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杨在本科三年级时，来找我指导学年论文，他说对音乐和丝绸之路有兴趣。我建议他先选择丝绸之路上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乐器，用传统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进行梳理。随后，他写出了《敦煌莫高窟所见琵琶图像的初步研究》，从此开始了他对古代音乐和乐器的研究。

我一向主张做研究要从兴趣出发，这样会有动力，有激情，能长久。可是音乐史的研究已经成果斐然，其中的音乐考古也不是全新领域，如何突破？如何深入？可见的现象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往的研究通常是从文献到文献，运用考古资料不多，也不充分。如果以考古发现特别是新发现的音乐类文物为切入点，定会有所收获。然而在考古学领域，音乐考古是边缘，涉足的人不多。我们认为，音乐考古并非边角碎料，反而十分重要，因为音乐贯穿人的生老病死，陪伴人的一生，也贯穿于政治、社会、娱乐与人心等方方面面，能揭示人性、礼俗、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考古发现的实物材料，恰好提供了此前不曾有的观察角度。

撰写大学本科的学年论文，要学会收集、梳理资料，算是基础训练。毕业论文则要求更高，不仅要面对更多的资料和信息，还要提出问题并尝试解决问题。其过程枯燥而烦琐，要有极大的热情和孜孜不倦的精神，周杨做到了。他收罗积累了大量资料，完成了学士学位论文《隋唐时期北方地区墓葬乐舞图像研究》。文中不仅观察到乐舞组合形式的时代变化，更敏锐地注意到隋唐之际、高宗武周时期、玄宗时期等几个关系到隋唐时期音乐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还发现音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常以地域、礼俗和文化传统为动力。这篇论文后来经过修改，以《此处无声胜有声》为名刊出（见《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那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而本书的书名也正是由此而来。

我曾问他完成学士学位论文的感受如何，他只是略带羞涩地说：“我的耳边会时不时响起那些我并未听过的声音。”简短的回答，表明他已经由“兴趣”进入“境界”，一定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果然，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是《隋唐时期琵琶研究》，延续、加深了本科学年论文，运用的资料不仅有石窟寺壁画，还补充了乐器实物、墓葬壁画、葬具图像、陶俑和器物装饰等多方面的内容，像是“十面埋伏”后的一次冲锋，在解决乐器形制变化和传播演变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将其纳入文化史和政治史的视野下来观察，与本科论文相比是个飞跃。抛开论文内容，记得我在阅读初稿时，仿佛在文字中听到了琵琶曲《十面埋伏》中那俄而无声、徐而察之、起伏不定、波澜不惊的声音。我走神了，并被感动，正如他早年所说“我的耳边会时不时响起那些我并未听过的声音”。

周杨的研究，没有在“十面埋伏”后陷入“四面楚歌”。从学年论文的基础训练，到本科论文的个案探索，再到硕士论文的综合研究，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突破，使我对他后续的博士论文又多了几分信心。

音乐，有的和谐悦耳，有的杂乱无章，有的充斥着愤怒与躁动，有的显示出浴血鏖战。写有关音乐的学术文章，过程也如同音乐，背后有枯燥、快乐、沮丧、兴奋，人生的情感大都能体验。

从事古代音乐研究，光有兴趣不行，还要有特殊的知识结构。好在周杨喜欢音乐，还下功夫学习了乐器和音乐学等相关知识，甚至还有实践的经验。本以为进入博士阶段，有些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然而，他博士入学后突然说，想换一个题目试试，转向十六国时期墓葬的研究。我不知道是兴趣的转移还是畏难情绪的影响，但还是支持他按照个人的意愿进行。而在这时，他出现家庭变故，有了一系列的个人遭遇，突然要承受巨大的生活和精神压力。令人欣慰的是，他没有倒下或走向沉沦，迷茫恍惚的时间很短。我清楚地记得，在他26岁生日时，在张家口草原天路的朔风中跑了一个26公里，此后以更加昂扬和积极的状态站立起来，开始自己博士阶段的后半程。

也许是音乐在召唤，他再次回到最初的起点，重新回到音乐考古的研究道路上。人们都说音乐有独特的魅力和力量，能够在忧伤时给予慰藉，可以舒缓压力，是身心健康的守护者，还能培养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那之后，他正式开始博士论文的写作。个人的经历或许也让他对易逝而无常的声音，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用无声的文字、图像、器物来解读有声的音乐，他似乎找到了路径，对音乐史上的众多议题开始有了整体设想，找到了研究方向。

从这本书中不难看到，他跳出了以往以朝代为中心或以地域为中心的研究思路，把3—9世纪作为攻关时段，从墓葬与现实礼俗的互动、中外文化的交流、时代风尚与观念的形成等不同视角，全景式地呈现了中国中古时期音乐的发展与变迁。他还跳出了以往仅从表演的角度进行观察的窠臼，站在礼乐制度或礼乐文化的高度，着重讨论以汉唐为中心的中古时期，礼乐文化经历的重塑与转型。

考古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本书的特点。周杨将看似纷繁而无序的音乐类文物，归纳为鼓吹乐、燕乐、百戏—散乐、高士雅音等不同类型，使不同属性的音乐文物变得有章可循。他提出了各类音乐组合的形成逻辑，不同类型组合出现、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契机与内在原因。当然，书中并未忽视对文献材料的细致梳理，结合相关记载归纳出音乐的不同功能，并将其与音乐文物建立起合理的关联。

如果说本书搭建了中古中国墓葬出土音乐文物的分类与研究框架，厘清了中古中国礼乐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那么书中提出了“墓葬礼乐符号”概念，并通过具体的案例加以阐释，由此归纳出中古时期礼乐文化发展的“雅俗关系”与“胡汉关系”两条线索，还讨论了在“声与政通”的观念之下，“礼制”与“礼俗”这两个相互影响的用乐传统，正是在上述两条线索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这些内容颇有独到见解和启发意义。由于大多数考古材料都有较为明确的年代和情境信息，这就大大增强了观点的可信度，同时辅以大量的考古材料图片，增加了本书的丰富性和可读性。

考古学面对的是零散的材料，从破碎中去钩稽并缀合出完整而具体的历史，似乎永远都会留下遗憾。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无声胜有声”，其中的“胜”并非划分高下之意，而是对这种客观现象的理解与自洽。换言之，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是否一定就是历史的真相？也许更多的真相藏在可辨声音的背后。随着此类考古材料的增多、学科研究议题的扩展以及研究者知识结构的丰富，探索还会深入，不过这部系统讨论中古中国墓葬音乐文物的著作，大约可以说是该领域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这本书经历了长期的酝酿打磨，贯穿了周杨本科至今的学习、研究历程，也像一串串跳动的音符，记录了他的生命体验。对于声音意义的不断求索，既是周杨对考古学研究更多可能性的探索与尝试，其实也是他认识自己的过程。

当这部书稿摆在我面前时，我想起了《列子·汤问》那个“高山流水”的故事，想到伯牙和钟子期，想到他们的知音之情。我见证了周杨本科、硕士与博士阶段的努力，仿佛又看到他在无声之中的徘徊与坚持，感受着各种声音对他的启发与熏陶。任何研究都不会有终点，就像攀登群山一样，研究者会不断地将自己重新融入更广阔的天地之中。如今他又在新的天地里开始探索，相信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演奏出新的乐章。

《无声胜有声：中古中国墓葬音乐文物与礼乐文化》

作者：周杨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