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叙事方式与理论发展

考古学不像人类学那样可以直接在田野中观察研究对象的行为。它面对的是以碎片化呈现的物质遗存，因而，需要以考古学科独有的方式对资料做出描述与阐释。当考古学描述与阐释落到纸面上以语言方式呈现的时候，便形成了一种考古学独有的叙事方式，即考古学叙事。

现代考古学自19世纪中叶确立以来，一直在追求一种对人类过去的客观、全面的理解。对客观理解的追求促使了各种理论模式的诞生。于是，我们看到了20世纪初出现的以认定“文化”（culture）和“集团”（group）为目标的文化历史学派，也看到了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以系统分析为特征的、具有强烈功能主义色彩的进程主义考古学，以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以历史和文化阐释为特征的、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后进程主义考古学。

进程主义考古学在诞生之初就直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考古学的性质究竟是描述还是解释？也就是说，考古学的任务究竟是要单纯地重建过去和复原古人的生活场景还是要解释古代社会的文化变迁过程？马修·约翰森（Matthew　Johnson）认为，文化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是描述式的，擅长描述文化发展的时期与区域。因而，文化历史学派的考古学叙事就像是用事件串连起来的“编年史”。在进程主义者看来，考古学显然并非以复原文化历史为终极目的，而是借鉴科学哲学，提出假想，构建模型，从文化进程的角度来推演社会系统的变迁。后进程主义同样强调阐释的重要性，然而，它拒绝进程主义孜孜以求的“通则”，鼓励多元化的阐释方式；受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实践理论的启发，强调个体能动性以及人类实践所形成的“惯习”对社会结构的形塑。

方法与理论模式的不同自然导致了考古学叙事方式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1892-1957）在《欧洲文明的曙光》中如何以区域划分方式对地中海、波罗的海、阿尔卑斯山、多瑙河流域等各地区考古资料进行描述、组织、分析和阐释。后来，我们还会看到宾福德（Lewis Binford，1931-2011）在《追寻人类的过去》中如何将阐释的焦点放在考古学材料的形成上，如何基于他的“中程理论”和民族考古学方法来阐释人类行为对环境的适应性关系，狩猎群体的流动性与遗址形态的关系，以及农业定居社会形成的动因。从柴尔德的叙事中，我们看到了文化概念与考古材料之间的关系以及器物类型与物质文化之间的时空关系，族属与物质文化呈现出某种对应关系。从宾福德的叙事中，我们则看到了一些科学概念的出现，比如埋藏学、文化系统、土地利用、遗址废弃过程、人口增长等。如果将柴尔德的书写称为“历史式叙事”，或许我们可以将宾福德的进程主义书写称为“科学叙事”。

人类学对考古学的影响与本体论转向

对考古学理论建构影响最大的学科非人类学莫属。文化历史学派正是以人类学进化论和文化传播论为基础而得以构建。瑞典考古学家蒙特柳斯（Oscar Montelius，1843-1921）的类型学方法代表了人类学进化论模式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而宾福德在其宣言式论文《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中更是直接将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理论目标合二为一，强调考古学的人类学性质。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正是人类学的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在考古学理论中大放异彩的时代。

20世纪最后一个10年与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人类学本体论转向思潮兴起。以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2022）、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维韦洛斯·德·卡斯特罗（Viveiros de Castro）、英戈尔德（Tim Ingold）等人为代表的本体论人类学家试图解构启蒙主义时代确立的文化与自然的二分法则，挑战长久以来在人文社科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依据非西方原住民的本体论宇宙观，本体论人类学认为社会性不仅仅是人类的自身属性，还是非人动物、植物、事物、景观的共有属性。也就是说，非人生命与人类共享同一文化与社会。因而，人类与非人生命一样构成了一种平等、互惠的网络式关系。受启于本体论人类学理论，关系考古学（relational archaeology）兴起。考古学家不再像以往那样将动物、植物以及事物视为人类消费的物资来源，而是将它们视为同一社会中具有生命、情感与意志的行为者，与人类共同创造文化和历史。一项有趣的研究来自英国考古学家康奈尔（Chantal Conneller）。通过对一件出土于中石器时代地层的鹿角饰物的情境分析，她提出，这件鹿角饰物并非简单的面具，而是一种超越了人与动物之间界限的灵性物。戴上鹿角面具代表着人向动物属性的转换，从而可以具有鹿的品质与特征，体现了人与动物主体间关系的双向流动性。挪威考古学家阿姆斯特朗·欧玛（Kristin Armstrong Oma）通过对挪威南部青铜时代农场长屋（longhouse）遗址的考察，认为人类与牧养动物之间的关系是互信的、互惠的和亲昵的，并进一步提出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概念。

