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至2022年7月，为配合襄汾县经济开发区道路路网工程和标准厂房建设项目基本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襄汾县文化和旅游局、襄汾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工程建设范围内所涉及的遗址、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发掘区域以汾河为界，分为河东、河西两个区域，共发掘面积6981.1平方米，清理发掘遗迹348处（窑址26座、灰坑288座、灶11个、沟5条、房址9座、渠1条、陶片堆积8处），发掘墓葬215座。

河西区域主要涉及温泉村、鱼池村、东邓村三个村庄，温泉段共发掘元明清墓葬69座、北齐墓1座，出土随葬品437件；鱼池段发掘遗址面积1200平方米，发掘灰坑168座、房址1座、灶6个，出土陶器有豆、盆、缸、瓶、壶、鬲、杯等，及骨簪、骨针、骨饰各1件，和铜镞、陶球、陶支钉、水管道等，年代为春秋时期；东邓段发掘遗址面积220平方米，发掘灰坑28座、窑址2座，此处遗址出土有板瓦、筒瓦、瓦当、建筑构件、陶盆、陶罐等，及铁环手刀1件，年代为汉代。

河东区域主要涉及桥子沟村、古城庄村两个村庄，发掘面积5561.1平方米，发掘墓葬145座，其中汉代128座、宋元3座、明清14座，出土随葬品959件，其中铜质器物222件，铜器主要有：铜鼎5件、铜鍪2件、铜甑1件、铜釜1件、铜铃79件、铜环15件、铜带钩11件等；铁质器物21件，主要有：铁剑3件、环首刀1件、铁灯8件、铁勺1件等；陶器528件，主要有鼎、罐、壶、盒、锜、甑、盘、釜、奁、匜、茧形壶、博山炉、蒜头壶等，包括20余件彩绘陶器、2件刻划“大司马”陶罐、1件刻划“甲”字陶罐。此外还出土有铜饰、玉串饰、料珠、骨饰等器物。遗迹143处（窑址24座、灰坑92座、灶5个、沟5条、房址8座、渠1条、陶片堆积8处），出土器物115件，其中新石器时代28件、战国72件（以筒板、板瓦为主，仅水渠就出土筒瓦46件）、汉代15件。另修复遗迹出土器物71件，包括新石器时代陶杯、器盖各1件，战国釜、豆、盆、罐、甑、钵等43件，汉代陶釜、罐、盆、甑、钵及量器等26件。陶窑、灰坑内出土带字及符号的陶器、陶片共42件，其中刻划、戳印文字的33件，文字主要有平市、市等。

新石器时代主要是仰韶文化、陶寺文化遗迹。仰韶文化遗迹发掘灰坑15座，出土器物主要有陶、石2类，陶器质地可分为泥质和夹砂两大类，泥质陶主要是灰陶碗、陶环、陶纺轮、陶球等，夹砂陶出土1件器盖，夹砂红褐色陶，盖部绳纹，顶部有一周附加堆纹。石器有斧、铲、刀等。所呈现的文化类型为仰韶文化晚期。陶寺文化遗迹发掘灰坑21座、窑址7座、房址7座、灶2座，窑址距现地表110厘米,平面近似半圆，直壁，平底，深68～80厘米，底部、内壁残存火烧痕迹，填土较疏松，包含有陶寺晚期的陶片和大量石灰石，推测这7座窑址均为石灰窑。出土器物主要有陶、石、骨3类，修复有篮纹细横丝陶扁壶、小口折肩罐、绳纹袋足鬲、单把三足杯等陶寺文化晚期典型器物。石器有厨刀、带孔石刀、铲、斧、凿、钻、球、纺轮、锛等。骨器主要是骨凿。

东周时期遗存主要是灰坑、陶窑、陶灶。春秋时期遗迹集中在河西区东邓段，发掘面积1200平方米。发掘灰坑168座、房址1座、灶6个，出土陶器有鬲、盆、豆、罐、缸、瓶、壶、杯等，出土骨器有簪、针、骨饰各1件，另有铜镞、陶球、陶支钉、水管道等器物。经整理修复陶器19件。

