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古称海、岱，又称齐鲁之邦，在这片土地上有孔子创立的儒家音乐思想学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音乐文化体系，遗留了非常丰富的音乐文物，笔者拟通过挖掘东昌府区博物馆馆藏4件宋铜钮钟背后隐藏的文化信息，进一步阐释齐鲁音乐文化的动人风采。
东昌府区博物馆现藏4件宋铜钮钟（图1），宋代，铜质，除一件铣部有小块旧缺外，保存基本完整，弧舞，舞部置环形钮，最大的3件舞部中央有一小圆孔，器身横断面作椭圆形，于口作月牙形内凹，铣棱微弧，表面锈蚀，钟身应有纹饰及分区，现已模糊，难以辨认。钟内腔有不明显螺旋纹，较为平整，未有音梁及调音痕迹。通高分别是37厘米、36厘米、35.5厘米、19.5厘米，舞修分别是13厘米、13厘米、12.5厘米、6.5厘米，铣间分别是14厘米、14厘米、13.5厘米、8厘米。笔者梳理了国内相关器物，现拟从形制、纹饰、用途等方面对其进行探究。
经过梳理发现，同东昌府区博物馆铜钟形制相似的音乐文物在全国也比较少见，简单整理如下。四川博物院藏剑阁窖藏出土的南宋铜钟（图2左），桥型环纽，舞部弧曲，两铣自舞面两端起渐扩，至铣角处略收，铣角锋锐，于口上弧，钲部阳线框分隔铭文“大吉羊”，鼓部有纹饰，通高18厘米，口径12-5.8厘米。河北博物院藏2件汉铜钟及1件宋金“响声流转”钟（图3），2件汉铜钟数据不详。“响声流转”钟系青铜合范一次铸成，舞部留有清晰铸缝，通体呈墨绿色，有光泽，弧形舞面，上置有半圆环形钮，合瓦形腔体，两铣弧曲外突，铣角内敛、下垂，于口弧曲上收，有内唇，腔面以宽阳线界隔，钲中有铭文，一面为“响声流转”，另一面为“遍满十方”，两面其余纹饰一致，铭文两侧有童子戏班等纹饰，鼓部双狮纹，无音梁及调音痕迹，通高36.5厘米，舞修13.7厘米，铣间19.4厘米。1979年陕西省汉阴县蒲溪乡出土了4件青铜编钟（图4），分大小两种，均为合瓦形，拱形环钮，月牙形口，大者通高32厘米，舞修15.5厘米，铣间19厘米，小者通高20厘米，舞修8厘米，铣间12厘米。大钟钲部正反面均用梯形格栏分为四格，分别楷书“响声流转”“遍满十方”，钲部两侧上下部满菊花纹，中部蹲坐戏耍的童子，鼓部为奔腾跳越，张口翅尾争斗的双犬或双狮；小钟形状、纹饰同大钟基本相同，钲部两侧为流云纹，鼓部素面，钲部一面楷书铭文“师子吼声”，另一面楷书“大”字。专家根据同时出土的宋砖、“政和通宝”、瓦片及钟的纹饰图案，推断4件编钟为北宋晚期遗物。宝鸡市建筑工地出土的5件铜编钟，形制相同，大小相次，其中一件编钟钲部楷书“遍满十方”四字，通高31至36厘米。《梦郼草堂吉金图》中记录有一件形制相似器物，未有具体说明，其钲部铭文应是“响声流转”四字，纹饰同河北博物院“响声流转”钟基本一致。
另外，经过梳理发现一些铜铃的形制及分区和本铜钟多有类似之处。上海博物馆藏南北朝檐铃（图2右），锈蚀，通高25.1厘米，舞修8.4厘米，铣间11.4厘米，铣长21.5厘米。衡阳市博物馆藏战国环钮铜铃，保存基本完整，舌已不存，铜质，表面褐色，腔面纹饰漫漶，通高24.5厘米，舞修7.5厘米，铣间12.6厘米，铣长21厘米，正鼓厚0.6厘米，侧鼓厚0.4厘米。华亭市博物馆藏明“大吉利”铜塔铃（图2中），塔铃顶圆形钮，口两尖角，正面上部减地阳文三楷书“大吉利”，下部饰云纹，背面饰花纹，通高18厘米，口径7厘米。还有青岛市博物馆藏大吉利铃，伊宁县阿热斯坦乡沃依曼巴托海村征集的“大吉利大合罗”扁铜铃，内蒙古博物院藏汉“大吉”铜铃，秦安县博物馆藏汉代“宜牛羊”铜铃，凤翔县博物馆藏汉长乐富贵铃等。这部分铜铃都有阳纹框边，通高基本在15厘米以内，且大多为合瓦形腔体，半圆形钮，于口微弧曲上收，舞和铣长度相差不大，舞部中心有一圆孔通腹腔以悬吊铃舌，多半铃舌已失，整体较为瘦长。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一号窖藏出土的铜钟，完整器，环形钮，折肩，斜直臂，钟口内凹，通高23.4厘米，口径11厘米，肩宽8.5厘米，钟身为合范，两面各有一略下凹的长方形框，一面铭文“凤翔楼钱鑫”，另一面字迹已磨灭，不易辨认。还有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辽代风铃，临沂市博物馆藏清空里慈声铜钟等，通高在15至39厘米之间。其形制除于口构造不同，铜铃腔体近菱形外，整体形制同本铜钟相类，且有专家认为，铜镈、钮钟等很有可能是受中原商文化中铜铃的影响，所以本文把此类铜钟、铜铃一并做了整理。
周公制定了礼乐制度，伴随着周王室的衰落，礼乐制度逐渐开始瓦解，到了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已经被破坏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两汉时期，周王朝制定的礼乐制度彻底瓦解，先秦编钟的壮丽奢侈与繁华也荡然无存，青铜编钟的制作，如一钟双音，音梁构造、调音磋磨等技术也遗失殆尽。汉代以后，政权更迭，历朝历代当政者追求周礼，试图恢复礼乐制度，同时铸造了大量的编钟。到了宋代，特别是宋徽宗朝以后，复古之风更甚，徽宗时期专门设置了掌管音乐的机构“大晟府”，铸造了有名的“大晟编钟”（图5中），同时制作仿古青铜器赏赐文武百官作为家庙礼器。这种复古风潮也蔓延到了民间，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民间开始大肆私铸青铜器。所以，宋朝以降，仿古青铜礼器大规模出现，这点从宋代以后铜钟的铭文和形制方面都有所体现。
