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丹麦皇家博物馆馆长汤姆森将铜器与铁器作为划分史前时代的标准，借此来明晰世界的演进阶段。从此，金属冶炼品就成为认识文明发展的重要物品。中国拥有悠久的冶金历史，金属冶炼工业一直是古代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冶金对了解中国古代文明演进有着重要意义。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金属遗物不断发现，冶金考古日益受到人们重视，逐渐成为考古的一个新分支。那么，如今的冶金考古已经取得了哪些成就？呈现出什么面貌？本文对过去十年的冶金考古工作进行了梳理总结，以期促进对冶金考古的认识。

冶铜与冶铁研究

中国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出现铜制品与冶铜行业。商周时期，中国冶铜进入黄金时期，留下大量遗迹遗物，冶铜考古的研究成果也多集中于这一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冶铁的出现使铜的应用逐渐减少，铁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金属。此后，铁制品成为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冶铜与冶铁研究，是了解古代社会生活面貌的重要手段，在冶金考古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冶铜研究

目前的冶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先秦时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中国冶铜业最为繁荣的商周时期，学者已经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冶铜遗物与遗迹，这对认识古代冶铜业发展有着重要价值。

甘青与中原是了解中国早期冶铜行业发展情况的重要地区，故早期研究也多聚焦于此。目前在陕西临潼姜寨、甘肃东乡林家等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了与铜有关的遗物。这些铜制品虽然制作粗糙，杂质多，但也反映出了我国冶铜业历史悠久。

通过分析冶金成品的成分与金属含量来探讨冶铜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是冶铜考古研究的主要内容。黄可佳分析了西北与中原部分遗址出土的铜制品，认为两地铜制品的差别主要是经济与文化发展状况所导致的。这说明中国冶铜业在初期就出现了发展的不平衡性，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另外，由于中国西部是多种文明的交汇地带，该地区铜制品研究也往往会从中外文明交流的角度来考量。

另一方面，学者们还喜欢在此基础上做冶铜工艺的讨论。这种特点，在先秦时期显得尤为突出，目前已经构建出了多个地区的冶铜业发展图景。陈建立根据冶铜业发展情况，将中国冶铜业大致划分成了晋陕高原、中原、海岱地区等几个主要区域。

在这其中，一些典型遗址的研究工作比较有代表性，它们的研究通常与区域文化探讨结合在一起。比如，在春秋战国时期，以湖南、湖北为主要发展地区的楚文化特征，就在该地区遗址所见的冶铜遗迹研究中得到一定程度探讨。2019年，王颖琛对湖北宜昌当阳曹家岗M5以及其他地区东周楚墓出土的铜饰片进行了观察与成分分析，研究了这些金属饰片的制作技术，使楚文化的手工业发展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了解。而在东北地区，后套木嘎遗址所出土的铜器得到了深入分析，促进了人们对战国时期该地区冶金水平的认识。

要注意的是，不论是在东北还是中原、两湖，此时期的铜制品均为合金，这显然是时代的共性。另外，利用铅同位素分析来研究冶炼矿料的来源问题，在学术界已经屡见不鲜。

冶铁研究

当生产技术适应时代需求向前发展的时候，冶铁工业逐渐形成。近年来，广西地区的部分冶铁遗址得到了深入、系统地研究，湖南、河北等地的矿冶遗址也逐渐受到关注。总体而言，生产技术是工作人员主要的研究取向。刘海峰等人曾详细分析了河北徐水东黑山遗址出土的66件铁器样品，认为其全部属于生铁制品，采用了铸造、退火、炒钢等工艺。在这之中，炒钢是一道重要的程序，较多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2014年，杨菊在对北京昌平马刨泉长城戍所遗址发现的铁器进行研究时，就着重分析了炒钢工艺，并指出了炒钢工艺的一种判定依据，即古代钢制品中含磷非金属夹杂物可作为炒钢工艺存在的判据。目前，广西桂平大唐城汉代遗址、黑龙江凤林古城遗址均有发现使用了炒钢工艺的冶炼制品。

除了关注生产技术之外，冶铁考古研究也涉及到整个区域的工业体系与农业发展的研究。铁制品比起铜制品而言，在古代普通百姓生活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得到了更为广泛地应用。以铁制品研究为立足点，进一步讨论时代与区域的工业和农业发展，体现了冶铁考古的纵深发展。

