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以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长，而民贵用命。孝以事亲，顺以听命，错诸天下，无所不行。”——《礼记·祭义》
这段文字记载于儒家经典《礼记·祭义》，强调了孝道的重要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一直被视为重要的道德规范。孝道是家庭伦理的核心，也是社会道德的基础。在汉代，孝道观念尤为盛行，是最基本的社会、宗教概念，汉代崇尚儒学，以孝治天下，汉高祖“重孝”、汉惠帝表彰“孝”等都是汉代崇尚孝道的集中体现。汉代统治者对儒家经典《孝经》尤为推崇，强调“孝”是“德之本”，《汉书·景十三王传》就记载：“广川惠王越……去即缪王齐太子也，师受易、论语、孝经皆通”，这说明当时人们普遍重视孝道，并将其作为个人品德和社会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武帝时期，“举孝廉”“推恩令”等政策手段的推行和实施，进一步推动两汉“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和思想理念，使得孝道观念在汉代社会中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承和发扬。
孝道也被视为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德标准，被广泛推广和提倡，深入到家庭伦理和亲情、个人品德和社会责任等方方面面，如《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兄弟孝养，闺门雍和，后进之士皆推慕其风”，讲述了陈纪、陈谌兄弟的孝养故事。孝道观念不仅体现在父母长辈在世时“奉养”行为中，也影响到汉人的丧葬观念，譬如厚葬行为，也可以认为是尽孝道的一种延续，《礼记·祭义》提及“事死者如事生”，“事死”如“事生”可以认为是孝道的最高境界。纵观已经发掘的汉代墓葬，可以发现汉墓中处处可见与“孝”相关的内容，随葬器物上常有与孝道相关的铭文，又如汉代画像石上也常见孝行图，山东嘉祥武梁祠汉画中就有老莱子扮作婴儿之态敬奉双亲、韩伯瑜感念母亲年迈等表现孝子孝行的故事。
江西已发掘汉墓随葬的实用器具和模型明器也搭配周全，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江西南昌青云谱汉墓（《考古》1960年10期），出土器物有铜器釜、甑、锅、豆，陶器的鼎、奁、案、熏炉、壶、仓、灶、井等；江西南昌市南郊汉六朝墓（《考古》1966年03期），汉代墓葬中出土瓮、罐、虎子、仓、井、灶、案等；江西南昌老福山西汉木槨墓（《考古》1965年06期），出土铜器有剑、镜、钫、壶、勺、熏炉、锺、鋗，陶器有鼎、盒、壶、罈、瓮、罐、洗、陶屋模型，此外还有玉器、漆器等。其他墓葬的随葬器物情况不一一赘述，大致总结江西汉墓所涉及的随葬器物既有具备实用价值的鼎、盒、勺、镜等，也有大量陶屋、陶厕所等建筑模型以及以仓、灶、井为主要组合的模型明器，这些“微型”模型明器组合在一起，为逝者搭建了一个完备的生活空间，祈求人的灵魂有一居住场所，是现实世界生活起居的微缩，可以认为是“事死如事生”的直观体现。
关于仓、灶、井、案、厕所等模型明器组合，在各地汉墓中常有发现，山东、河南、湖北、内蒙古等多座墓葬中均能见到类似的器物组合模式。首先谈一下陶仓，粮食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汉书·食货志》提及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与货共为“生民之本”，盛放粮谷的仓在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涉及粮食的储存和保护，它的数量和质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财富价值的衡量和体现。江西汉墓出土的陶仓多以三足圆形为主，譬如1960年南昌市双港汉墓出土的绿釉陶仓（图1），就是三足、圆形、敛口的造型，仓正面开一方形小门，盖呈斗笠状，上边塑一立鸟，器盖、器腹纹饰密集，1960年南昌青云谱汉墓出土陶仓形制亦与之相似。明器谷仓在汉代所蕴含的意义以及仓盖飞鸟的性质，可以参考扬州祁江出土的东汉早期釉陶仓，仓房上刻有两竖排铭文：“屯蛊大吉利内谷”“屯上鸟名凤皇宜富贵辟央”，故随葬模型谷仓或可视为人死灵魂归于天地之后，衣食丰厚、储藏粮食之用。
