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作为中国南北交通与经济文化交流的黄金水道，孕育了沿线众多城市的繁荣与发展，江苏淮安正是其中之一。自2021年淮安市出台“先考古后出让”的考古前置政策以来，淮安地区新发现了20余处与运河相关的古遗址和古墓葬，绝大多数处于城区范围内。其中庆成门、新路和板闸镇遗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突出反映了本地城镇兴起、发展与变迁，及大运河淮安段在漕运、盐运和关榷方面的独特功能与历史地位。2021至2023年，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联合徐州博物馆对三处遗址进行了发掘。

庆成门遗址

庆成门是淮安旧城的西门。旧城始建于东晋义熙七年，最晚在唐代中后期，淮安城即有内城外郭的建置，宋元时期经历多次重修，明代时旧城有四门，其中西门称望云门，清晚期改称庆成门。在明清时期，由于清江浦运河的开凿，西门以运河为池，成为进出淮安城的咽喉要道。依其拆毁前旧地名，将此处称之为庆成门遗址。

遗址位于淮安市淮安区里运河与文渠交汇处，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2022年发掘面积约3000平方米，发现城门2处，城楼台基1处，西城墙2段，瓮城1处，均为夯土包砖结构。夯土层厚15～20厘米，为碎砖瓦层和黏土层交替夯筑。包砖由外皮和“填馅”两部分构成，“填馅”用残砖砌就，用砖杂乱。外皮包砖均采用“线道砖”做法，使用白灰和糯米粘合。

主城门坐东朝西，长20.8米、宽5.6米，底部可见三层砖铺路面。城楼台基由主城门隔为南北两段，总长70米、宽20米，地面部分残高2.4米，是包砖墙保存最好的区域。瓮城保存有北、西、南三面城墙，城墙宽8.5米，地面部分残高约2米。瓮城总体南北长66米、东西宽36米。其城墙夯土叠压在残损的城楼台基包砖之上，时代略晚于城楼台基。瓮城门处于瓮城北墙处，呈南北向，长10.6米、宽5.2米。残存底部包砖，包砖宽1.7米，残高2.35米。门内由早至晚共留存有7层叠压的砖铺路面。最晚期路面旁侧有一条直通西侧运河大堤的斜向小路。西城墙位于城楼台基南北两侧，揭露面积较小，仅存地下部分。其中北段残长5米、宽11米；南段残长2.5米、宽11米。

在主城门东侧的城内区域进行解剖，发现了从六朝至清代连续的地层堆积和相应的建筑遗存。建筑遗存包含有唐代墙基1处、铺砖面1处，宋代铺砖面1处，明代土地庙址1座、路面2处、铺砖面1处，清代排水沟1处、房址2处。此处文化层厚可达6米。

遗址内出土器物共80余件，有陶瓷器、铭文砖、礌石、抱鼓石和石刻建筑构件等。其中南宋铭文砖有“建康都统司”“建康府”“（楚）州乙酉”“（涟）水军”等，明代铭文砖有“盐城县里长下”“拾壹”“肆陆”等。

初步判断庆成门遗址中的主城门和瓮城均修建于明代，瓮城年代略晚于主城门。正德《淮安府志》中有关于瓮城的明确记载，可知至少在正德四年（1509年）之前，淮安府旧城西门已存在瓮城。根据主城门处的解剖情况，在明代的夯土基槽以下还发现了五代时期的城门夯土和包砖墙，受解剖范围限制，其布局尚不清晰。瓮城门下部发现了宋代夯土，结合文献中“修月城以里之”的记载，推测宋代时此处可能存在有月城。此次发掘揭示了明清时期淮安城西门的整体格局，为研究唐宋楚州城到明清淮安城的演变发展提供了线索。

新路遗址

新路所在区域处于黄河和运河之间，靠近明代时运河通往黄河的仁、义、礼、智、信五座车盘坝。明初时在此附近设置有淮北批验盐引所。到弘治时期，淮北盐运分司移设，使得大量盐商荟萃于此，此地遂达于极盛。万历十七年（1589年），黄河改道草湾河，淮安新城北门外的这段黄河故道被改为运盐河。嘉靖万历以后，黄河开始全流夺淮，新路、板闸一带都曾多次遭遇洪水侵袭。

新路遗址位于淮安市淮安区河下街道新路村，处于淮安旧城西北，向东隔城西路为现河下古镇，西北距板闸遗址约3公里，总面积3.46万平方米。遗址整体处于黄泛堆积之下，2023年发掘面积约1600平方米，揭示出一处保存完整、格局清晰的街巷类遗址，包含房址34座、道路8条、灶10座、沟13条。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一条横贯发掘区西北至东南的主干道路（L1），道路两侧为店铺及民居。道路揭示部分长75米，宽4米，两侧有排水沟。道路内部为沙土堆筑，外部用砖包砌，中间高两边低，呈鱼脊形，局部还有碎拼石补修。该路做法考究，称为砖铺慢道，推测应作为货运道路使用。对该处道路进行解剖，在下层发现有更早期的砖铺路面。两期路面之间还有两层踩踏面存在，表明其曾经历多次修葺，沿用时间较长。