战国时期遗迹集中在河东区桥子沟村南，发掘灰坑15座、窑址10座、房址1座、灶1座、渠1条、陶片堆积2处。采集出土器物及标本残片约155件，器型有钵、盆、罐、甑、豆、釜、量器、瓦当、筒板瓦等，其中修复43件。带有刻划符号图案或戳印文字的器物和残片有42件，其中刻划符号图案9件，符号图案主要有龙纹、十字、X等；刻划或戳印文字33件，文字有平市、市、王、田等，其中“平市”戳印最多。另出土陶量器1件形似陶奁但无三足，器外近口处有“<D:FounderPhotoMakewwbsARTICLE20240705kg88eda84bad889bbcfaf4e0fb41611f2e.jpg>”戳记，吉林大学吴振武教授释为：“从土从市，市字古写。时代战国。汉代有市亭陶文，即来源于战国；市亭所用量器也；可能是标准量器，测容量后，可以比较已知三晋容量单位数值；这件可能关乎度量衡史。”位于发掘区域东南侧约300米处的古城庄城址，地表上尚存西、南城墙，北城墙的东北一段及东城墙亦有残存，西城墙长约1010米，这座古城是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汾水》“汾水又南历襄陵县故城西，晋大夫郤犨之邑也，故其地有犨氏乡亭矣”的“襄陵县故城”。“平市”“市”等戳记，是“平阳县市亭”的省称，戳有“平市”的陶器是“平阳县”监管下生产的合格商品，从而证明这座古城是战国晚期秦国设立的“平阳县”，西汉改设“襄陵县”属河东郡。

汉代遗存有灰坑、陶窑和墓葬，河西区集中在东邓段，发掘灰坑28座、窑址2座。遗址出土有筒板瓦、瓦当、建筑构件、陶盆、陶罐等及铁环首刀1件，其中修复陶钵2件、陶罐2件，此外2020Y2出土“千秋万岁”瓦当1件。河东区集中在桥子沟村南区域，发掘灰坑16座、窑址6座、陶片堆积4处、墓葬131座。出土器物15件、修复器物25件，器型主要有：陶量器、罐、盆、甑、钵、釜等。墓葬形制有竖穴墓10座、土圹墓34座、空心砖室墓85座、瓮棺葬2座，其中26座曾被盗掘。出土随葬品847件，其中铜质器物179件，主要有：鼎5件、鍪2件、甑1件、釜1件、铃79件、环15件、带钩11件、“半两”34枚等，9件铜器均为素面；陶器504件，基本器物组合有茧形壶、鼎、盘、蒜头壶；茧形壶、鼎、盒、钵、锜、蒜头壶；壶、鼎、盒、钵、罐、锜、蒜头壶；鼎、罐、豆、盒、灶；鼎、甑、罐、钵、灶、蒜头壶等，小型墓葬多随葬1件陶罐。M343和M363各出土1件刻划有“大司马”陶罐，M385出土1件刻划“甲”字陶罐。墓葬多为汉代，结合周边遗迹发掘及古城址调查，部分墓葬年代可追溯到战国，其中大规模使用素面空心砖也是当地首次发现，以往调查、发掘的空心砖多为菱形、回字形、压印五铢等图案，本次发掘汉代128座墓葬中仅3座墓葬使用的菱形图案空心砖，对于了解当地战国至汉代墓葬形制、规模及随葬品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战国及汉代窑址基本形制为平面呈长方形，由操作坑、窑门、火膛、长方形窑室及三个烟道组成。