首先是铭文在仿制前朝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革新，使之具有了当时的特色和新意，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不同时代人们的设计意识和“崇古追新”的审美情怀。如“大吉羊”“大吉利”“大合罗”等沿袭了汉代的吉语文化，也是当时人们生活幸福，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表达方式。铭文“凤翔楼钱鑫”的铜钟进一步折射出当时物阜民丰，不管是庙堂还是民间，人们在精神层面有了更高的需求和寄托。“响声流转”“遍满十方”“空里慈声”等词语在佛教、道教的理念与内涵中都有所体现，道教斋醮仪式包含很多赞颂词章和祭祀音乐，用乐时也会使用打击乐器。如，阿难白佛言：世尊！诚如法王所说，觉缘遍十方界，湛然常往，性非生灭——佛教《楞严经》。尔时，救苦天尊，遍满十方界，常以威神力，救拔诸众生——道教《太上救苦经》。在佛教与道教中，十方都指东方、南方、西方、北方、东北方、东南方、西南方、西北方、上方、下方，用来象征整个宇宙。万有现象的生灭相续，循环不止，称为“流转”，在佛教中又有轮回之意。“师子吼”，在《维摩诘所说经》中有云“演法无畏，犹师子吼，其所讲说，乃如雷震。”在佛教中，佛陀常被称为“人中师子”。《大智度论》记载：“又如师子，四足兽中独步无畏，能伏一切；佛亦如是，于九十六种道中一切降伏无畏故，名人师子。”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十七中记载了菩萨十种师子吼。《契经》中说：“供‘铃铎’于塔庙，世世得好音声。”在一些堂塔的相轮和檐端，也悬有铃铎，如前文中上海博物馆藏檐铃及华亭市博物馆藏铜塔铃等。同时，在定州博物馆藏北宋錾花银鎏金佛像舍利塔上可以看到塔檐上所悬挂的檐铃，类钟形。
形制方面，仿古青铜礼器钟基本为兽钮阔腔平口有枚式，直至清代仍在延续。关于这点，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现在留存的府学、县学、文庙等编钟，在陪葬的明器中亦有体现。如浠水县博物馆藏宋代浠水龙钮圆钟，四川博物院藏宋代兽头钮钟，常熟博物馆藏元代完颜璹编镈3件，上海博物馆藏元大德九年杭州儒学中吕钟（图5左）、元至治三年嘉定儒学钟，湖南博物院藏元至元五年至元己卯钟，上杭县博物馆藏明上杭孔庙编钟6件，莆田市博物馆藏明隆庆六年兴化府文庙编钟5件、莆田文庙编钟6件、饕餮纹钟，涪陵市文物管理所藏明涪陵文庙编钟9件，三台县文物管理所藏明三台文庙编钟10件，还有泉州市博物馆藏清雍正四年、雍正六年、雍正八年、道光十年的晋江文庙钮钟，泉州府学文庙编钟，荆州博物馆藏清江陵文庙编钟12件、绵竹文庙编钟10件，常熟博物馆藏清光绪元年常熟县学编钟16件等等，其中常熟县学编钟、江陵文庙编钟等经专家测试仅用作县学、文庙礼社，非为实用乐器。现留存的宋代以来的府学、县学、文庙等所用编钟数量丰富，形制多是直筒型、圆球形等，横截面基本都呈圆形，大小相等，铭文包含律名、捐造人、监造人、建造人、用途、造制时间等，同东昌府区博物馆所藏铜钟形制、纹饰等皆有不同。
值得提出的是山东遗留下的青岛市博物馆藏宋代钮钟明器2件，山东博物馆藏清乾隆东昌编钟2件（图5右）。2件宋代钮钟明器同大晟钟形制相似，是宋徽宗诏命新乐在山东地区的体现。2件东昌编钟两面分别楷书铭文“圣庙乐器”“乾隆辛酉年东昌府同知潘珑监制”，也是聊城礼乐文化的实物见证。东昌府区博物馆馆藏的4件铜钟发现位置在聊城古城区原通用机械厂西邻，明清时期其附近有东昌府同知衙门、朱氏老府故址等，至于宋代时其上为何建筑因史料缺乏，已经无法考证，但是依据其形制、同类器物铭文及发现地点推测4件铜钟的用途应同佛教有非常大的关联。
历史的长河流淌不息，聊城东昌府区古城自宋代以来，经历了宋金、金元、红巾军、靖难之役等多场战役，虽然历经兵毁与重建，但是作为礼乐器的4件铜钟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得以保留，成为齐鲁音乐文化及区域软实力的一部分，作为一种润物无声的表达，它会在潜意识里影响着我们以礼立身，以乐治心，不断谱写精神文明建设新篇章。［本文系2024年度山东省聊城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聊城古城区文物旅游发展路径研究”（ZXKT2024183）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