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宫遗址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街道，清代行宫新宫东北部，地处燕山南麓太行山东麓古永定河流域的冲积扇平原。周围地形开阔，遗址择地古河道西南岸高垄台地，是北京市城区内发现的唯一一处夏商时期环壕聚落遗址，主体文化是大坨头文化（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包括双环壕、祭祀遗存、墓地、古河道等，亦发现有晚商西周时期墓葬、灰坑、窖穴和沟，战汉时期墓葬、沟，辽金、明清时期道路，明清灶址等不同时期遗迹。

项目概况

该遗址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配合城市基本建设考古工作中发现。2022年4月至2023年11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该项目范围内发现的古代遗迹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2023年5月，被列入考古中国新发现项目之一，该遗址现存面积约4.5万平方米，历时两年度发掘面积约16000平方米。

地层堆积

根据土质土色及包含物，发掘区内的地层可分为七层，第①层为现代垫土层，厚约8～50厘米。第②层为清代层，厚约10～30厘米，可辨器形有青花碗、盘等器物的残片。第③层为明代层，厚约15～50厘米，出土有明代碎砖块、瓦片及明代瓷片等，可辨器形有瓷杯、瓷碗底部残片、瓷罐等器物的残片，并出有辽金时期的瓷片。第④层为汉代层，厚约18～60厘米，出土有布纹板瓦残片、绳纹青砖残块及零星的商周时期的夹砂灰陶、褐陶和泥质灰陶等残片。第⑤层为西周层。⑤a层，厚约0～40厘米，分布于探方内的西北部。出土有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红陶等，其夹砂陶较多，泥质陶少量。纹饰有绳纹、弦纹等，可辨器形有鬲、罐等器物的残片，并出有钻孔残石器等小件器物。⑤b层厚约15～55厘米，遍布全探方。出土有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红陶等，其中夹砂陶居多，泥质陶少量，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素面等，可辨器形有鬲、罐、盆等器物的残片。第⑥层为商代地层，厚20～70厘米，土质疏松，土色深灰，遍布全探方，该层下的大部为黄色含粉砂黏性水锈层。出土有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红陶等，其中夹砂陶居多，泥质陶少量，纹饰有绳纹、附加堆纹、弦纹、网格纹、戳刺纹、素面等，可辨器形有鬲、罐、甑底等器物的残片。第⑦层为商代早期层，厚约10～40厘米，土质较硬，土色深灰。出土有泥质灰陶、红陶和夹砂灰陶、红陶等，纹饰有绳纹，可辨器形有罐等器物的残片。

主要收获

大坨头文化遗存

环壕  发现内、外两重环壕，两条环壕大致呈同心圆围合而成，两环壕之间相距20～25米。内环壕位于遗址核心区域，现存宽12～18、深约4、直径约70～72米，围合面积约0.4万平方米。内环壕西南部有一进出口处，现存宽约6米。其东部段被后期坡毁严重，西北、西南部保存较好。外环壕现存宽5～8、深约3、直径142～155米，围合面积约1.7万平方米。外壕上层不同区域段分别被晚商西周、战汉、明清、现代地层叠压破坏，西北部相对保存较好，出入口应当与内环壕西南方位相对应，其界出发掘区外为现状路区域。根据地层关系及出土陶片、科技提取相关遗物检测分析，两条壕沟的营建、使用、废弃年代大致均为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

祭祀遗存  在内环壕接近中心位置，发现一处上层平面呈同心圆夯土遗迹，整体结构大致呈外圆内方，开口于近现代层①层下，由内及外共三圈，土质土色有明显区别，直径分别约为2.3、5.9、7.9米。夯填土内不同区域发现有集中堆放陶片、兽骨、炭化痕迹、有意摆放石块等现象。夯土遗迹中心有一用大小不一青色片石砌筑的方坑，边长约1.2米，上下通体一致，深距现地表7.3米。方坑内从上至下不同层都有陶片、兽骨、炭化腐殖等堆积，尤其底部出土大量陶片、石块、兽骨、炭化植物等。陶器可辨器形有鬲、尊、甑、盆、钵等，陶器（片）多见被火烧痕迹现象。方坑底部四边位用片石砌筑，其下还保存有用于加固的圆木搭构成方框状紧贴片石砌筑内侧。这处核心遗迹周围发现排列有序、大小不一的坑，一部分较小的圆坑其直径大小大致相同，坑内可见炭化植物、兽骨，个别出土石器、陶片，陶器可辨器形有鬲、甗、盆等。这处营建和形制较为特殊的遗迹是目前北京地区首次发现，初步认为这些坑与祭祀类特殊活动有关，这个外圆中部似方琮状上下直通的核心遗迹（K1）。K2，在内环壕西北部紧贴壕外侧，开口于晚商西周层地层⑤层下，坑平面大致呈弧角方形，口小底大，坑口南北长3.3、东西宽2.9米，坑底南北长3.45、东西宽3.1米，现存坑深0.85米。坑内有人骨一具，人骨距坑底0.2米，头向西南，呈俯首侧爬状，右臂及手侧压于身下，左手握拳，经鉴定为一男性，年龄25~30岁。人骨头部有击打痕，坑壁及发现人骨层位有火烧痕迹，初步判断为人祭行为。

