊路31号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的天津文化中心“天鹅展翅”新馆区；从北疆博物院，到1952年的天津市人民科学馆，1957年的天津市自然博物馆，再到1974年的天津自然博物馆。三处馆址的变迁，四度馆名的变更，都从一个侧面见证和记录着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壮大以及博物馆性质、功能、定位的调整、完善。

藏品立馆，多渠道扩大采征集范围

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自然博物馆人踏遍中华大地，从南海之滨到北国之巅，从东部鱼米之乡到西部大漠孤城，1977年赴西沙群岛、1982年赴武夷山、1984年赴长白山、1986年赴青海湖、1991年赴西藏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2008年赴中新生态城、2019年围绕雄安新区建设赴雄安新区等地开展科学考察，采集了大量标本。天津自然博物馆还积极与中国科学院、南开大学等科研院所、高校合作，开展联合考察，赴黑龙江大兴安岭、山西榆社、河北泥河湾等地联合采集标本。根据展览展示需要与科研发展规划，制定短期与长期征集计划，针对性开展藏品征集，填补馆藏空白领域。此外，还积极拓展征集渠道，和天津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环球健康与教育基金会（美国）、天津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天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上海海关等单位长期保持合作，接收动物标本捐赠。

据史料记载，1956年在我国国有博物馆系统内，共藏自然标本40万件，天津自然博物馆藏标本达20余万件，占据半壁江山。经过一代代天津自然博物馆人的接续努力，截至2024年，藏品总量已经从北疆博物院时期的20余万件增加到现在的40余万件，其中模式标本1452件，一、二、三级珍品 1370件。藏品种类丰富，包含动物标本、植物标本、古生物化石标本、岩矿标本、旧石器标本、图书资料和民俗标本等。藏品中以古生物标本最为突出，既包括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珍稀模式标本，如王氏水牛、河套大角鹿、师氏剑齿象等，还包括河套人牙最早的化石模型、北京猿人头盖骨模型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珍贵文物。动物标本中有世界闻名、中国特有的文昌鱼、中华鲟、扬子鳄、金丝猴等，世界上最稀少的鸟类朱鹮，中国的国宝大熊猫等。标本类型丰富，既有生态标本，又有假剥制标本，还有浸制标本、骨骼标本等。植物标本类型齐全，包含地衣、苔藓、蕨类、种子植物等，涵盖了寒温带针阔叶混交林、温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热带雨林等生态类型，除了中国各地的标本外，还有来自法国、英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植物标本。

科研立馆，深化研究型博物馆建设

科学研究是博物馆的核心工作，百十年来，天津自然博物馆始终秉承北疆博物院研究型博物馆的历史传统，在多个研究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完成百余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出版了百余部学术专著，并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了数千篇研究论文。在古生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等领域，博物馆的研究团队不仅发现多个新物种，还编纂了《天津植物志》《天津水生维管束植物》《天津八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哺乳动物骨骼》《天津通志·鸟类志》《天津野鸟》《天津湿地植物图集》等经典著作。同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还参与了《中国动物志》《中国脊椎动物大全》《八仙山森林昆虫》《河北动物志·鱼类》《河北植物志》等重要专著的编写工作。发表《天津鸟类生态及分布》《馆藏脊椎动物化石的特点》《中国鱼类化石的地史分布》《天津淡水鱼类区划及对资源保护利用的初步意见》《中国天津古海岸与湿地植物区系和植物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研究》《中国小公鱼属一新种》等多篇重要论文，对地区生物多样性研究具有重要影响。其中，人民科学馆时期首任馆长肖采瑜主编的《中国蝽类昆虫鉴定手册》更是半翅目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至今仍被广泛引用。李国良和刘家宜两位研究员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填补了多项学术空白，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天津自然博物馆还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占祥与博物馆的黄为龙、郭志慧两位研究员合作研究的甘肃庆阳鬣狗科化石，建立了新的属种，发表了《甘肃庆阳上新世鬣狗科化石的研究》，为古生物学研究增添了宝贵资料。1980年起，邱占祥、黄为龙、郭志慧对山西榆社地区的三趾马化石进行了深入研究，联合出版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三趾马化石的专著《中国的三趾马化石》，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荣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2021年，天津自然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山西榆社建立邱占祥院士工作站并开展联合研究。此外，还组织并参与“天津海岸线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课题、《生态环境部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滨海湿地鸟类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新疆阿勒泰地区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流域鱼类多样性演变和流域健康评价》《原北疆博物院海河流域植物调查地回访与标本采集》等许多重要项目，为国家的发展提供科学支持。

