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考古是以古代城市为对象的考古研究，其研究对象十分复杂，几乎囊括考古学所有纵向领域，如陵墓考古、建筑考古、手工业考古、宗教考古、民族考古等。这些领域又与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科技等研究密切相关。所以，城市考古在考古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北京老城，指北京二环路以内（含护城河及其遗址）为主的区域，属于“首都功能核心区”的主体部分。这片区域因为是燕山南麓四条交通大道的交会地，又处于古高粱河和古?水之间，是“北京湾”中建城的首选之地。目前这片区域最早和城市有关的考古发现始自战国，此后的西晋蓟城、唐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城皆选址于此，又历经元明清三朝另行规划、建设和完善。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叠加，是典型的古今重叠型城市。中轴线居中，外城、皇城、宫城相套。老城之内，宫殿衙署、棋盘路网、历史水系交错，是北京传统文化的核心区。老城考古，既是北京考古的特色，又是北京考古的重点。

老城内最早的考古发现为距今2.2万年前的东方广场旧石器人类活动地点。此外还有西单旧石器地点、北京饭店、地铁建国门站、中央电视台的古生物化石等。但它们恐怕与之后的北京城没有太多的关系。自20世纪5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就十分关注和努力探寻燕上都蓟城与汉代蓟城的具体方位。1956年在会城门村到宣武门豁口一带，发现古陶井151座，其中战国时期36座、汉代时期115座。1965年在陶然亭姚家井、广内大街北线阁、白云观、宣武门内南顺城街、和平门外海王村等处发现古井65座。1973年和1974年先后在白纸坊以北发现两处战国时期燕文化墓群。这些发现为判断燕上都蓟城、汉代蓟城的位置、范围提供了重要线索。

唐幽州城和辽南京城并无直接的考古实证留存。根据墓志推测唐幽州城的位置与《水经注》所记的北魏蓟城位置基本一致。陶然亭、北大第一医院等地唐代墓葬和新街口、百万庄辽代墓葬的发现为寻找两城的边界指出了方向。

金中都城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向东、西、南三面扩建的，主要区域横跨现在的丰台区和西城区，东边界在陶然亭公园南北一线、南边界在南二环以南的位置、西边界在西三环以东的丽泽商务区一带。

金中都内，发现了兵营、宫苑、水系、城墙、马面、护城河、里坊、街巷、皇家寺院、塔基地宫等各类遗存。它们往往不是时代单纯的，上下还发现了唐、辽、元、明、清时期的遗存，对研究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城市更迭有重要作用。外城内西南隅发现的十字路口，辽、金、元沿用，是研究金中都城内街巷布局的实例。这些发现推测与金中都外城东开阳坊、开远坊、显忠坊、南永平坊、南苑等密切相关。城西南处发现的唐代、辽代墓葬，证明金中都是在唐幽州城、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展的。

东开阳坊发现疑似辽南京南护城河一段，为确认辽南京南城墙和开阳门准确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坊内发现的建筑组群辽、金沿用，整体呈中轴对称分布，是金中都范围内唯一经全面揭露且保存较好的“官式建筑”群。

考古确定了早期鱼藻池北岸和西南岸、晚期鱼藻池东岸、南岸的位置，为复原金代鱼藻池水系、研究鱼藻池湖岸盈缩变化提供了重要资料。鱼藻池被确定为半岛，纠正了湖心岛旧说，为研究金代园林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在元大都遗址内发现城垣及相关设施、街巷、院落、道观等各种遗迹数十处，比较重要的有和义门瓮城城门遗址、通惠河堤岸遗址、水关遗址、后英房院落、福寿兴元观遗址等。这些考古工作基本搞清楚了元大都的形制与规模，为研究元大都的历史沿革、都城范围、规划设计、布局形制、路网水系及居民的生活、手工业生产技艺、商业贸易等情况提供了大量详细、可靠的材料。

故宫内的考古先后发现了东城墙南段内侧的墙基、铺砖地面、排水沟、大型夯土基础等遗迹，明代廊房建筑、器物埋藏坑，慈宁宫花园东院遗址，隆宗门西广场北侧建筑遗迹“三叠层”，断虹桥的散水及其垫层，长信门遗址，清造办处遗址，永康右门外瓷器坑等，逐渐揭开元代以来宫殿神秘的面纱。

