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县位于冀南之端，东南近东魏、北齐的国都“邺城”，南临安阳殷墟，西靠太行山，北接赵古都邯郸，漳、滏两河由西向东穿境而过。在其城南、城西南、漳河和滏阳河之间的平原和西岗一带分布着百余座古墓——北朝墓群。M26是北朝墓群中的一座，位于磁县讲武城镇滏阳营村西北300米处的冈前平地上，当地人称“探花冢”。

2006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北朝墓群进行了调查、勘探，后又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但M26因多次盗掘未发现明确的纪年材料，因而给墓葬的具体年代、墓主人身份断定带来一定的难度，笔者在此依据考古发现的材料作简单讨论。

北朝墓群26号墓考古发现

M26叠压于耕土层下，为弧方形砖砌单室墓，坐北朝南，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南北总长12.5米，东西宽3.5米，墓底距现地表深4米。墓道长7米，上口部略窄于下口部，上口宽1~1.05米，下口宽0.9~1.1米。墓道底部呈斜坡状，南高北低，北端最深3.3米，坡度15度。墓道的上口部即当时的地面。墓道壁较规整，底部抹有黄泥，底面较平滑，经过圆夯垂打，夯窝直径0.12米，深0.03米。甬道，南接墓道，北通墓室，长1.7米，为直壁砖砌券顶结构。地面铺青砖，砖长0.35米，宽0.18米，厚0.08米，一面为素面、一面饰有绳纹。券顶两券两伏。甬道比墓道内收一砖，内径0.85米，皆为两平一竖砖所砌。甬道南端券顶之上，有砖砌仿木结构门墙，墙体高出券顶，今已毁。甬道前后共砌两堵封门墙。南封门墙位于墓道、甬道衔接处，有封门砖两重，作“人”字形封砌，厚0.70米。北封门位于墓室和甬道衔接处，有封砖一重，为竖砖直立而砌，由于盗掘已毁，厚0.35米。两堵封门墙之间甬道壁上有两凹槽，下部有朽木痕迹，可能原来有木门，把甬道中分为前后两部分。墓室平面略呈方形，四壁中部微向外鼓，南北长3.2米，东西宽3.3米，面积10.56平方米。墓壁采用两平一竖、中间抹泥而砌，厚34厘米。砖砌墓室所用砖为青灰色长方形条砖，长32厘米，宽15厘米，厚6厘米，砖表有斜向绳纹，砖背光滑无纹。火候较高，硬度较大。四壁在高2.1米时开始向内斗合叠涩，聚成四角攒尖顶。墓顶已坍塌，现存墓室内高3米，复原室内高度为4.3米，高出原地表1米许。墓室地面铺青砖，尺寸与甬道内铺地砖相同，系两平一丁法所砌，表面平整光滑，对缝细致紧密。在墓室西半部置砖砌棺床，平面近长方形，由于沿墓室西壁垒砌，内侧略有弧度，南北长2米，东西宽1.2米，高出墓底0.2米。先用黄褐色五花土堆砌立面，再用4层平砖分别包裹东、南、北三个立面，顶面用平砖错缝平铺而成。表面原来抹有白灰。

M26遭到多次盗掘和破坏，棺椁葬具已遭多次破坏或锈残，因此部分遗物位置有所扰乱，但另外一部分仍然基本保持原貌。在清理甬道、墓室南部与甬道衔接处扰土的过程中，筛选出了一些随葬品的残片，后经修复拼接的这些器物没有精确的平面位置。当发掘接近墓底时，在墓室东南部和棺床上分布着一些并未扰动或扰动不甚严重的遗物，总的来说保留了相当数量的随葬品，多已破损，经初步整理，尚有170余件。现存随葬遗物，基本都放置于甬道和墓室内。在甬道北端两侧放置镇墓兽和镇墓武士俑，数量不详。墓室内的随葬品，主要集中在中部偏东南部和棺床中部。在砖砌棺床上分布有生活用具青瓷罐，盘口壶，另有孕妇俑，侍女俑（包括跪俑）等，墓室东南部分布有陶俑类中的武士俑、文吏俑、女侍俑、鼓乐俑、仪卫俑；陶牲畜牛、驮马、骆驼、猪、鸡、狗；陶模型井、磨、灶等。

讨论的几个问题

墓葬年代  该墓未发现墓志，只能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特征等，对墓葬的时代加以推测。通过将陶俑、生活器皿等遗物与已经在磁县等处发掘的几座有墓志的墓葬中近似的遗物进行比较，对了解该墓的年代及墓主人的身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575年）出土的武士俑形体高大，通高53厘米，头与身合模插制而成；头戴盔，身着甲胄，腰束带，下着裤，足穿靴，右手按虎头盾牌，左手下垂、手持长兵器，这与M26中的武士极为相似。陶马也完全一致，通身施白粉，有鞍及绺具，璎珞装饰，做向前奔驰状，就连形体大小也近似一致。陶牛头均高抬，体肥而健硕；牛角与牛耳均插制而成。陶母子猪、陶猪也与M26中的完全一致。另外，陶磨、陶井也完全一致，只是M26的略大而已。陶俑中的跪坐俑、月牙髻女俑、文吏俑、执盾俑、负剑囊俑、风帽俑等的服饰、造型、彩绘、尺寸等皆极为相似（或者说完全一致）。两墓中的白瓷壶皆为侈口短颈，方唇外卷，鼓腹平底，器表施釉过半，釉质较厚，胎质粗劣。与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566年）、河北黄骅北齐常文贵墓（571年）所出土的陶俑等遗物也极为相似。如M26出土的披光明铠武士俑、文吏俑、仪仗俑、执盾俑与崔昂墓也非常接近；驮马、鸡、猪等与常文贵墓非常相似。总体而论，初步推断该墓葬的年代应为北齐时期。

