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服饰”？按照现代汉语的释义，服饰者，“衣着和装饰”之谓也，古代常以“衣”“服”“衣裳”“衣服”和“衣冠”等称之。也就是说，“服饰”一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狭义，指的是衣服、衣着或服装；其广义，则包括衣服之外的其他与衣服直接相关的装饰以及与美化身体有关的装饰，如古人曾有将冠、笄、带、裳、屦称之为“五服”者。服装与其装饰以及人体装饰密切相关，并且许多情况下是相互搭配、交相辉映，如“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续汉书·舆服志》）等，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研究的实践中，取“服饰”之广义是必要的。当然，服饰的核心和主体是服装（既包括上衣和下衣、内衣和外衣，也包括首服和足衣等），因此也必然成为研究的重点，但将发型、发饰等纳入服饰研究的视野，也是必要的。至于人体装饰品——日语中称之为“装身具”，如头饰、耳饰、项饰、胸饰、腰饰、带具、带饰、臂饰、腕饰、指环或戒指、踝饰、足饰等，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系统性，因此，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进行研究也是可行的。

人从动物界演化而来，是通过漫长的劳动而完成的，因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恩格斯语）。随着人类的诞生，服饰也随之而生。尽管最初的服饰极为简单原始，可能是一块禽兽之毛皮，也可能是连缀在一起的几块树皮或树叶，即“未有麻丝，衣其羽皮”（《礼记·礼运篇》），或“衣皮毛”、“衣皮苇”（《白虎通义·号篇》），或“衣毛而冒皮”（《续汉书·舆服志》）等，但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防暑避寒、祛除蚊虫等物质属性，同时又具备别男女、遮体羞、美外形等精神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与动物界的区别是什么？是衣服，是服饰！人类历史进入文明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服饰的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逐步发展、演进和复杂化的同时，又出现了社会属性并逐步得到强化——服饰成为贫富差别的标识之一、社会地位高低的标识之一、等级差异的标识之一、权力大小的标识之一、族群认同的标识之一、文化共同体意识的标识之一、职业分工的标识之一等等，服饰与整个人类历史尤其是人类文明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服饰本身是物质的，但它作为服饰文化的物质载体，其物质形态的变化是服饰文化变迁的“指示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演进的“指示器”。正因为如此，古代服饰及服饰文化研究绝不仅仅是古代物质文化的研究，而是人类历史尤其是人类文明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古代服饰研究无疑是我国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

毋庸讳言，人类古代社会历史上的服饰都需要考古学研究，但不同历史阶段服饰考古的重点和意义有所不同。就东周秦汉时期的服饰来说，既是我国古代服饰的一个大转折、大发展时期，更是服饰文化由多元真正走向一体的关键时期，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因为，东周秦汉时期，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以蚕丝和苎麻、大麻、葛等植物纤维为原料的纺织业获得空前发展，为服饰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东周时期的四百余年间，既是诸侯国林立、列国争霸的大动荡时期，也是学术大争鸣、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的时期，更是社会政治从王国时代走向帝国时代的大变革、大转型时期；秦汉时期的四百余年间，伴随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中华古代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真正形成。因此，对东周秦汉时期近千年的服饰进行系统的考古学研究，不仅可以全面揭示东周时期复杂多样的服饰文化面貌，而且可以揭示秦汉时期服饰文化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演进轨迹，描绘汉服——中华传统服饰文化之根——生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图景，更有助于中华古代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探究和阐释。这也正是《汉服的形成》之选题和研究最基本的出发点。

正是基于对服饰考古性质和任务的深刻理解，尤其是对东周秦汉服饰考古之时代特点和学术目标的把握，《汉服的形成》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些成果及其学术贡献或可大致归纳为以下诸方面。

其一，对迄今考古发现的东周秦汉时期的服饰资料——既包括服饰实物资料，也包括服饰形象资料和简牍文字资料等进行了全面的收集和分类整理，不仅使本书的研究具有丰富、翔实、扎实的资料基础，体现出“论从史出”的优良治学方法，而且为学界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其二，通过各种服饰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并与文献史料有机结合，对东周和秦汉时期的主要服饰类型——上衣、下衣、足衣、首服与发型，以及服装的质料、纹饰和色彩等，分别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结合“名物”考证，初步从考古学上揭示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服饰样貌及其特征，可谓当时服饰文化的全景式描绘，尽管这种描绘因资料所限大多还是“点状的”。

其三，基于对东周列国服饰的细致的类型学考察，对东周时期服饰文化的多元体系和二元格局，以及东周服饰的时代性符号——深衣体系的形成进行考古学解构和理论性概括，进一步深化了对东周服饰体系和服饰文化总体特征及其演变的认识。