汉墓中随葬的大量与饮食有关的模型明器，还有陶灶。《汉书·郦陆朱刘叔孙列传》说：“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古人将粮食视为生活的首要关注点，而灶是生活中的重要器物之一，通过灶来烹饪食物，是实现饮食需求的基本保障。根据《白虎通义·五祀》记载，灶与门、户、井、中霤并为汉代“五祀”，灶尚承载着汉代人祭祀的精神内涵。1960年南昌市双港东汉墓出土的绿釉陶灶（图2），由灶身、釜、罐、甑、锅构成，灶身呈船形，灶的前端有一个半圆形的风火门，灶上有三个火眼，分别置锅、甗（釜与甑）、罐，比现实生活中的灶少了烟囱等，江西汉墓出土陶灶及少量铜灶形制均属此类。在墓葬中随葬陶灶的习俗，一方面可能反映了古人希望人死后在另一个世界中继续美好生活，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祭祀”体现对死者生前生活的尊重和缅怀。
水是农业发展和和日常生活的重要保障，汉代的井渠灌溉已经非常先进，譬如井渠法、龙首渠等，而“井”的开凿和利用，对于保障生产生活、扩大活动范围非常重要。井也是“五祀”之一，根据《汉书》《后汉书》等文献记载，井也常与灵异、死亡等社会事件相结合，或具有象征死亡、预示生命的意思。1960年南昌市双港东汉墓出土的绿釉陶井，似乎是东汉水井的真实写照，井口竖立一梯形井架梁，架的横梁上安装着一活动的滑轮，滑轮下方吊着一只汲水罐。江西汉墓出土陶井，基本都是“井＋汲水罐”这种组合模式，如1960年南昌青云谱东汉墓出土陶井（图3），即口小底大的水井配一小罐，唯不见吊汲水罐的横梁，这种区别或许与汲水方式的差异有关。
除仓、灶、井等，江西汉墓也常随葬厕所类模型明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厕所问题一直是关系到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的重要问题之一。“厕”事（便溺）与前文提到的粮、食、水密切相关，战国安吉五福楚墓的出土文物表明，战国时期贵族已使用漆木质的坐便架。根据各地汉墓出土的明器厕所，可以断定汉代已有较为成熟的旱厕，部分厕所有男女之分，而黄河流域更是出现了“厕所+猪圈”模式的阁楼式厕所。1956年南昌市东汉墓出土陶厕所模型（图4），厕所呈长方形人字顶吊脚平房，两开间，每间开一长方形门，内部分别镂一个长方形蹲坑，坑两侧还置有脚踏，可见汉代江西的厕所设施已相对完备。这些厕所模型明器的出现，表明在汉代人们已经开始重视厕所这一生活设施，并将其作为墓葬中随葬品的一部分，这或许也反映了古人对于生活细节的关注和对死者生前生活的尊重。
古人对于父母、先人的尊重和孝敬，并不因为他们的离世而结束，这从汉代墓葬的厚葬之风以及许多墓葬中随葬的仓、灶、井、厕所等明器中可以体现。墓葬这一空间加之诸多随葬器物构成了完整的生活场景，也体现了汉代“事死如事生”的阴阳观念。仓、灶、井、厕所等建筑贯穿古人现实生活的住、食、便溺等生活和生理需求，这些微型化随葬明器反映了古人对于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于细节的追求，也传达了他们希望先人死后依然能够像生前一样衣食富足、生活无忧的美好愿景，是汉代“孝道”盛行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孝道”这一传统观念，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髓对当代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通过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孝道”的观念内涵及其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能够更充分地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而有效促进道德建设，并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本文系2023年度江西省汉代文化研究课题“江西汉墓反映的汉代生死观”（23ww11）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