墓地  墓葬区位于外环壕（G3）外东南部，已发掘竖穴土坑墓29座。墓葬整体规划有序，墓向基本为头东脚西，开口于近现代地层下，其上部均被后期活动破坏，大多仅存墓底部分。随葬品主要为陶器，多为素面折肩鬲、宽沿折腹盆、尊、上腹饰旋纹三足鼎、钵等，另外部分墓葬随葬有玉玦、绿松石项链、红玉髓坠珠等遗物，尤其是M75出土的靴形足彩绘陶尊和M77出土的扣针形带翼喇叭口金耳环等重要文物，弥足珍贵。墓主人应具有较高的等级身份。这批墓葬整体出土遗物丰富，为目前燕山南麓最为重要的一处大坨头文化墓地。

晚商西周聚落遗存

在环壕内外及环壕上层均发现有灰坑、窖穴、灰沟等遗迹，被后期活动严重破坏，不同区域遗迹单位开口文化地层不完全统一，遗迹多仅存底部。灰坑多见袋状圜底或平底，为环壕废弃后的遗存，出土有陶片、陶纺轮、兽骨等。陶器可辨器形有鬲、盆、罐、豆、簋等，其器形、纹饰、陶质等与大坨头文化时期不同，年代相当于晚商西周时期。在外环壕东北部发现一处西周时期墓地，由出土物及墓葬形制初步认定该处墓地墓主人身份地位较低。

古河道

新宫遗址东北部发现一条古河道，自西北向东南流过，开口于战汉地层下，距现地表深约2米，淤积分层，河底见植物腐殖、粉砂、黑色淤泥等，鲜见陶片，河道宽约132～146米，深8～10米，该遗址与墓地都在古河道西南岸。河道沉积遗物及水流量缓急等诸多因素对环境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结合文献等方面的线索，推测这条河道或与永定河（古?水）故道有关。该河道的发现，为研究三代时期聚落的给排水系统、建设与布局提供了直接依据，并对探索古永定河的变迁提供了新的资料。

初步认识

新宫遗址大坨头文化双环壕及核心祭祀遗迹的发现显示该遗址是一处等级较高的祭祀性特殊遗址，是京津冀地区首次发现的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功能、布局结构较为完整的祭祀遗址。这处祭祀遗存的选址和规模，反映出先民强大的组织管理能力，并动用社会大量人力资源来完成此处具有特殊活动性质的场景。新宫遗址的祭坛为土坛，土坛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居多，如陶寺遗址祭坛、鹿台岗遗址祭坛、城头山遗址祭坛等，而北方地区大多为石坛，如赵宝沟遗址祭坛、东山嘴遗址祭坛、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祭坛等，皆砌有石墙基，土坛当受到黄河流域的影响。其使用、延用时空及主导使用人群社会地位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研究。

喇叭口耳环可能与分布在叶尼塞河以西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有关，但考虑到这类耳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较常见，可能直接受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

稳定同位素结果显示，新宫遗址人群曾对粟、黍、稻等多种农作物进行过栽培和利用，并以粟作农业为主。5粒水稻的发现尤其引人注目，这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稻作遗存，为探讨先秦时期北京地区水稻栽培和稻作文化传播与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肉食水平略高于二里头遗址人群，有着丰富的肉食来源，包括蚌科、蛙科、鸡、狗、驴、猪、梅花鹿、黄牛、羊、鱼等10多种动物，且发现了食物加工的痕迹。不同等级墓葬的墓主人之间饮食结构差异不大。新宫遗址存在迁徙现象，发现外来人类个体以及南方和东边牛、猪、鹿等。该墓地的发现，对于研究大坨头文化的时空范围、人群与族属、丧葬习俗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古河道将近150米宽，距现地表深10米左右。环境考古专家初步判断，当时水流较缓，周边环境很适宜先民临水而居，这条河也为周边农业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水资源。

价值意义

新宫遗址文化年代久远，文化延续性强，叠压打破关系明显，出土的文物既包含土著文化雪山三期、塔照类型、张营类型等多种文化因素，又受到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中原二里头、二里岗等文化的影响，填补了北京城区夏商时期历史文化面貌的空白，是一处体现多元一体文明中文化融合现象的典型遗址。

尤为突出的是发现大坨头文化等级较高的墓地，出土了陶器、石器、金器、铜器、玉器、骨器等大量文物，最具代表性的靴形足彩绘陶尊、彩绘陶罐、折肩陶尊、扣针形带翼喇叭口金耳环、喇叭口铜耳环、红玉髓珠坠、绿松石项饰等珍贵文物，为认识大坨头文化的社会性质、文明、文化面貌、社会组织结构、生业经济发展水平及宗教信仰礼仪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同时，新宫遗址发现的晚商西周时期聚落遗存也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厘清学界论证的围坊三期、张家园上层文化及燕文化在北京地区的存续与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也为探寻西周封燕之前北京古方国蓟文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

此外，本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其中发现的战汉、辽金、明清等时期的墓葬、道路、灶迹等诸多遗存同样为北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历史研究等贡献了翔实的新资料。 （执笔：韩鸿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