墓主人身份 M26未发现明确的关于墓主人身份的材料，因而墓主人的具体身份细节也难以知晓。但下述几方面分析、比较，对了解墓主人身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首先，从墓葬形制来看。其南北向的布局、墓道的长斜坡设计以及墓室的多室结构，都体现了当时墓葬的形制特点。最高等级的帝王陵，墓葬形制采用了弧方形砖室壁画墓。这种墓葬形制主要出现在北齐的都城邺城地区。例如，推测可能为北齐文宣帝高洋的义平陵的湾漳大墓，斜坡墓道较长，甬道结构复杂，砖砌高大门墙，墓室面积较大，内设石棺床，壁画遍及墓道、甬道、门墙、墓室等各部位，随葬品组合类别全而精。封王爵的墓葬则呈现出方形砖室壁画墓的特点。这一等级又可分为同姓王墓与异姓王墓两种。同姓王墓主要集中在都城邺城地区，其规模和装饰往往较异姓王墓更为豪华。而异姓王墓则多见于晋阳地区，如顺阳王库狄迴洛墓、东安王娄叡墓等，这些墓葬同样展现了北齐时期王爵的地位与荣耀。高级官吏的墓葬，其形制多为弧方形砖室墓，但多数无壁画装饰。这些墓葬在规模和装饰上相较于帝王陵和王爵墓有所简化，但仍然是当时社会上层人士的重要象征，显然M26的墓主人属于此类。

其次，从墓葬中出土的云母金箔来看，虽然残存的极少，但据河北景县北魏高雅墓出土的云母金箔的情况来看，很可能为“雍史”之用，所以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应该是较高的。

再次，从制度与传统来看。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鲜卑统治者认识到汉魏衣冠礼制，一直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利用汉族士人制定和确立礼乐制度。与制度的修订相配合，东魏武定年间朝廷曾下令对墓葬制度进行整肃。至天保元年（550年）朝廷又诏令“吉凶车服制度，各为等差，其立条式”。从高欢统治到北齐朝廷都着力加强政治制度和礼制，以强化统治。所以作为五礼之一的丧葬礼仪，必然得到充分的重视。尤其京畿地区确立了丧葬文化的基本因素，加强了墓葬礼仪中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表现为墓葬物质文化形态类型与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正比例对应关系。所以，对于具有宏伟精致的墓葬结构，丰富随葬品的M26来说，其不是普通老百姓所能享用的。

随着封建制的发展和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也影响到作为上层建筑的墓葬茔域制度。一方面，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世家大族的茔域出现了，生前讲究门第，死后入祖茔。另一方面胡汉一体，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内部及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族地主阶级相互勾结、融合变成新的统治阶级；死后他们仍然向往生前的状态，葬入统治者的茔域之内。从而可以看出这些人并非平民百姓，而是统治阶层的重要人物，M26的主人便是此类。

随葬物组合的场景  M26中的随葬陶俑，第一类是镇墓俑， 第二类是出行仪仗俑，包括文官俑、武官俑、乐俑以及随行载物的马、骆驼、牛等，第三类是家内侍仆俑，包括男女侍俑、伎乐歌舞俑，第四类是庖厨明器及动物模型，有猪、狗、鸡等，种类丰富而完备，显示出东魏北齐墓葬中的随葬品组合在西晋时已初具形态，牛车、陶器模型出现。北魏时组合的内容已较齐全，东魏北齐加强了反映仪仗出行的俑群，将汉晋以来的仪仗制度发展到顶峰。出行俑队伍中反映了游牧民族雄强有力的性格，对大队人马的刻画宣扬了对权势、地位、财富的由衷喜好。同时也说明墓主人认为墓室里表现的出行场面是过去的某次出行回忆，或者是即将出发的一次。M26墓室中的箱子在后，俑群在前，并有木板把箱子和俑群隔开，这样在墓室之内形成了两个场景：一是前面整齐的仪仗，应该反映的是外面的生活——出行，二是后面作装具之用的木箱，应是内廷之物。这便寓示出墓主人视死如生的前庭后院生活。

文化交汇 民族融合

观之该墓出土的陶俑，大部分是中原地区汉民族的脸型、装扮和穿戴，是汉民族的形象。同时一批风帽俑的脸型、服饰又表现出北方少数民族的形象。这种服饰与装扮的交融，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也反映了不同民族在服饰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另外，北方沙漠草原气候下的骆驼，也进入随葬序列。这不仅体现了中原汉族文化的传统特色，还融入了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元素，表明中原汉文化成为主流墓葬文化因素，但同时作为北齐的统治者仍然遗留着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反映出胡汉一体、文化交汇、民族融合的过程正在加剧，为认识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作者单位：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