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点位于南京主城西南约25公里处，地属江宁区江宁街道（原江宁镇）。太康元年（280年），西晋平吴，分秣陵县西南设临江县，次年，改称江宁县，此为“江宁”地名之始。据《建康实录》《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等地理志书记载推定，六朝江宁县治位于江宁镇、江宁河北侧，扼守江宁河入江口，是都城建康（今南京）西南的重要交通节点和护卫屏障。宏观地理而言，六朝江宁县治所处的江宁镇紧邻长江东岸，位于战国秦汉时期“江东地区”的西北侧，连接南北、沟通东西，是控扼长江航道、深入江东腹地的关键支点。

工作概况

江宁街道新市镇建设PPP项目群，位于江宁街道、江宁河南岸，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内含多个规划地块。该区域原有华西村等自然村落，为当地传统的人口聚集区之一。

为配合新市镇项目建设和土地出让计划，2019年6月至2023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陆续在项目区域内发现并清理古代墓葬1015座，出土文物近6000件（组），墓葬时代自战国绵延至明清。其中，战国汉六朝墓为此次发现之重点，初步统计有688座，共出土文物5700余件（组），另有部分宋至明清墓葬及时代不详的空土坑墓。

主要收获

按照时代顺序，择要将战国至六朝时期墓群的发掘收获归纳简介如下。

战国墓葬  59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分带墓道和不带墓道两类，前者平面呈凸字形，斜坡墓道不及墓底；后者平面呈长方形。葬具均为单棺，多为一棺一椁，少量单棺无椁或单棺带一小型边厢。

出土器物以泥质陶器为大宗，陶质均疏松脆弱，在潮湿土壤环境下保存极差，多难以修复成形，器型有鼎、豆、盒、壶、钫、杯、匕、勺、罐等。墓葬基本属于战国晚期的楚式墓，间有少量越式器物，部分墓葬时代或已至西汉初期。

西汉墓葬  406座，一座土洞墓，其余均为竖穴土坑墓。土坑墓分带墓道和不带墓道两类。个别土坑墓设有石子填砌的排水沟，以“暗沟-明沟”相间的形式向外延伸。

葬具以一棺一椁为主，另有部分单棺无椁、双棺无椁和双棺一椁。绝大多数土坑墓墓底保存较好，出土器物丰富，以陶器为主，包括泥质陶、高温釉陶和印纹硬陶，釉陶器数量最多；陶器器型有鼎、盒、壶、瓿、罐、双唇罐、坛等；另有大量铜镜、铜钱、铜铁兵器及陶冥币等；偶见中游湘赣地区常见的印纹硬陶器。墓葬时代自西汉最早期，延续至王莽时期，部分或可能进入东汉初期。

西汉初期偶见器物相似、方向相同的两座墓葬相邻并列；西汉中晚期，出现多墓有序排列的现象，推测可能为关系密切的家族墓葬。M524前伸的排水沟有意拐弯以避让前方墓葬，少见地体现出“平面避让式”的早晚关系。

东汉墓葬  112座，墓葬形制包括土坑墓、砖木混合结构墓、砖室墓。土坑墓保存较好，砖室墓多遭严重盗扰。部分砖室墓墓壁已砌筑至相当高度却垂直无起券迹象，推测原为木质材料铺顶的砖椁墓。

出土器物主要为陶器，器型有壶、瓿式罐、双耳罐、双唇罐、罍、坛等，以及铜镜、铜钱、铁兵器等；具有长江中游地区文化特征的器物数量增多。这一时期排列有序的家族聚葬现象较为明显，体现了公共墓地与家族墓地并行的空间布局。

六朝墓葬  111座，以砖室墓为主，另有少量简易的狭长形土坑墓。砖室墓分为单室、双室、多室等，墓葬时代集中于六朝早期的孙吴西晋时期。出土器物主要为陶瓷器，另有部分铜镜、铜钱等。

瓷器主要为青瓷，既有越窑产品，也有较多长江中游地区窑口器物；陶器中的酱釉红陶较为特殊；部分砖室墓出土铭文砖，为判定墓葬时代、墓主身份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突出价值

南京江宁华西村战国至六朝墓地，墓葬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器物丰富、时代连续、脉络清晰，数百年的文化演进得以集中体现，是反映南京乃至江东地区战国汉六朝时期历史发展的直观“剖面”。突出价值体现在如下方面。

填补南京地区战国两汉墓葬资料空缺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六朝遗存丰富而战国两汉时期遗存较少。本次发掘的数百座战国两汉墓葬，填补了南京地区战国两汉遗存稀少的空缺，是南京孙吴建都之前人类活动和物质文化面貌的真实反映。

揭示楚文化在江东地区的分布变迁  战国中晚期，楚文化伴随楚国势力东迁而向东扩展。受考古资料所限，以往研究多聚焦于江淮地区，较少涉及江东地区。南京华西村发现了大批战国晚期的楚式墓葬，为研究楚文化的分布变迁，以及楚国对江东地区的影响控制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展现文化交流互动和统一国家形成巩固的发展进程  华西村墓地集中体现了战国至六朝时期江东地区文化交汇融合的过程。战国秦汉之际，墓地内越、楚、秦、汉等多种文化因素交错、此消彼长；西汉中期以后，逐渐形成以汉文化为内核、具有鲜明江东地域特色，兼有大量长江中游因素的复杂文化面貌。这些现象揭示了江东地区融入统一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自西向东、由北而南的文化交流互动，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特性的有力实证。（作者单位：南京市考古研究院 执笔：许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