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永丰县博物馆收藏了一通汉白玉碑刻，即《重建永丰县堂碑记》碑刻。该碑刻于2024年3月30日出土于永丰麻州生态岛引路修建工程工地，地点在恩江古城小西门内侧80余米处，即原明、清永丰县衙遗址附近。根据碑文记载，碑刻镌刻于“皇明戊子年”，具体年代不详。碑首弧形，正中横刻篆书“重建县堂碑记”六字，碑高181厘米，宽85厘米，厚21厘米。碑文楷书，竖行15行，满行40字，共计456字。

碑刻记载的历史事件

碑刻录文

重建永丰县堂碑记

丰阳，古岩邑也。襟带恩水，控引巘山。文章节义之邦，延袤三百里许。宣猷畅化悉于县治，系之《易》称大壮，《诗》咏《斯干》。具瞻重地，胥宇必先也。时戊子春，余来牧兹土，见堂构仅存故址，听政如茇甘棠，殊不雅观。乃稽之合邑父老，详述颠末，谓前此栋宇整齐，百楹拱峙，赫然神君政府，赤子春台也。近被兵燹，遂成乌有。奈地方凋敝，前历数令未获重创。余因有感，叹曰：嗟乎！县令奉命专城，岂可日宣无地？即今春燕巢林，秋鸿翔野，正宜建其有极，一劳永逸。亟动斯民以安堵之思，因是夙兴夜寐，不惮拮据捐赀，召集耆老协从，先建此堂。序属中元，契龟卜吉。鸠工庀材，经之营之。匝月告竣。赞听曹署，次第修举，库藏案牍帖然有归，更名其堂曰“明敕”。盖取前典，所称明罚敕法。噫！几几乎难言之矣。膺数万生灵之寄，而值倒悬待解之秋，有一念不畏天之威，于时保之，以登民袵席者乎？不无对鸟革而生惭，睹翚飞而无色。是以宵旦祇惧，恪求靖共，因堂适成，书以自警，犹未也。更愿继余之登斯堂者，亦聿昭厥德，顾畏民碞，并垂永世云。复从而铭之曰：仰勤昭对，俯秉肃雍。惟几惟康，蹇蹇匪躬。奠丽重光，虔始厚终。铭垂彝鼎，庆蔼花封。

皇明戊子柒月既望，知永丰县事前南京西城兵马指挥、古汉阳尹宾莘撰记。主簿邹文旭。典史郭允光。县学司训龙世佐。

碑刻内容

《重建永丰县堂碑记》碑刻的发现揭示了一段重要的历史：皇明戊子年春，曾担任过明朝南京西城兵马指挥的尹宾莘，被委派到永丰县担任县令，到永丰后发现永丰县堂已被战火焚毁殆尽，仅存遗址，而由于地方经济凋敝，财政困难，前几届县衙都没能对其进行修复。尹宾莘召集原永丰县衙旧臣及部下僚属，捐筹资金、物资重建了永丰县堂，于同年七月竣工，取堂名为“明敕”堂，并自己撰写了《重建永丰县堂碑记》，勒石立碑以为警示和纪念。

碑刻的镌刻时间和历史背景

碑刻的镌刻时间

碑文中，作者尹宾莘自述是“皇明戊子年春”来到永丰任县令，于同年重建了永丰县堂，并撰记和勒石立碑。而明朝自公元1368年建立到1644年灭亡，共经历了4个“戊子”年，即永乐六年（1408）、成化四年（1468）、嘉靖七年（1528）和万历十六年（1588），那碑文中所述“戊子”年具体是指哪一年不得而知。

清同治十修《永丰县志》第七卷《建置志·公廨》记载：“嘉靖二年癸未知县商大节，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知县翟式耜前后增修，又毁于兵。崇祯间，知县尹宾莘重建，自为记。”第十三卷《职官志·文秩官表》中把尹宾莘列入明朝崇祯年间秩官行列，列表中记载：“尹宾莘，汉阳人，兵马指挥，重修县署。”

根据县志的这两处记载，证明尹宾莘是在崇祯年间重建了永丰县堂。这个时间与碑文中所述的时间“皇明戊子年”两相印证，似乎可以确认，“皇明戊子年”就是指明崇祯戊子年。可如前所述，明朝只有永乐六年、成化四年、嘉靖七年和万历十六年是戊子年，崇祯年间（1628-1644）并没有戊子年。离崇祯年间最近的清初顺治五年（1648）为戊子年。那么尹宾莘在碑记中所说的戊子年到底是指哪个呢？永乐、成化、嘉靖基本不可能，时间上离崇祯年相差一百年以上。那是明万历还是清顺治戊子年呢？笔者认为是清顺治戊子年，即公元1648年。依据有三：其一，根据史料记载，万历戊子年永丰没有重大战事，并没有碑刻中所说的重建县堂的历史记载。其二，如果是万历戊子年，尹宾莘肯定会明明白白地署上“万历戊子春”，如果只署“戊子春”或“皇明戊子”，这可是忤逆皇上的大罪。县志也不可能把尹的其人其事都记录为崇祯年间。其三，从县志的记载中可知，尹宾莘本人是明末崇祯皇帝的旧臣，碑刻落款中提到的主簿邹文旭、典史郭允光、县学司训龙世佐等人都是明末崇祯年间永丰县前几届县衙的官员，至清顺治戊子年，即崇祯去世后的1648年，他们还在江西永丰县为恢复明朝统治而做着最后的坚守。

