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7日，“东周时期的洛阳与苏州”特展将在苏州博物馆本馆正式向公众开放。作为继“天下惟宁：汉代文明的四张面孔”之后，苏州博物馆推出的“中国古代文明”系列的第二展，此次特展聚焦革故鼎新的东周时期，依托洛阳与苏州两地历年考古发现与最新研究成果，精心遴选200余件（套）文物，通过“踏墟寻城”“朝周问礼”“兴兵征伐”“万殊归一”四大主题，系统梳理中原与吴地之间互动共生的发展脉络，再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历史进程，帮助社会公众在观展中进一步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时逢“世界文明史系列”第三展“亚述之王：亚述巴尼拔”如约而至，目前正在苏州博物馆西馆为观众铺展文明史诗图卷。考虑到“亚述”在中文语境中可能并不耳熟能详，为了充分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馆方特意在两馆之间开展横向对比、隔空对话，将和亚述大致同期的东周王朝作为对应特展的主题，进而展示中西文明在疆域拓展、城市建设、区域文化交融上各自取得的成就。今年暑期，中西两大文明特展同时推出，让观众在苏州博物馆既见江南，又览世界。

以剑为引 踏墟寻城

东周，自平王东迁洛邑始。在“礼崩乐坏”的表象之下，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经济与文化蓬勃发展。洛阳居天地之中，一边坚守原有礼制秩序，勉力维持周室统治，一边凝聚、吸收周边文化精髓，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成为天下视野的轴心。王城之外，是此消彼长的四方诸国，你唱罢来我登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吴文化便是位居东南的重要代表。

为保持军事上的优势，以苏州为都的吴国选择将紧缺的青铜原料投入兵器制造之中。其铸造的宝剑工艺精湛，品质优良，为世人珍重。“东周时期的洛阳与苏州”特展的灵感，正源自策展团队访问洛阳博物馆所见到的吴王夫差剑。作为中国古代冶铸工艺的杰作，它更是吴地先民非凡智慧和勇气的象征。目前有明确著录的吴王夫差剑数量共为17柄，其中9柄为国内公立博物馆珍藏。考较来源，这批青铜剑主要集中发现于山东、湖北、安徽、河南等齐、楚或中原核心地带，与文献记载中的夫差西抗与北伐对象相互呼应，这也证实了他在位期间吴国的兵戎历史。和存世的其他夫差剑不同，洛阳这柄剑出土于东周王城遗址区内的一处战国早期墓，是难得一见的科学发掘品。自这柄剑出土后，诸多的讨论和疑问随之而来。一柄远自吴地生产的青铜剑是如何万里流转到东周王城之内的？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学界尚无定论。有专家学者推测，该剑可能是吴国敬献给当时周天子的礼物；也有人认为，这是吴国灭亡之后辗转而来的战利品。策展团队在展厅之初，选择将问题预留给观众，借助多重设问的方式引导观众推测吴王夫差剑的原生属性，进而串联剑的“发现地”洛阳与“生产地”苏州，让博物馆观众抱有求解的心态继续参观后续单元，以期在观展过程中萌生出对展览主题的全新理解。

作为这柄吴王夫差剑的出土地，洛阳东周王城更是春秋中晚期周王室与吴国互动交流的发生地。《吴越春秋》中便有记载，公元前585年吴王寿梦即位之初，就曾赴洛阳王城朝见周天子，观中原礼乐文化。尽管彼时周室衰微，诸侯纷争，但东周王城作为天子之都的重要意义，远非列国都城所能比拟，东周王城之内规模宏大、规划有序的宫殿礼仪建筑群，城市规划中“面朝后市”的布局设计，王陵区中“天子驾六”车马殉葬制度，无一不涉及博大精深、影响深远的中华礼乐文化，为研究周代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本次特展邀请洛阳博物馆藏吴王夫差剑与东周王城遗址发现的其他各式文物一道来到苏州，意在依托考古遗物为观众讲述在“天地之中”各民族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故事。

吴地君子 朝周问礼

先周泰伯奔吴的远古传说，是吴地与中原之间历史记忆的最初诠释。边缘与中心就此埋下彼此认同的情感暗线。时至东周，即便身处荆蛮边地，吴国也未曾放弃对华夏认同的追求。问礼中原，融入诸夏成为几代吴王共同的政治目标。

