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我国1万年的文化史和5000多年的文明史，方兴未艾的物质文化研究新视角，可以有效地聚焦到充分体现中国性的玉文化方面。

中国人崇玉、尚玉的文化也可追溯到距今1万年的旧—新石器时代之交。“玉成中国”的理论要义是按照传统的中国本土话语，并依据考古发现的史前史新材料和新知识体系，重新阐发5000年文明古国所以然的一种尝试。我们知道，在中国代表统治者的“王”字，其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汉字中就像是1件玉钺的素描图。玉钺，早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中国南北方各地，即作为王权和军权的符号化圣物，而发挥统治效用。

从理论方面讲，所谓“玉成中国”原理，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理解：

第一，自然地理意义的解释。

打开我们国家的版图，其地理空间分布的东西两极方向，恰好都分别储藏着丰富的优质玉矿资源，这是人类独有的玉文化发生和发展的自然条件基础，这是天赐的财富，可遇而不可求。在国家版图的东极方面：玉矿资源储备以濒临鸭绿江的辽宁省岫岩玉和宽甸玉为代表；岫岩玉又称长白山玉，因为从海城到岫岩一带的山脉皆属于长白山的余脉。西极方面的玉矿资源分布，则更显得地域广阔，包括新疆和田的昆仑山脉和喀什地区的喀喇昆仑山脉，绵延数千千米。最西端的玉矿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马尔洋墨玉矿，出产黑青色的优质透闪石玉料，俗称有“塔青”和“墨碧”等，先秦古籍则称之为“玄玉”。马尔洋墨玉矿的地理位置，距离中国与巴基斯坦边界的红其拉甫口岸仅有几十千米而已。

至于我国版图北方和南方的两极，也同样分布着极其重要的玉矿资源，不过二者的大宗均在目前的国界之外：北面是贝加尔湖西南岸山地的优质透闪石玉矿（俗称“俄料”），是全球范围内玉质仅次于新疆和田的高等级玉料；这也是整个欧亚大陆上驱动旧石器时代后期玉文化率先发生的物质基础。南面则是与云南省接壤的缅甸山区的全球最优翡翠矿。贝加尔湖玉矿，自1万年前就开始向国内方向传播（参看本书《万年玉源》一章），对于我国玉文化的发生起到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但是，贝加尔湖玉料在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衰落以后，便基本停止其南传的步伐。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又作为新疆和田玉的替代资源而被大规模开发并源源不断输入我国。南方的翡翠则在明清时期规模性地输入我国，先为清王朝宫廷贵族所喜好，随后普及整个上流社会，乃至发展为当今我国玉文化中高档奢侈品资源的半壁江山，与新疆和田玉平分秋色。如此看来，我们巨大的国家版图的东南西北四极大方向上，居然皆有美玉矿藏为标识。为什么会如此巧合？除了用汉语成语中的“天造地设”来形容，恐怕不会有更合适的词语来表达这样奇特的自然地理现象。

第二，文化基因意义的解释。

文化基因意义的解释是将史前先民生产和使用玉器的行为及其结果，视为一个以美玉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我国玉文化的分布版图同样很广。我们看最早成系统使用的汉字，即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其使用所覆盖的区域是以中原为中心的狭小范围；而玉文化分布的版图范围，至少在4000年前就是后来甲骨文使用范围的十倍以上！从东海之滨到河西走廊的武威，从东北三省到岭南两广地区和东南部的台湾岛，玉文化以惊人的传播力，先统一了东亚的广大地域。

而玉文化从发端至今，大约刚好构成整整1万年以来以玉器为主角的历史叙事。这是古代人士和前辈学者们做梦都想不到的神奇故事。

玉文化叙事的年代之深远，足足顶得上使用甲骨文以来汉字叙事历史之三倍以上！

如果要筛选出一个汉字，代表这个以美玉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那么不会有比“国”字更合适的候选字了。“国”字的出现，可不是天造地设的自然安排，而是华夏民族文化信仰选择之结果。从“或”的繁体字“國”，代表用武器戈来守护城池内的国家重要珍宝。如今的简体字“国”，早在魏晋以后的古籍中就出现了，称为古代的俗字。