人才强馆，打造高水平专业队伍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中国成立后，天津自然博物馆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人才成长经历了由弱到强，由业余到逐步专业化、高度专业化的过程。在人民科学馆时期，制定了“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工作方针，从研究所、学校、干校抽调人员、组建队伍，除实践锻炼和馆内培养外，送专业人员到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学习，同时邀请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周明镇、郑作新等多位科学家指导专业知识，多措并举，为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薪火相传，随着事业的发展，更多的博物馆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专业人员加入到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大家庭，专业队伍工作能力和科研实力日益雄厚。

作为自然场馆，天津自然博物馆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在全国率先组建标本制作队伍，1981年，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技术委员会自成立伊始便挂靠在天津自然博物馆，先后举办了十余次标本制作培训班，成为我国标本制作人员的发祥地之一。

经过百十年的不懈奋斗，天津自然博物馆在干部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建立专业人才的培训教育体系，先后成立学术委员会和青年学术沙龙，破格引进高层次人才，强化人才支撑，为青年才俊搭建成长平台，形成了一支梯队合理、专业齐全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他们活跃在各个专业领域，勤奋耕耘，有的完成了国家级科研项目，有的登上中央电视台“舞台”，有的参与制定博物馆相关国家标准，承前启后，成为推动博物馆各项事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服务兴馆，展览教育并重

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展览展示经历了摸索、开创、发展等阶段。基本陈列内容从普及生物学知识，满足生产生活的社会需要，到展示生物多样性，传播自然生态理念，再到围绕生态文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陈列形式从单一展柜式，到率先增加电动模型、仿生环境等设备，再到综合运用现代技术，展示效果显著提升。1998年荣获由国家文物局颁发的首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在我国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展览展示中发挥着典范作用。早在1953年，就率先推出新中国成立后首个临时展览“动物标本展览会”。凭借馆藏优势，不断丰富临时展览，到2000年，共推出了包括“中国恐龙暨古动物展”“珍奇贝类”“世界蝴蝶”“爱鸟护鸟”“人体奥秘”“中华传统文化”等40余个跨学科专题展览，被誉为“展览超市”，覆盖20余个省、100余个场馆，累计观众超过200万人次。

1953年，率先设立群众教育工作机构，开展社教活动。深入到工厂、街道、学校、山区、林区、郊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1986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群教工作会议“全国博物馆群众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天津自然博物馆召开。会上，天津自然博物馆首次提出博物馆要成为中小学教育的第二课堂的理念，与会代表还观摩了直观教学及讲解员现场讲解活动。这次会议促进了中国博物馆群教事业发展，推动了1988年中国博物馆学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的成立。随着时代发展，科普宣教活动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由单一的讲解发展到灵活多样的科普活动，不仅满足了公众的大众化需求，也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层次的个性化需求。还于1998年率先合作研发了中国首台语音导览设备，并荣获天津市科学技术进步奖。1999年，获评全国科普教育基地；2010年，荣获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国际合作，扩大交流互鉴

天津自然博物馆一直致力于中西文明交流互鉴，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取得了重要成果。70年代起，先后与德国美茵兹大学古生物研究所、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等机构开展合作研究。自1981年起，天津自然博物馆展览先后赴日本、韩国、荷兰、法国等国家展出。1990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博物馆的高级标本剥制师来馆进行动物标本制作交流；2003年，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剥制标本制作专家远赴毛里求斯传授标本制作技术。2007年，天津自然博物馆首次承办“欧亚自然历史博物馆高层论坛暨中国·天津生态城市及可持续发展研讨会”，来自15个国家、60余个博物馆、1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2009年，天津自然博物馆与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巴黎签署合作备忘录，结为姊妹馆。2009年至2024年间，美国环球健康与教育基金会主席肯尼斯·贝林先生先后七次捐赠世界动物标本300余件。2016年，与英国莱斯特大学共同举办了“生命的密码——遗传学常识普及宣传”活动。自2021年起，天津自然博物馆连续三年承办中法环境月主题展览。通过国际交流互鉴，不仅拓展了国际视野，提升了业务水平，也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了中国博物馆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