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环境考古的著作出版，我都十分高兴。任小林的著作《中原地区史前时代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即将出版，约我为其写段文字，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与人类历史相伴，人类对这种相互作用的探究也有很久远的历史。关于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涉及很多学科。对现代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研究，主要有地理学、环境科学等学科。对历史时期的研究，历史地理学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对于史前时期，则主要依赖于环境考古学的研究。

国际上环境考古研究的历史大致同史前考古学的形成相伴随。19世纪中期是史前考古学形成的初期，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欧洲的一些考古发掘，就开始了人类文化同环境背景关系的研究实践。20世纪早期，欧洲、美洲、近东和中亚地区的一些考古工作也涉及了环境考古相关问题的研究。20世纪中期，受自然科学中生态学发展的影响，文化生态学、功能-过程考古学等学术思潮的兴起，考古学已不再满足于对历史的重建，而强调探寻人类文化特征形成与变迁的原因与动力机制。并认为人类行为对环境的适应是文化特征形成和变迁的主要动因，环境考古研究的重要性因此而得到大幅提升。

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诞生有一百余年的历史。早期的一些主要开拓者，安特生、袁复礼、德日进、杨钟健、李济、梁思永、裴文中等，将考古学研究与古环境研究结合，产生了中国考古学发展早期第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仰韶、周口店、萨拉乌苏、西阴村、殷墟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都结合了地质地层、石器岩性、地貌与水文环境、动植物与古气候等多方面的古环境研究，书写了中国考古学发展早期环境考古研究的亮丽篇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快速发展。受国际科学发展趋势影响，环境考古研究迎来了新的快速发展时期。许多著名考古学家和地球科学家提倡并开展了一些与环境考古相关的研究与著述。一大批考古学工作者和地球科学工作者合作，将考古学发掘研究与古环境研究结合，产生了一大批高水平成果。

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文明古国，人类活动遗存最为丰富。中国的自然环境类型和演变历史也极为复杂多样。中国的考古学和地球科学都具有良好基础，已具备较高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中国的考古学和地球科学工作密切配合，充分利用中国的独特资源优势，深入开展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研究，必将取得令国际学术界瞩目的成就。

任小林曾在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攻读史学方面的本科和硕士学位，硕士论文从事环境史方面的研究，与环境考古有一定关联。到北京大学攻读环境考古方向的博士学位，大力补充了他在地球科学方面的学术基础。期间，任小林曾赴美师从国际著名地学考古学家T.R.Kidder学习。博士后期间，他到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在郭正堂院士指导下，进一步夯实了地球科学方面的功底。小林聪明好学，获取知识的能力和记忆力超强，善于将不同学科方向的内容融会贯通，具备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有利条件。他在野外工作和实验室工作中都很能吃苦，善于克服各种困难获取扎实的第一手数据资料。因此，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出色成绩，可喜可贺。

中原地区拥有百万年以上的人类活动历史和发达的旧石器文化。旧新石器过渡和新石器文化持续发展，高度发达，对全国产生了推动作用。中原地区是我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核心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中原地区的人类文化在起源与发展进程中，表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广域适应性、顽强的持续发展生命力等优秀特质。中原地区诸多人类文化的优秀特征、人类文化的持续发展、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独特作用等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何？存在或发生了什么样的相互作用？这些必然是我国人类文明史、自然环境史，以及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等领域永恒的重大课题。

本书在中原这个宏大的地域范围内，选取不同空间范围和不同时间尺度的自然环境及其演变同人类发展相互关系为研究课题，通过获取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试图揭示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其一般性规律。本书只有中国早期农业的地貌背景一章远超出了中原地域范围，所选取的四个研究案例都涉及了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领域。

国际上关于农业起源的过程、动力机制、起源地域、起源与环境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为热门和前沿课题，至少已持续有半个世纪之久，已成为经典的理论也在十个以上。然而关于上述基本问题的揭示仍未取得共识，已成为经典的理论也各持一说。如与天然食物资源多寡相关的有中心地论、边缘地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有绿洲理论、环境压力论。与起源地地貌环境相关的有山地说、山麓地带说、河谷地带说、大陆架说等等。西亚是麦类农业和牛羊等动物驯化最早的地区，也是世界上农业起源研究最多的地区。该地区的动植物驯化和早期农业畜牧业起源于“新月形沃地”，而大多数早期遗址分布于山麓地带。本书对中国已发现的早期农业遗址进行了空间分布统计，发现北方地区主要分布于山麓地带的土质台地或低缓土质丘陵之上。而南方早期稻作农业遗址主要分布于山间谷地或山前平原地区。中国的农业起源研究仍然需要关注这些地区。