碑刻反映的历史背景

既然碑文中说的“皇明戊子”年就是清顺治戊子年，即明朝于1644年灭亡后的第五年（1648）。那尹宾莘是受谁的委派来永丰当县令的呢？他代表的是明朝政府还是清朝政府？尹宾莘在碑刻中为什么要署“皇明戊子年”，而不直接写“皇清顺治戊子年”？这里隐藏着怎样的一段历史背景呢？

通过对碑刻的研究，揭开了明末清初江西、包括永丰一段被湮没的特殊历史，以上疑问也被一一解开。

自明朝崇祯皇帝1644年自缢身亡，清军入关建立清王朝后，明朝宗亲为了反清复明，先后在南方建立了几个流亡政权，合称为南明政权（1644-1662），共四位皇帝，一是在南京称帝的安宗弘光帝（福王朱由崧、1644-1645）；二是在福建称帝的绍宗隆武帝（唐王朱聿键、1645-1646）；三是在广州称帝的文宗绍武帝（唐王朱聿?、1646-1647）；四是在广东称帝，后流亡到广西的昭宗永历帝（桂王朱由榔、1646-1661）。可见，清军1644年入关后，并没有马上占领全国，江南一些地方还在大明流亡政府的统治下，反清复明运动还在一段时间一定区域内开展。

清军攻占江西。清军入关后，兵分东、西、中三路大军发动了统一全国的战争。其中东路清军进攻江苏和浙江，在击败弘光手下抗清将领左良玉之后，攻陷南京，弘光政权灭亡，之后左良玉之子左梦庚部明军官兵家属近十万人在安徽东至县向清军投降，英亲王阿济格命令左良玉部将全部到北京朝见顺治皇帝，左部总兵金声桓害怕失去兵权，于是向阿济格自告奋勇，带领军队进攻江西，到1645年的八月末，江西十三个府除了赣州、南安等地在明军的控制之下，其余城市全部被清军攻陷。

到1646年，忠于隆武政权的南明军队以赣州为中心，向江西发动了局部反攻，先后攻克泰和县、万安县、峡江县、永丰县以及吉安府城。1646年初，清朝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在湖广大败忠贞营以及明督师何腾蛟部，向江西气势汹汹地杀来。在三月一举攻陷吉安，直逼赣州。十月赣州失守，南明隆武政权势力彻底退出江西。

清军平定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反叛，重新控制江西。清顺治五年（1648）初，明降将金声桓巡防江西，与副将王德仁杀清江西巡抚董学成，迎明大学士姜日广据江西叛清，举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很快就控制了除赣州以外的江西全境。清帝福临以都统谭泰为镇南大将军，率兵20万进行征讨。三月，清军在九江击败明军7万人的阻击，缴获船只渡江，连下南康（今江西星子）、饶州（今江西鄱阳），进军南昌。金声桓、王德仁正率部围攻赣州，回师救援途中被清军谭泰部击败，退入南昌。翌年（1649）正月，南昌西门守军投降，引清军入城，姜日广殉难，金声桓中箭负伤，投水自尽，王德仁被俘杀，清军相继攻占抚州、建昌（今江西南城）等地，恢复了对江西的控制。

尹宾莘被派到永丰任知县的时间，正是金声桓起兵反清复明，占领并控制江西的那段时间，即1648年初至1649年三月，这期间，南京弘光帝、福建隆武帝、广州绍武帝都被清军灭亡了，只有广西的永历政权（1646-1661）还在。所以尹宾莘应是受永历政府的委派来永丰任县令的，他代表的是明朝流亡政府，所以在撰写碑记时，肯定不会署清朝顺治皇帝的年号。此时崇祯已死，也不能用崇祯皇帝的年号。当然他也不便用在广西的永历帝的年号，因为它存在时间短、统治的范围小，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所以只以“皇明戊子年”纪年，没有使用任何皇帝年号。

碑刻的考古和历史文化价值

考古价值

一是碑刻作为一种史料形式，记录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为研究明末清初江西和永丰在那段特殊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实物佐证。二是碑刻为研究永丰县治的建置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和实物佐证。永丰自北宋致和元年（1054）建县，当时县衙设置在延庆寺内办公，至南宋才开始建土城，明嘉靖三年开始建砖城，期间及之后县治及城墙多次遭遇过洪水和战争的损毁，又经多次修复或重建。碑刻中记录的城池和县堂被战争摧毁，尹宾莘重建，就是其中的一次，故其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不言而喻，可谓弥足珍贵。三是碑刻的出土，为研究古代永丰县治、城池的建制和布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和史料依据。根据碑刻的出土地点，可以基本确认明清时期永丰县衙的位置就在碑刻出土地点的附近，即县城小西门内侧80米处。

历史文化价值

一是历史价值。从碑文中可以看出尹宾莘及其幕僚大公无私、忧国忧民、恪尽职守的优良品格，这种品格在今天仍然具有穿越时空的时代价值。充分挖掘历史勤廉文化，厚植勤廉基因，借古鉴今，以文化人，是探索新时期勤廉文化建设的一条重要路径。二是书法价值。该碑刻碑首篆书，碑文楷书，共计456字，笔触清晰，笔画简练，结构严谨，笔法清新明快，有一定的书法研究价值。三是文物价值。该碑刻的出土和被永丰县博物馆收藏，是该馆碑刻藏品中唯一的一通汉白玉碑刻，为博物馆的收藏历史和文化传承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以说，《重建永丰县堂碑记》碑刻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具有重要的考古和历史文化价值，为研究明末清初江西的历史，包括永丰县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资料。通过对这通碑刻的研究，可以揭示明末清初改朝换代时期江西的特殊历史背景，这对于了解江西，特别是永丰的那段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