在中国，古代大范围主动利用的金属主要有八种，分别为铜、铁、锡、铅、金、银、汞和锌。在前两种金属得到系统研究的同时，锡、铅、金、银等金属也逐渐受到关注。近十年来，国内发现了一定的相关遗址。早在2012年，黄全胜等人就在广西，对罗城的炼锌遗址群进行了初步调查，奠定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同年，一行人还考察了环江红山古城的冶炼遗址，发现该地区炼银、炼铅等遗迹。近年，江西、湖南、湖北等地也有相关成果发表，这展示了古代冶金工艺的多元发展。

矿冶遗址或遗址群的研究

在冶金考古当中，对于冶炼遗址与遗址群的了解和掌握是开展研究至关重要的环节。从近年研究趋势来看，人们越来越重视对遗址信息的全面掌握。在目前所见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中，对矿冶遗址或遗址群的描述已经是基本的内容。在以冶铜与冶铁为核心的研究中，也都有涉及这一方面的信息。而以了解遗址为重点所开展的专项调查，在过去十年更比比皆是。

在这样的调查里，整个遗址的地理位置、分布情况、冶炼规模、生产状况往往是需要关注的信息。更为细致的，矿冶遗址经过调查或者发掘所发现的与冶炼相关的遗物也需要进行记录，因为这些都是开展后续工作的基础，对认识古代当地文明发展水平有重要意义。现下，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掌握矿冶遗址的信息，已经是每个研究人员开展调查的重要目标。

与此同时，矿冶遗址的调查也出现了系统化的特征，在湖南、皖南以及广西，人们通常是在一个重点区域里确定一个核心点，然后由点及面的形成对遗址群的调查。这种形式的调查研究，有助于了解整个区域在一定时期之内的冶炼遗址分布规律。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遗址调查与遗物的解读研究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很多情况下，研究者会在对整个遗址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就对冶金遗存进行分析，这实际上属于一种综合研究。

对于冶炼背景的了解有助于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能够更好地认识当时冶金业的发展情况。完全脱离冶金成品出现的背景环境开展研究，在目前学术研究中很少见。

冶炼遗物的研究

冶炼遗物一般是指冶炼发生之后所产生的物质，包括但不限于炉渣；也指进行金属冶炼时使用过的工具，通常有坩埚、炼炉等。在这一点上，炉渣一直以来就很受研究者们重视。李延祥等人在过去十年里对山东莱芜嬴城遗址、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湖北大冶香炉山遗址等地采集的炉渣样品进行了扫描检测与分析，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当地的冶炼水平。而在更早的2014年，他利用扫描电镜等手段，分析了山东临淄齐国故城石佛堂遗址所发现的铜渣。此后，炉渣的相关研究只增不减。这实际上也反映了冶金考古当中除了金属成品分析之外的另一种研究取向。

而针对冶炼工具的研究，也能够帮助人们了解古代冶金业发展水平。其中，冶炼使用的炉子受到较多关注。不过，国内目前专门研究冶炼工具的文章并不多，学者通常是在讨论冶炼遗物时将其一并论述。在这一点上，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海峰在2015年发表的《中国古代制铁炉壁材料初步研究》，他对河南西平酒店、山东临淄齐故城、山东章丘东平陵城和北京延庆水泉沟等遗址的制铁炉进行了详细分析，从制炉材料的角度探讨了当时的冶金技术，不失为一种研究新视野。

回顾过去十年的冶金考古事业，可以看出，学者们围绕铜与铁制品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使得冶铜与冶铁考古所取得的成果十分耀眼。这两个支系的工作目前是最深入的，已经涉及了金属成分、矿料来源、范铸技术、镶嵌技术、生产技术等问题。并且，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已经致力于去讨论新的问题，研究呈现出了更加综合与多元的发展趋势。

同时，冶金考古的研究路径也在不断拓展，除了在铜、铁领域继续深耕之外，研究者的视野逐渐放宽，不仅开始专注其他冶金成品与材料，也开始从冶金角度去探讨文化交流、农业发展、产业体系等问题。这无疑更有利于构建冶金行业的全面图景。并且，作为考古学的分支之一，这种趋势实际上也是在助力考古学实现全面重建古代社会的目标。

（作者系安徽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