人类发展与气候变化的关系问题是许多与人地关系有关的学科讨论的热点，其研究和探讨的历史远比环境考古的历史久远。本书的“中原地区全新世植被、人口和社会适应”一章主要依据孢粉分析关于植被和气候变化历史的重建，以及根据考古遗址碳十四年代数据的人口变化模拟，讨论人类对气候环境的适应问题，当然属于环境考古研究的范畴。需要指出的是，考古学习惯上的中原地区包括关中和晋南等地，本章碳十四年代数据获取的区域只包括中原地区的中东部，因此有关分析和结论也与中原中东部地区相适应。本书所使用的获取孢粉记录的钻孔剖面位于郑州东部地势相对较低和水分条件较好的地点，全新世期间植被特征对于气候的响应可能受到低湿生境特点的影响。本书的高明之处是，在讨论气候变化历史时，充分结合了区域内或邻近地区的气候记录。区域人口的波动与气候温暖湿润的波动呈正相关的结论是合理的。而青铜时期灌木草本植物比例大幅增加，明显超出了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人口又有较大幅度增长。本书指出该时期农业技术和社会组织的显著进步，导致在气候干凉化背景下社会人口反而明显增加，人类活动的增强对该地区植被衰退产生了重要影响。

河流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早已为学界和公众所熟知。然而，以流域为对象，深入研究和揭示流域自然环境及其变化同人类文化发展的关系，还只是近年来在国际上受到重视而有所开展的课题。双洎河是郑州南部的一条小河，属于淮河的三级支流。然而这条小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流域内从旧石器到历史时期的遗址密集分布。其中李家沟遗址是黄河流域已经发掘研究的旧新石器过渡和最早的新石器遗址。裴李岗遗址是影响范围超出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的命名遗址，该遗址近年来又发掘出丰富的旧石器晚期遗存。古城寨遗址残存城墙高度16.8米，是全国龙山时期城墙保存最完整的遗址。新寨遗址被认为是夏朝早期的都邑性城址。望京楼遗址是夏代至战国时期的中心城址。本书根据大量河谷剖面研究，多个重点剖面的年代测定和多种古环境指标的分析，系统重建了流域地貌、水文环境、植被面貌和气候变化历史，据此分析了流域内文化演变、聚落分布、生业经济变化等同自然环境特征及其演变的关系，是流域环境考古研究的重要案例。稍显不足是人类文化同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讨论未能充分展开，期望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深化。

早期城邑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进程和社会面貌。城邑被认为是人类历史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因此，国际上多以“城市革命”来表征文明起源这一重要历史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发生了由主要关注物质文化遗存和文化谱系研究，向关注社会面貌和聚落研究的重大转变，催生了早期城邑研究的热潮。古城兴废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也已取得较多成果。然而，早期城邑发展对环境影响的研究还不多。国际上的研究发现了两种不同的影响，其一是城邑兴建和使用破坏了环境，其二是城邑先民采取的保护环境的措施使环境得到改善。郑州及邻近地区，是中国早期城邑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对于研究早期城邑对环境的影响具有典型意义。本书以郑州东赵遗址为研究重点。东赵遗址包含了新寨时期的小城、二里头文化二期和三期的中城，以及东周时期的大城等三期古城。作者通过古城三个典型城壕沉积剖面沉积样品的年代、孢粉及多种古环境指标的分析，重建了古城兴建、使用和废弃时期的植被面貌和气候特征。作者发现，植被的变化除与气候变化相关外，古城兴建和使用过程对附近植被衰退产生了明显影响，说明当时人们还缺少主动保护环境的认识和措施。

本书围绕多个重大科学问题获取了充足的研究资料，许多分析和论证也值得称道。任小林作为一位年轻学者，为中国环境考古学发展贡献了一本佳作。值得庆贺。

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既是具体的科学研究，也关联着终极哲学追问；既是学术探索，也是现实考量；既历史久远，也会历久弥新。中国从事这方面研究，既有独特有利的客观条件，又有雄厚的学科基础。由于国力的增强，社会的重视，中国的环境考古研究正面临空前的发展机遇。期望广大年轻学者，不负时代，奋力拼搏，尽早让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环境考古学雄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中原地区史前时代人与环境相互作用》

作者：任小林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