其四，基于秦汉王朝中心统治区和西南及西北地区服饰类型及其特征的全面梳理和宏观考察，不仅揭示了当时汉民族的服饰文化面貌及其发展演变和边远地区少数族人群的服饰文化传统及其特点，而且初步构建起秦汉时期服饰文化从西汉早期的多元格局、历经西汉中期的趋同化发展再到西汉晚期及东汉时期稳定化发展的“三段式”演进模式。这实际上也是从服饰文化的视角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在秦汉时期真正形成进行的深入阐释。

其五，基于上述各方面的分析和考察，初步厘清了汉服（狭义上专指汉代服饰）以东周时期深衣的样式为基础到西汉中期形成具有统一风格和全新服饰面貌的汉服的形成过程，勾画出了东周秦汉近千年间服饰文化的演进轨迹，从考古学上揭示了“汉服的形成”及其社会历史和文化动因。王方在书中指出，“汉服的形成和发展一直是在不断交流中兼容并蓄各种服饰元素实现着自身的巩固、完善和发展”，“汉服已非单纯的服饰类型或是对某些具有共同款式特征的服饰类型的统称，而是汉家礼仪的重要内容，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标识”，并且“奠定了华夏服饰体系的形态基础”。这些理论性概括，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汉服热”持续高涨的今天，对于科学理解和认识“汉服”以及华夏服饰体系，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其六，关于服饰文化和服饰考古的理论思考和探讨。基于东周秦汉服饰考古学研究的实践，该书对服饰文化的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如服饰的产生和发展与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形态、思想意识、审美观念、宗教信仰、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格局等的内在联系等；与此同时，就服饰考古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了理论思考和阐述，如服饰考古的学科定位、研究路径、基本任务和最终目标，服饰考古材料的科学性和局限性问题，服饰考古与服饰史研究的异同及相互关系等。凡此种种思考及其认识，尽管大都是初步的，还需要不断深化和完善，但它们都是作者在研究实践中的切身体会和感悟，有些是颇有见地的，对于今后的服饰文化研究和服饰考古及其学科建设，都具有积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要之，《汉服的形成》无论是考古材料以及文献史料的收集、梳理和解读，还是基于考古资料和考古学方法并与文献史料有机结合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阐释逻辑，无论是各种类型服饰样貌的复原还是服饰体系的构建、服饰文化的解构乃至有关服饰文化研究和服饰考古的理论思考和探讨，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对“汉服的形成”做出了初步的考古学回答和书写。这既是东周秦汉服饰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服饰考古学研究的一部力作。

当然，该书毕竟是东周秦汉服饰考古的阶段性成果，囿于考古资料以及作者精力和积累的局限等，从服饰考古的总体要求来说，书中也还多有缺憾。譬如，将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尤其是出土文献资料相结合的名物考证作为服饰物质形态研究的基础作业之一，有待进一步加强；以服饰的物质形态研究为基础，服饰之精神属性和精神内涵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坚持以考古资料和考古学方法为本研究服饰的同时，将服饰考古成果融入或服务于整体的考古学研究需要更多的思考和实践；对服饰之“时代性”和“统一性”进行归纳总结和宏观叙述的同时，对其地域性、季节性、职业性、应用场景和阶层差异等给予足够的关注也是必要的。很显然，东周秦汉服饰的考古学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尤其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无论如何，《汉服的形成》标志着王方在服饰考古上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并且初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范式，只要沿着这条路子持之以恒地走下去，取得新的学术成果、做出新的学术贡献，未来可期。

就服饰考古而言，它作为现代考古学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在学科建设上既需要理论的探索，更需要研究的实践。因为，实践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唯一源泉。或许有学者认为服饰考古只不过是古代物质文化研究——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在有的学者看来，服饰考古不是什么宏大叙事而仅仅是形而下的“小学”而已，但服饰及服饰文化研究在人类文明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也是毫无疑问的，尤其是在全面解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其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更是显而易见。令人欣喜的是，已有不少中青年学者加入到了服饰考古的研究队伍中来，如2015年分别出版的徐蕊同志和郑春颖同志的博士论文《汉代服饰的考古学研究》和《高句丽服饰研究》，都是古代服饰断代考古研究的佳作，显示出服饰考古充满了活力，具有广阔的学术和文化前景。我深信，服饰考古必将在中华服饰文化乃至中华文明史研究中书写浓墨重彩的篇章。

（本文摘自《汉服的形成》序言部分）

《汉服的形成》

作者：王方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