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新乡博物馆藏有一面东汉时期的四乳雏鸡纹铜镜（图1），直径6.1厘米，厚0.33厘米，重42克。镜面微凸，半球形钮，圆形钮座。铜镜纹饰采用以四乳钉为基点的四分布局法，单线条勾勒出栩栩如生的雏鸡形象。纹饰线条简洁洗练，乳钉简化成为圆圈内有一乳点，外围有一周斜线纹，素缘。主体图案为四乳雏鸡纹，雏鸡同向环列，首部微微上仰，臀部圆润上翘，弧线勾勒出翅膀，小嘴尖而短，犹如刚出蛋壳的小鸡，甚为可爱。

两汉时期的铜镜制造业非常发达，铸造工艺与表现手法都得到了创新发展，数量众多，形制多样，纹饰丰富，但以雏鸡为主题纹饰的铜镜却不多见。纪春夫《雏鸡铜镜》（《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一文中首次提出了“雏鸡铜镜”；《城固县文化馆藏铜镜简介》（《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4期）一文中介绍了一面“乳钉雏鸡纹镜”；刘明琼《贵州铜镜研究》（《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4期）把雏鸡纹铜镜又进一步划分为“四乳雏鸡纹镜”和“五乳雏鸡纹镜”。除此之外，在有些四乳禽鸟纹镜或多乳禽鸟纹镜中，“禽鸟”在表现手法上多趋于“鸡雏”状，如《江西九江县清理一座东晋墓》发掘简报中对该墓出土的一面铜镜进行了介绍：“该镜具有东汉尚方镜的风格，属禽鸟乳丁纹镜类，圆乳丁配置禽鸟，鸟如雏鸡形，边缘为三角锯齿和双线波纹，铭文书体介于隶篆之间。”管维良《中国铜镜史》一书中也提及一面六乳六鸟镜“主纹为六乳相间六鸟，外为辐射线和锯齿纹带各一周，鸟作鸡雏状”。由此可知，这种镜类的主题图案由乳钉和雏鸡（鸟）两种元素组合而成，根据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一书中对汉代流行铜镜十五类的划分标准，可把这种四乳雏鸡镜归属于四乳禽鸟纹镜类。

值得注意的是，雏鸡纹铜镜的主题图案布局为乳钉间有且只有一个雏鸡（鸟）纹，并且雏鸡纹表现十分生动，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显然，这种形象化的雏鸡纹表现手法与这一时期流行的四乳禽鸟纹的表现手法有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四乳雏鸡纹铜镜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鸟作鸡雏状，二为乳钉简化为圆圈内有一乳点，三为乳钉和雏鸡纹数量等同。因此，笔者认为只要具备以上三个元素的四乳铜镜都应统称为四乳雏鸡铜镜，有必要对这种雏鸡（鸟）铜镜进行单独分类。

从铜镜纹饰表现手法和发展序列方面而言，四乳雏鸡纹应是由四乳禽鸟纹发展而来或是从四乳禽鸟纹铜镜中派生的一种新镜型。这种以雏鸡（鸟）纹为主体纹饰的铜镜仍应为四乳禽鸟纹镜类中的一个新类型。东汉时期比较常见的四乳禽鸟纹铜镜主题图案布局为四乳间分布一鸟或相向的两鸟，如新乡博物馆藏东汉四乳八鸟纹镜（图2），禽鸟姿态趋于图案化。同时，四乳铜镜的出现年代往往要早于多乳铜镜，并且在纹饰表现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新乡市博物馆藏的东汉四乳四鸟纹铜镜（图3）和东汉五乳五鸟纹铜镜（图4）。通过对比以上铜镜的主体纹饰可以发现，禽鸟纹开始从图案化向形象化发展，以单线条形式勾勒出主体纹饰，同时乳钉纹也随着主题纹饰的简化而逐渐发展成圆圈内有一乳点的形状。显然，从禽鸟纹到雏鸟纹、雏鸟纹到雏鸡纹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纹饰表现手法开始从繁到简，以单线条勾勒为主，甚至有些铜镜图案表现得比较模糊（图5）。

雏鸡纹在青铜镜上的出现也是有迹可循的，正如裘士京先生在《铜镜》一书中所言：“实际上任何纹饰镜的出现都不会突然的，它兴盛一段时间后虽然不再流行，也不会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相反，有些纹饰可能在下一个历史时期经改造而再次流行。”从西汉中晚期开始，禽鸟、四神、兽纹等纹饰更多地出现在四乳镜之中。尤其在四乳四虺镜中，主题虺纹内外两侧常常有两只禽鸟，如新乡市博物馆藏西汉四乳四虺纹铜镜（图6），有些禽鸟外形如同雏鸡。同时，这种四乳四虺镜类的出现年代相对较早，根据北京大葆台一号墓（武帝太始三年）出土过一面四乳四虺镜，可将四乳四虺镜的上限年代划定（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据此，可以推测雏鸡纹应在西汉中期就已经出现在青铜镜上，只不过这时期的雏鸡纹没有以主题图案的形式出现。

从汉墓考古发掘可知，四乳禽鸟纹铜镜主要流行于西汉晚期及其以后，其装饰工艺和表现手法也是一直处于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而以雏鸡为主题图案的铜镜则出现在东汉时期，这在《贵州铜镜研究》一文中有着细致的论述，作者根据铜镜出土的墓葬年代将其划分在东汉早期和东汉中晚期。除此之外，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定远谷堆王九座汉墓的发掘》（《考古》1985年第5期）中也介绍了一面出土于东汉早期7号汉墓的四乳四鸟镜，四鸟作雏鸡状。同时，在《广州汉墓》一书中也提到了东汉晚期墓葬（M5076:33）出土的一面五乳雏鸟铜镜，雏鸟表现也趋于雏鸡形象。故而推测四乳雏鸡纹铜镜应流行在东汉早期至东汉晚期这个阶段。

汉代铜镜可谓是“丰满奇异”，这种“雏鸡纹”的提出则为两汉时期铜镜增添了新的纹饰类型。本文仅粗浅概述了四乳雏鸡纹铜镜的特点、类属以及流行年代，当为抛砖引玉，尚需更为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