北齐时期仅发掘墓葬1座，即2020M16，位于河西温泉村东北，土洞墓，方向240度，由墓道、过洞、封门、墓室组成。墓道为竖井式，位于墓室南侧正中，长3.2、宽0.9、深2.4米，底部平坦。墓道与墓室之间设拱形过洞，用土坯以竖丁式逐层堆砌封堵。墓室平面长方形，南北长2.8、东西宽1.6米，拱形顶高1.3米。墓室中部置木棺1具，仅余痕迹。棺内有人骨3具，其中成年个体2具、未成年个体1具，头向西南（墓道），仰身直肢。东侧个体、未成年个体为原葬，未成年个体置于东侧个体腹部上方，东侧个体左手掌置于未成年人骨头骨上。西侧个体虽同为仰身直肢，但中部骨架向西侧弯曲，右侧肱骨、尺骨、桡骨叠压于东侧个体左上肢骨上，葬入时间较晚。经鉴定，东侧个体为25～30岁的男性，西侧个体为35～39岁的女性，未成年个体为2～5岁的儿童，依人骨摆放层次分析，男性与幼儿当系父子，同时去世，即行设立墓莹，先行安葬。为彰显父辈对子辈的喜爱与呵护，入葬时特意将其置于乃父腹部，并将左手爱抚般地放在幼儿头顶。女性去世后，重新开启墓葬，将母亲放在左侧，为不覆压幼儿，即将腰部向西避让，形成一棺的合葬墓。墓室地面共出土器物6件，有陶器4件、“常平五铢”铜钱2枚。初步判定为北齐中期鲜卑族平民墓葬。

宋金元时期墓葬7座，其中河东区域宋金时期砖室墓1座、宋代土圹墓2座，河西区域元代土圹墓4座。出土随葬品宋金瓷碗1件、铜箭镞1枚，宋代瓷碗1件、陶罐1件，元代瓷碗8件、墓志砖1块。宋金时期砖室墓，方向210度，墓葬水平约长度4.15米，墓道开口距现地表约0.6、深约3米。墓室东西宽1.6、南北长1.9米，南侧设砖券拱门，东西两侧砖砌直棂窗，北侧中部砖砌门框及板门，门框正上方砌壁龛，龛内置一瓷碗。墓室内东侧设砖砌墓床，宽1.56米，墓床上置人骨2具，墓床西侧地面置人骨2具，均为二次葬。墓室顶部为青砖叠涩而成。

明清时期墓葬74座，其中明代23座，清代51座。根据温泉村现存明万历丙戌年（1586年）《襄陵温泉高氏家谱》及县志、史料，结合出土的墓志、器物题款等，确定明代墓葬以温泉村东南方向的高氏家族墓地为代表。高氏家族以高邦佐（1564～1622年）为主要代表，《明史》有传，字以道，万历二十二年举于乡，二十三年连捷进士，历任寿光知县、户部主事员外郎、永平知府、天津兵备副使等职，后因忤主被弹劾罢归。天启元年，因辽东抗金战事起复为参政，分守广宁。后广宁被金兵攻破，邦佐自缢殉国。被赐祭葬，赠大理寺丞，谥忠节。另M25随葬瓷牛埙及砚滴底部墨书“高世宽”款识推断墓主人为高世宽，为高鸣楫第四子，祖父为高溱。高鸣楫出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该墓应在明1582年～1598年之间。明清墓葬方向虽有偏差，但基本为头枕山、脚踏河的葬俗，以河为界，河东区头向东，河西区头向西。随葬品基本配置以瓷罐、铁灯为主，另男性多随葬旱烟具、帽顶等器具，女性多随葬铜簪、耳环等饰品。

这次发掘摸清了该区域的地层堆积及各时期遗迹的基本分布。该区域内各类遗迹丰富，时代涵盖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陶寺文化、东周、汉代、宋元、明清等各个时期，尤其是古城庄城址在战国晚期秦占领之后在原有聚邑的基础上设“平阳县”，为陶寺遗址就是“尧都平阳”提供了可靠的考古依据。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襄汾县文化和旅游局 襄汾县博物馆 执笔：兰会才 夏宏茹 田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