遗址内出土器物有370件，有陶瓷器、木器、金属器、建筑构件、钱币等，大多为残破器，以青花瓷器为主，器形有碗、盘、杯等。青花瓷器，大多有底款，以吉语款为主，有“萬福攸同”、“長命富贵”、“富贵長春”等，还有少量纪年款。器物时代集中在明代中晚期。

发掘揭示的新路遗址主体时代为明代晚期，废弃于明代末期。据《续纂淮关统志》记载：“板闸之有新路，由来旧矣……明万历年，榷使陈公讳梦琛者，实修筑之人，即呼为‘陈公新路’。”遗址中的主干道路应为文献中所记述的“陈公新路”，是连接淮安城和板闸的陆上官道。又据《天启淮安府志》记载：“管家湖，望云门外。永乐初，平江伯于湖东北畔，界水筑堤砌石，自西门抵板闸，以便漕运，名谓‘新路’”。遗址目前所揭露区域向下仍有3～5层文化堆积，推测下部存在永乐时期“新路”及其相关遗存。新路遗址是一处典型的明代街巷类遗址，商业和社会生活气息浓郁，属于历史上河下镇的一部分，与河下地区的盐业活动背景密切相关。

板闸镇遗址

板闸镇位于淮安旧城西北十二里，是一座因闸座而设钞关，因钞关而兴盛数百年的城镇。明初开凿清江浦运河时于河上建节制闸——板闸，板闸镇因此而得名。因其为南北舟车要道，宣德时又在此处设立户部钞关，最晚在天启年间已经有板闸镇的建置，到清乾隆时由于钞关合并板闸镇发展到顶峰，商贾云集，市井繁荣，俨然大“城”景象。1931年国民政府裁撤钞关，板闸镇随之衰落。2014至2015年曾在此区域内发掘板闸遗址，清理出明代水闸、河道、建筑基址、河堤和码头等设施。

此次发现的板闸镇遗址位于淮安市生态文旅区，原属淮安市淮安区淮城镇板闸村，西北距板闸遗址约200米，同样整体处于黄泛堆积之下，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2021至2022年发掘面积约8000平方米，发现院落基址43座、其他房址18座、道路18条、水沟3条、木栈桥2座、墓葬1座、古河道1处。

遗址内部建筑基址排列整齐有序，整体呈西北—东南向，以两条十字相交的主干道路（L9、L11）及两条平行分布的主干沟渠（G1、G2）为轴，院落基址和房址等沿其边界排列，其余道路穿插于房址、院落之间，具有较强的规划性。排水沟则依道路和墙基处设置，水流汇入主干沟渠后向东进入古河道。建筑基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可明确为《续纂淮关统志》所记载的寺庙“如意庵”，采用砖砌墙体，寺庙范围内存有僧人墓葬。其他建筑墙体基本都为芦草编织成篱墙，外侧用黄泥抹面，在文献资料中称为“淮屋”，属于淮安地区特有的一种建筑形式。出土各类器物共3000余件，有瓷器、陶器、金属器、玉石器、琉璃器、竹木器及骨蚌器等，绝大多数为日常生产生活用具，生活气息与市井风尚浓郁。以各类餐具、炊具和厨具为大宗，另有少量装饰、祭祀、文房用品及建筑构件等。大部分器物出土时为集中分布，还有一部分被人为有意识地收集在铁锅、提篮、竹篓等容器当中。器物时代均不晚于乾隆时期。

板闸镇遗址中集中出土的器物

板闸镇遗址一处饭店后厨中成摞堆叠的器物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黄河在淮安老坝口决堤，洪水直冲板闸，《续纂淮关统志》中有“及水退，平地积沙八九尺”的记载。结合发掘区上层的黄泛堆积、遗址保存现状和其中的纪年材料等信息，推测板闸镇遗址即毁弃于此时。遗址经历了扩张—废弃—重建三个阶段，时代为清代早中期，属于历史上板闸镇的东街区域。这是淮安继泗州城之后发现的又一处灾难性聚落遗址，其整体布局规整、结构分明，为复原清代早中期城镇的结构布局、社会风貌及居民生计活动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综上所述，东晋时为控扼邗沟入淮之末口，于淮安建城，之后淮安城历隋、唐、元、明、清，一直作为州府治所存在，属于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见证了大运河历经邗沟、隋唐运河和京杭运河的全过程，始终与大运河密切关联。庆成门遗址完整反映了淮安城市的演变发展史，同时，作为沟通大运河与漕运指挥中心淮安城的主要通道，庆成门遗址还与漕河治理活动密切相关。新路遗址因运河漕运和沟通板闸与淮安城而缘起，其所在的河下，在盐务机构迁移后，成为淮北盐运的必经之地，遗址应与盐运活动存在着密切关联。板闸镇遗址曾因板闸钞关而兴盛，镇内居民“赖关务以资生者，几居其半”，与关榷税收活动密切相关。三者由南向北，依次分布在大运河东岸，依托河道设施和公署机构，凭借漕运、盐运和关榷并集一隅的优势，发展商业和服务业，成为淮安大运河沿岸的主要城镇群，生动展现了淮安运河沿线城镇因运而兴，因水而废的历史过程，深刻反映了明清时期河道治理、水利变迁及人地关系演变，是大运河申遗成功后运河沿线城市考古的又一重要收获。 （执笔：赵李博 胡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