北京中轴线附近发掘了永定门内中轴路、天桥、珠市口段排水渠、正阳桥及镇水兽、鼓楼迤西35号院、北海医院和天意市场等，证明了中轴路元、明、清、民国历代沿用的事实。

老城内的重要考古还有故宫外的长庚门段内金水河西侧明代建筑基址、明代北皇城墙基址、东皇城墙基址、东安门遗址、早期皇城墙遗址、玉河遗址、毛家湾瓷器坑、醇亲王南府临街门南侧院落、外交学会、普渡寺、恭王府银安殿遗址、国子监后轩遗址等，学术意义纷呈，展现了老城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可将北京老城划分为四个空间：皇帝皇族支配空间——宫城、国家官署等支配的空间——皇城（内城）、官吏百姓生活空间——外郭城、城市公共系统占用空间——防卫设施、交通道路设施、给排水设施等。

老城考古的作用有五：

揭变化。金中都内各坊、街的考古发现揭示了里坊制和街巷制并存的情况，正是代表了中国古代封建城市规划由中期转到后期的特点。玉河的考古表明了不同时期河岸的变迁和建筑方法。

立地标。北海中学前出土的唐代墓志推断出龙道村的位置。鱼藻池的发现为复原金中都提供了坚实的地理坐标。

阐规划。古代城市中，最显示规划特征的就是公共系统空间。因此，对于老城内公共系统空间（城门、防卫、道路、给排水系统等）的考古成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金中都水关遗址、城墙设施、护城河、顺城街等发现表现了当时城市的规划格局。西板桥及灵境胡同古河道的发现说明了元代以来老城内金水河进入故宫的路线。

证历史。根据西晋华芳墓志推断，西晋蓟城的西城墙在今天的会城门附近，从而确定西晋蓟城的存在。根据唐代墓志的记载至少复原了幽州城26个里坊、20乡、24村的名称、定位及划界。

活场景。考古发现把金中都的城市景观分为城墙城门及宫殿景观、园林景观、宗教景观、市井景观。后英房元代住宅遗址院落布局采用“一正两厢”的格局，是明清北京四合院的前身。住宅的主院及两侧的旁院东西宽度近70米，南北方向占满两条胡同之间的距离，基址规模为8亩，及发现的大量“文玩”类文物，表明主人的社会地位较高。

老城考古，其特点是研究对象是遗迹遗物中规模最大、内涵最复杂、面临保护形势最严峻的遗址类型；其核心目标在于理清城址在每个时期的形制布局和功能分区，并了解城市在不同时期的继承沿用和革新变化；其方法应以田野考古为基础，文献学、规划设计、历史地理学、城市史、环境考古、聚落考古等多学科合作。实际工作中，要坚持“六要”的原则：

要建立地理信息系统，这是开展工作的基础。已知的考古信息要汇到一张大比例图上，其比例至少应为二千分之一，才有可能把已知遗迹标示清晰。同时设定城市坐标系，并预设统一的分区编号、探方编号和遗迹单位编号，以便今后的点滴考古发现能统一纳入。

要兼具宏观和微观，这是开展工作的视角。既要整体了解，大处着眼，不拘泥于一砖一瓦，关注遗迹和文化堆积的全局变化，以点连线，以线连面，有的时候还要跳出老城。金融大厦、国家电网大楼等不同施工的剖面连起了元大都南护城河的走向。又要管中窥豹，见微知著，从二七剧场路工地发现的唐代墓砖推导出了早于金口河的唐代古代河道。

要有精准的时段划分，这是开展工作的前提。以聚落考古和城市考古的理念为先导，只有置于同一时间框架下，才能形成同时期城市正确的考察前提，所做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古今重叠型城市的变化往往快于旷野型城市，所以要尽可能地进行最小时段的划分。

要坚持长期、持续、有计划地考古发掘与研究，这是开展工作的路线。因为老城考古受制于操作面，不太可能创造出理想的发掘规模，多数只能借助于建设工程，把零星的考古发现像七巧板一样整合起来。例如什刹海周边的考古发现拼出了湖岸不同时期的位置。

要有耐心和恒心，这是开展工作的情怀。老城的考古发现往往支离破碎，不太可能短时间内形成重要研究成果，而且很可能是无法解释的现象，要耐得住寂寞，这个过程很虐心。而且老城内的施工建设往往面积过小，无法纳入正常的考古流程，需要主动出击，寻找线索，要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毅力。

要重视文化遗产保护，这是开展工作的目标。因为每一处考古遗存的发现都是这座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冰山虽露一角，意义不容小觑。

“六要”不仅针对北京的老城考古，对于其他城市的城市考古，也具有启示意义。老城考古，任重道远。

（作者单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