“国”字的四方外框，代表人为修筑的四方城池之城墙，四方围住的中央，便供奉着中国人信奉的世间价值最高之物——玉。汉字中的“玉”和“王”字，二者几乎是大同小异的，为什么呢？

如果说在中国巨大国土的四极方向，以出产美玉之山水为自然标志，那么华夏的造字祖先们，早在汉字甲骨文产生的几千年前，就已经是玉石神话崇拜的虔诚信徒。从甲骨文的构形来看，商朝的国号“商”字，代表王者之器的玉璧的“璧”字，代表王者的“辟”字，神圣化动物“龙”字和“凤”字，这五个完全不同的字中，都有一个标记神圣化美玉的结构要素，即“”。古文字学界目前已经较为一致地认同如下观点：在甲骨文“龙”字、“凤”字中，神圣动物头顶上方的这个“”，就是玉器的符号。具体而言，有玉钺说、玉冠说、玉璋说、玉圭说和玉柄形器说，等等。

如果没有甲骨文汉字出现之前六七千年的玉文化发展做铺垫，这样的造字现象是根本无法理解的。而如今，这一段为甲骨文汉字出场做铺垫的史前文化史脉络，已经日渐清晰起来，这给当代知识界带来的启迪，完全是预料之外的，也具有非常关键的迭代意义。

本书，便为此而编写，邀请国内的考古学家、博物馆馆长、人类学研究者，分头聚焦各大重要的史前至夏商时期的玉文化遗址，简析其出土玉器群组的情况；再将这些遗址的玉文化面貌整合为一体，上升到驱动文明起源的国家文化信仰和意识形态高度，努力揭示多元一体文明国家格局由来的奥秘。

若将这1万年的玉文化叙事从中间分为两段，即对应通常所说的“上五千年”和“下五千年”。其中更为精彩绝伦的内容，是一部完全发生在中华“上五千年”间的玉文化发生发展史；若不是紧盯着考古新发现的材料，去做专业的细致梳理和大胆探究，古往今来还真的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内容。

本书的十三章内容，除了末章是讲述玉石之路的文化传播作用以外，十二章的主体都是介绍考古发现的史前至夏商时期玉器分布的重要遗址。前七章内容，从万年前的东北玉文化曙光到8000年前的辽宁阜新查海文化玉器辉煌，催生以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玉器大繁荣，再到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随后的龙山文化，中原仰韶文化与长江流域屈家岭文化的互动，以及距今5000多年的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登峰造极，这些重要遗址都能透露出源自中华“上五千年”的社会生活信息，合起来构成一幅玉文化自北向南发展，先传播覆盖东部沿海地区，再自东向西发展的全景图。

本书接下来的四章，分别介绍“下五千年”间的第一个千年发生的玉器故事，即相当于唐尧虞舜到夏禹夏启建国的这一时间段。涉及四大考古学文化的玉器分布情况，分别是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以肖家屋脊遗址为代表，甘肃青海一带的齐家文化遗址、陕北黄土高原的石峁文化遗址和广东韶关的石峡文化遗址。四地的玉文化面貌相距数千千米，各不相同，其中的后三者明显传承着“上五千年”长三角地区的良渚文化玉礼器体系，即都以玉璧、玉琮、玉钺、玉璜的组合礼器为核心。这就清楚地显现出史前玉礼器体系化、成熟化的标志为良渚文化。在良渚文化消亡之后，这个体系并没有伴随江南良渚古国的覆灭而消失，反而是向中原、南方等几个方向不断传播。这才有笔者在第十五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后成书的《玉文化先统一长三角》之论断：经历数千年发展后，玉礼器传统率先在良渚文化时期形成相对固定的组合体系，统一了整个环太湖地区的礼制制度，该体系中的大部分内容随后辗转传播到中原地区，奠定了夏商周国家的玉礼基础。简言之，玉文化在距今5000年之际先统一长三角，其后又在距今4000年之际，大体上统一了中国。其后一章聚焦历史上所称夏商两代的玉文化，除了中原二里头遗址和安阳殷墟出土的大量玉器外，旁及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的两个遗址：三星堆和金沙，其用玉年代相当于商末周初。中国史前玉礼器的种类在此回光返照一般地集群呈现。

（摘自《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总序）

《考古中国——玉成中国一万年》

主编：叶舒宪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2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