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师徒关系的文人学子很多，但真正能互理解、扶持、包容、砥砺、提携且能终生惦记爱护对方的师徒却很少，像欧阳修与苏东坡这对危难之中见真情的师生就更加少之又少了。欧、苏的师生情谊不仅在北宋，在整个中国文坛都有目共瞩，传为佳话。

苏、欧的初次见面，是在北宋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当时正在推行诗文革新运动，反对西昆体、太学体，这种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或者文章里充满了艰涩的典故和华丽的句子他很讨厌。他主张文道并重，也就是写文章要有感而发，他也很希望通过这一次科举考试，来选拔一批和他有相同见解的人才。他冒着很大的风险，把写太学体的学生拒之门外，于是放榜的时候，那些太学生就当街闹事，把欧阳修围了起来，在他的车前起哄，连巡街的士兵都无法阻止，然而即便如此，欧阳修顶着压力，也依然没有停止改革的步伐，在这次科考中，他惊奇地发现了一个未来的人才，就是眉山苏轼。

其实当时的考试制度，省考一共考了四场，按照之前的规则，如果第一次落榜就没有资格参加后面三场考试了，但欧阳修改革了这个考试制度，改成了四场综合成绩打分。虽然苏东坡第一场落榜，但是真正让他名声大作的是他的第二场考试，他写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后来收入《古文观止》。四场综合成绩下来，苏东坡顺利登科，成功进入了殿试。那一年包括苏东坡在内的388位人才，就成就了当年的进士，而当年的主考官也就自然成为他们的恩师。

按照惯例，苏东坡终于见到了向往已久的偶像，他回忆说，七八岁读书时，有一次先生带了一本《庆历圣德诗》，对小东坡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你要记住，他们是人中豪杰。后来苏东坡在给范仲淹的文集写序时描述了这件事。他说第一次看到欧阳公，欧阳公还介绍了二位大佬韩琦和富弼给他认识。他们“皆以国士待轼”，就是用天下读书人的最高礼节来对待自己。苏东坡还记得他第一次跟欧阳修见面的一些细节，他在《祭欧阳文忠公及夫人文》写道，先生开心地拍手鼓掌，他说你和我是一样的人，其他人不一定算得上我们的同行者，我老了要退休了，未来我希望能把文章之道传授给你。这是一个当朝的文坛大家对下一个希望之星的深深托付。欧阳修的识人之明和气度胸怀不言而喻。他评价苏东坡，“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这也是成语“出人头地”的由来。

看见比自己更优秀的人，他不仅不嫉妒，而且还要为他让路，的确难能可贵，他在给自己孩子的书信中还说，三十年后，没人记得你老爹，但是他们都会记得苏轼。三苏年谱里记载了欧阳修喜得苏轼后，就以培植他成长为己任，一开始别人还一片哗然，很不服气。后来看见苏东坡的文采很不一般，大家就信服了，当时的文风也因此得到改变，苏东坡的文章风靡一时。后来欧阳修又推荐他去参加制科考试，这个考试是特别难的，必须要有人引荐，才有资格参考，欧阳修在推荐信里郑重说道，如果这个人我推荐错了，我甘心接受朝廷法律的惩罚。结果苏东坡的成绩前无古人，成为北宋开国三百年来“第一人”，一颗文坛的冉冉之星升起了。后来因与王安石变法派意见不合，苏东坡主动请求外放，到杭州任职。他先去看望了弟弟苏辙，然后与弟弟一起来到颖州拜访退休的恩师欧阳修。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苏东坡回忆说：“恩师告诉我，你能来我好开心，我所说的‘文章’，必然要承载道义，否则就不是好文章，你要把持住自己。如果因为贪图名利而改变了志向，那么你就不是我的学生。”苏东坡叩头持谢，说老师您的话我记住了，我到死都不会改变。很多年后，苏东坡写给欧阳修夫妇的祭文里说到这件事。他还说，虽然老师已经过世了，但是他的话还像太阳一样照耀着我。

欧阳修去世以后很多人给他写过祭文，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来对比，比如说王安石写的和苏东坡写的，那种情感的浓烈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王安石是临风感怀，感慨再无人追随。而苏东坡就是“上为天下苍生而悲、下为我对先生的情感而痛哭”。

我们知道欧阳修有一个号叫“六一居士”，苏东坡曾经在《六一居士传》后写了读后感，如果我们有机会重读苏东坡的代表作《赤壁赋》，就能够从那首赋当中读出欧阳修的影子。欧阳修去世后17年，苏东坡第二次外放杭州，他专门去找了当年欧阳修推荐给他的名僧惠勤和尚。可惜老和尚已经过世了，老和尚的弟子告诉他说，他们把欧阳修和惠勤的画像挂在厅堂中，然后每日祭拜，一个月后，居然出现了一眼清泉，苏东坡也非常感慨，于是把这口泉命名为“六一泉”，时隔千年，现在这口泉还在，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麓西泠印社的西面。

对中华文化史而言，我们有幸得遇苏东坡，而对苏东坡个人而言，他有幸得遇欧阳修。人生中能遇见一个能懂你的人太不容易了。而且更可贵的是他不仅懂你，还愿意不遗余力地帮助你、提携你。有这样一位师父或者说你生命当中有这样一句“师父”可以叫，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欧阳修与苏东坡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