在吴王寿梦赴洛阳朝见周天子后的三十一年，他的小儿子季札于公元前544年再度出使中原诸国，为吴国新立国君向列国通好。在这次“上国之行”中，面对中原诸侯国为招待其到访而演奏的周朝礼乐，吴公子季札已然相当熟稔，在听完每首乐曲后都能一一作出精妙的点评。返回吴国途中，季札行至徐国，想起北上之初，徐国国君对其佩剑颇为喜欢，却不好意思开口。虽然当时季札已看出徐君的心思，却因为使命在身，而没能慷慨相赠，而待归来，徐君已经故去，坟草青青，哀情依依，季札只好将宝剑解下挂在树上，告慰友人，兑现心中的诺言。“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时至汉晋，吴公子季札出访中原，挂剑徐君之树的典故，就已在画像石、漆器等载体上生动再现，成为后世中国文学、绘画领域的经典创作母题，吴地君子信必由衷的道德风范以及对中原礼仪的高度认可也因之千古传颂。在第二部分“朝周问礼”展厅的初始位置，策展团队专辟出一处空间用以展示彩绘季札挂剑图漆盘和沧浪亭五百名贤像之季札拓片两件重点文物，以“季札挂剑”这一生动故事作为切入点，吸引观众进一步了解中原礼乐文化对吴地的深远影响。

在此之后，策展团队依照功用属性，将青铜礼器、陶礼器、青铜乐器、玉器四类展品分单元依次排列。这些器物作为周礼的物质载体，在两周时期被贵族广泛应用于祭祀、宴飨、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它们的形制、大小、数量和组合关系是当时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志。复杂的用器制度和礼仪程序，体现礼制的核心——等级秩序。东周时期伐交频频，各诸侯国的青铜器铸造和使用不再受制于周王室，铜矿开采和青铜铸造等技术也不断革新，礼器逐渐超越礼制束缚并大量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贵族都会在墓中随葬青铜器或仿铜器。通过展厅内以洛阳为代表的中原类型和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类型的两相对比，观众可以直观感知到中原文化因素是如何南下“奔吴”，传播礼乐；吴地风格又是如何吸收借鉴，融入华夏的。

王城风云 兵车射御

时至春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元化军事领导体系业已崩解，居于洛阳王城的周室军队就其规模、能量均大幅缩小，所谓“王师”已成虚名。军权下移，各国相互争斗，彼此侵食，进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全新时期。吴国于晋楚百年争锋间，联通中原，厉兵秣马，志在图王霸业。

西周至春秋时期，兵车成为军事编制的核心，作战模式均围绕战车来展开，拥有战车的数量体现着诸侯国的军事实力，此时的军事强国常常享有“千乘之国”的威名。先进的车战技术成为中原诸侯国能够长期保持军事优势的重要原因。据《左传·成公七年》记载：“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吴子寿梦说之。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地处东南的吴国在学习到中原先进的车战技术后，迅速强大，甚至一度几乎要灭亡楚国。及至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急速扩大，战车不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战争形式，逐渐退出战场。而后演变发展为乘舆及车马殉葬制度。在洛阳东周王城内车马随葬坑多有发现，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2002年在洛阳东周王城遗址东北部发现的“天子驾六”车马坑，规模之大为国内罕见。此坑体大致呈南北向，马车呈纵向两列摆放。其中西排2号车为六马拉一车，证实了古代典籍中有关“天子驾六马”的记载，据此推测此处遗迹附近很有可能是东周王陵的陪葬区域。为了给观众较好地勾勒出车战时代和古代车马殉葬制度的轮廓，在第三部分“兴兵征伐”展厅，策展团队将古代马车及战车的重要组成部分——车马器作为该部分的核心展示点，在充分考虑公众认知特点之后，继续开展阐释和转化工作。借由图版、说明牌等一系列辅助手段，对车马器复杂的种类、独有的功能、精巧的设计都进行了可视化处理，在展厅内最大程度为观众保留原生语境信息，便于观众理解。

在车马器之外，兵器是“兴兵征伐”部分另一个核心展示点。自春秋以来，诸侯之间的战争趋向频繁，各国之间相互攻伐。随着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和战争方式的转变，各国不断制造和改进各式武器，以求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取得胜利。青铜兵器的数量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急剧增加，古代冷兵器中的远射、钩兵、短刺三大类别皆已基本齐全。春秋中晚期，以苏州为国都的吴国正是凭借高超的兵器铸造水平而迅速崛起，一度称霸中原。时至战国，由于铸铁柔化技术的推广运用，使得经过处理的铸件无论是强度，还是韧性均得到大幅度提高。全新技艺铸造出的铁制兵器较之青铜兵器有着更好的作战效能，进而逐步取代铜兵器成为东周末期的主流兵器。策展团队在展厅通柜中选择将部分青铜兵器和铁制兵器对比陈列，以更加直观易懂的形式让观众进一步感知时代技艺发展的潮流。