《北极考古与宇宙观》的全景式叙事与研究视角

赫瓦教授与拉赫玛教授有关芬诺斯坎底亚地区（包括芬兰、瑞典、挪威及俄罗斯卡累利阿共和国与科拉半岛）的考古学专著《北极考古与宇宙观》正是在本体论转向的背景下完成的。它不仅完全采用了关系考古学理论视角，更重要的是，它采用了全新的全景式整体论叙事方式。首先，它并不遵循传统考古学的分类模式，从文化现象出发，按考古发现的聚落、房屋、墓葬、器物、精神文化遗物或遗迹、遗址环境等依次描述并阐释。这一传统的叙事方式显然是传统自然与文化或者物质与精神等二元对立观念的体现。受北极传统民族萨满主义宇宙观的启发，作者以北极萨满信仰的三层世界宇宙观为模板，将全书分为陆地、海洋和天空三大部分，每一部分按自然现象以及与之有关的文化景观来分类并依次叙述。陆地部分的叙事框架由石头、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房屋）、森林三节组成。海洋部分分为海洋景观、航道（以及航道上的船只）、河口三节。天空部分则由鸟和太阳两种与先民宇宙观密切相关的现象构成。其次，专著展现了令人吃惊的时间深度，时间跨度超越7000年，起自新石器时代早期，直至现代。更为重要的是，该作打破了传统编年史的线性时间秩序，采用一种非线性时间视角，即对时间的“错置”来建构其叙事框架，因而使历史、文化、神话、社会、人与非人生命的日常生活以一种非历史主义方式形成了重叠式组合。实际上，北极传统的泛灵论信仰与萨满仪式实践早已清晰表明，不同世界与时间范围既可能重合，也可能错置，时间并非意味着过去与现代无法同时存在。

地处北极地区的芬诺斯坎底亚在地理上处于欧洲的边缘，但它并非独立于世界体系之外，只是鲜为人知而已。赫瓦与拉赫玛在他们的专著中，将这一鲜为人知的地区放置于更为广阔的欧亚大陆及北极的背景之中，使我们能够看到这一边缘地区实质上一直与世界中心保持着内在的联系。

当自然科学家首次提出“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它是一个自然科学概念，因为它涉及大气、海洋、地层与生态系统的变化。然而，当我们紧接着认识到这些变化是因为人类活动所导致的结果，同时，这些地质与生态的变化又将以不可逆的方式冲击人类的社会、文化以及日常生活时，我们会很快警醒地认识到，它在本质上更是一个人文概念。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发生了重叠与纠缠，自然、环境、生态在人类社会的框架中早已成为文化与社会中的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来说，自然即人文。挪威人类学家阿恩·内斯（Arne Naess，1912-2009）提出的“深度生态”概念即强调自然的人文价值。该作正是在自然即文化这样的深度生态理念中展开叙事。在书中，我们会看到，自古以来的采矿业本质上意味着人类与地下神力的交流；陶器制作意味着人与环境之间的一种互动式关系；在很多岩画作品中，正如康奈尔所论证的那样，人与鹿的身体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堆石建筑创造了一个融合不同时空与意义的环境；河口往往成为地域的中心，同时也是不同世界临界的空间；人类与鸟类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猎人与猎物那样简单，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本体论内涵。

跨学科研究与《北极考古与宇宙观》的学术贡献

该作的整体论特征还表现在它的跨学科研究模式上。它立足于考古学资料，结合芬兰神话学和民俗学传统，同时也吸纳历史学和民族志学的研究成果，最终形成了特有的整体叙事风格。

1986年，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和马库斯（George E. Marcus）主编的人类学划时代名作《写文化》出版。该作对传统的科学民族志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其焦点即表述问题。传统民族志以客观性与科学性为目标，追求叙事真实。然而，在“写文化”人类学家看来，追求叙事真实的民族志写作仍然是想象性的结果。因而，人类学的“写文化”没有必要排斥想象力与虚构。虽然“写文化”思潮对整个人类学界形成了巨大冲击，但在考古学领域却鲜有人提到“考古学如何写文化”这样的问题。毫无疑问的是，传统考古学也面临着与科学民族志同样的问题，即考古学的客观描述与科学范式是否可以通向历史真实？考古学的“写文化”是否需要想象力与虚构？《北极考古与宇宙观》显然向我们传达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它所采取的不同以往的书写范式体现了重构考古学文化表述的必要性。

《北极考古与宇宙观》

作者：［芬兰］维萨-佩卡·赫瓦、安蒂·拉赫玛

译者：曲枫 刘岩 刘玮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