华夏融合 万殊归一

提及东周时期，绝大多数观众的第一印象往往是时常修饰在前的“礼崩乐坏”四字。但实际上，这一阶段各个诸侯国为了争霸兼并，纷纷变法图强，手工业与商业蓬勃发展。即便经历了数百年的多元政治并争，对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传承与认同仍旧延续，连绵的烽火也没有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反的是，伴随诸国疆域的此消彼长，“华”“夷”之间的界限日渐淡化，追求统一成为历史的主流。无论是中原的洛阳，还是江南的苏州彼此间交流融合，最终一同汇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时代洪流之中。

在本次特展的最后一个部分，策展团队希望摆脱过往“以物说物”的传统器物学窠臼，选择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三个维度出发，将纷杂的文物嵌入到“多元”向“一体”演进的这条特定叙事线索之中，与观众一同探讨中华文明“大一统”格局形成的内在推动力。借由对考古遗物信息的解构，实现由“物”向“语境”的策展转变，使得原本各自孤立的“遗物与遗物”“遗物与遗址”在展厅内建立起新的关联意义，帮助观众以更加系统全面的视野来观察、理解中原与吴地融合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灿烂成就。以“仓廪丰盈”农业单元为例，策展团队在遴选展品时，希冀能展示作物播种、中耕除草、最终收获的全部生产流程，故依据此来确定上展的文物，辅之图版上的“农作图”画像砖、农具装配手绘示意图，使得观众对金属农具的用途有较为直观的理解，进而继续讲述东周时期正是由于此类金属农具的广泛使用，方才促进了农业上的深耕细作，并为后续开发山林、扩大耕地创造了条件，引导观众认识到农业革命产生的先进生产力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重要推动。

在主体单元之中，策展团队还尝试构建新的器物组合，形成补充专题，进一步丰富展览内容。在“百工向荣”手工业单元里，为了更好地展示东周时期社会百工兴盛、百业繁荣的勃发气象，在依托出土文物展示制陶、琢玉、冶铁这类传统手工业成就之余，策展团队还专门设置了“金六齐”这一合金工艺专题，对照《周礼·考工记》中有关青铜配比和制造工艺的记载，将典籍中提及的“钟鼎”“斧斤”“戈戟”“大刃”“削杀矢”“鉴燧”进行集中展示，在展柜内形成特定的展品组合，借助视觉语言来有效向观众传达东周时期的工匠对青铜的合金成分、性能和用途已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论概括。

在展厅的最后，如何自然收束全篇，点明特展主题成为摆在策展团队面前的一道难题。最终经过反复考量，团队选择将展示东周时期的货币演进作为本次特展的尾声。随着东周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社会商品得以极大丰富，消费需求随之增长。在铸造大量青铜礼乐器之外，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也为货币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撑，金属铸币正式取代贝等实物货币的地位，成为中国古代流通货币的主体。由于东周时期各个地区在生产方式和文化发展上有所差异，逐渐形成以布币、刀币、楚币、圜钱为代表的四大货币体系。周王室所在的河洛一带，四方铸币广为流通，成为彼时全国的商业贸易中心。而战国时期，苏州被纳入楚国版图，故多行用楚币，在各类考古遗迹中蚁鼻钱、金版多有发现。这些独特的金属货币呈现出不同中原的文化面貌。但在东周末期“天下归一”的势头已然不可抵挡，伴随秦国横扫六合的步伐，纷繁的币制最终以“以秦币同天下之币”的方式归于一统。策展团队将方孔圆形、字如其重的秦“半两”作为本次特展的最后一件展品，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最直观的历史注脚。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东周作为中华民族融合形成的初期阶段，为古代中国发展提供了包括礼乐制度在内的一系列丰富的政治和文化遗产，促进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不断形塑着中华民族精神。勾吴宝剑依在，时过几度春秋。盛夏时节，中原与吴地间交融回响的礼乐华章即将在苏州博物馆本馆奏响，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024年10月，邀请社会公众一同来见证东周时期洛阳与苏州彼此间的互动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