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河遗址位于湖北省沙洋县后港镇双村村十三组和龙垱村三组，地处汉江西侧、长湖北岸，南距荆州古城约40千米，北距荆门市50千米，东北距沙洋县城20千米，东南距汉宜公路3千米。城河及其支流分别流经遗址的西、南及东侧，于遗址东南方位汇合。

该遗址最初发现于1983年，当时被命名为“草家湾遗址”，同时根据采集到的陶片认为是新石器时代遗址。2006年10月，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复查，推测该遗址可能为史前城址，面积约70万平方米，并将遗址更名为“城河遗址” 。

为开展长江中游地区中等规模城址的聚落特征和社会结构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荆门市博物馆、沙洋县文物管理所（现沙洋县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持续发掘。

在“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重大项目的支持下，联合考古队确认该遗址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重要城址，并对城内一般性居址、陶器生产区、中心“广场”设施、大型院落式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城外墓葬区、城内人工水系，乃至与仪式性活动相关的特殊遗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与揭露。通过区域系统调查，联合考古队对周边聚落形态也有了全面了解。

新的发掘收获为城河遗址的考古工作提出了新的问题。一方面，在对王家塝墓地实施发掘的过程中，联合考古队注意到墓葬呈单元状分布，且随葬品形制和组合亦存在差异，意味着屈家岭文化的葬仪可能存在不同。另一方面，微地貌勘探和观测显示，遗址北部区域为高岗，如果不经过人工改造，城外河谷的水资源无法穿过高岗进入城内。

同时，以早期卫星影片为线索，联合考古队在城河遗址开展的航测、反复勘探过程中，注意到在城内西部“屋场”地点（西城墙内侧80米左右）似乎存在一条垄状堆积，怀疑可能为早期的人工堆积，但对其年代、堆积方式和形成原因不甚清楚。

为解决上述问题，联合考古队以王家塝墓地的系统发掘为支点，以城河遗址北部区域的系统勘探和调查为抓手，以探索屈家岭文化社会结构、把握屈家岭文化的水资源利用和管理方式为目标，对王家塝地点和城河遗址北部、西部区域开展了系统考古工作。具体收获如下。

屈家岭文化治水模式的新探索

史前治水模式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屈家岭文化盘踞在多雨多水的长江中游，其是否存在水利设施一直是学术界所关注的。2017年以来，联合考古队与刘建国研究员合作，对长江中游史前城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航测和建模分析，并提出这些史前城址不仅防洪而且抗旱，是史前水利设施的物质体现。然而，初步的研究显示，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的治水方式并非完全一致，不同聚落之间有所不同。迄今的考古工作表明，屈家岭文化时期，城河先民采用了拦河储水、筑墙防水、壕堰蓄水等多种水资源利用的方式。

拦河储水  联合考古队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航测、年代学、环境考古的专家，在城河遗址北部区域进行了综合调查和分析，对北部区域若干疑似水利设施进行勘探。经过系统勘探和对十四处地点解剖，在城外泊阳湖、邓关台地点发现一处明确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人工堆积。该堆积隆起于地面，横跨城河支流河谷，南北长260米，东西最宽处为39米，地面可见最大高度为6.5米。解剖结果显示，该堆积由人工堆筑而成，目前可见17层，每层厚度为20~90厘米不等。结合勘探信息，初步认为该堆积为屈家岭文化的“水坝”设施，用于拦截城河支流水资源，北部区域是城河城的蓄水区。

水坝将城河支流的水位抬升，形成事实上的“水库”。水资源借助北部岗地的人工通沟进入城内，旱季供水，涝季排水。

筑墙防水  除了在北部区域修建“水坝”、拦截河水、形成“水库”之外，城河先民还采用“筑墙防水”的策略。数字高程的研究发现，城河遗址西南区域为典型的河谷特征，应该是早期城河干流摆动形成的河谷遗迹（刘建国等，2023年）。古地貌学和古环境的观察也显示，该区域为大规模的沼泽地，可能与早期河谷的摆动存在关联。为扩展聚落空间，城河人把自然河流附近的台地切断，将河流向西南改道，在河谷形成的沼泽地中建立起一道弧形的人工设施，即我们现在看到的城河城垣。由于自然河流在城垣外侧，梅雨季节很可能会发生外部水位上涨倒灌的情况，假设从城河遗址南部低洼地带开始，模拟水位逐渐增加后的淹没模型，就会发现现有自然河流的水位增加4米后，遗址大部分区域都会被淹没，但城垣残存的最高部分尚未被淹没。换言之，如果城垣保存完整，就能够阻止自然河流的涨水进入到城内，进而保护城内先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壕堰蓄水  蓄水抗旱是农业聚落的重要活动。在城河遗址，不仅北部“水库”能够蓄水，城外的壕沟同样能够蓄水。近年的考古工作表明，城外西部壕沟中存在三条呈东西向、连接沟岸的“生土梁”。这些“生土梁”由北向南逐级分布，与现代滚水坝的空间特征和功能极为接近。由于这些土梁均为生土，其上无文化层叠压，故无法直接获取年代信息。不过，考虑到土梁坐落于壕沟内部，而壕沟的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时期，因此我们推测这些土梁应是在城壕规划和修建阶段形成的设施。

屈家岭文化葬仪的新认识

王家塝墓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大型墓发现较缺乏的空白，对重新审视屈家岭文化的社会结构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近年的考古工作进一步廓清王家塝地点的营建过程。墓地形成之前，城河先民对自然台地进行了平整，局部区域实施了人工铺垫；墓地兴盛时期，在墓地中、南侧的空白地带开展了以祭祀坑、祭祀沟、黑灰土为物质遗存的仪式性活动；墓地使用和废弃之后，墓地南部区域分布有房址、灰坑、灰沟等遗存。

在墓地的最新发掘过程中，发现新形式的独木棺、“一棺独享”的大墓、棺椁齐备的小型墓葬、小型合葬墓等墓葬形制，并发现墓葬中不同部位的置钺现象，提供了屈家岭文化葬仪的新认识。

聚落结构的新发现

在城河遗址西部城墙内侧，即遗址西部区域的勘探过程中，发现疑似人工垄状堆积。根据叠压于人工堆积之上的灰坑、灰沟、文化层初步判断，该堆积的年代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时期。早期卫星影像分析和田野勘探工作表明，此垄状堆积呈半圆弧线段，与中部台地构成封闭空间。从已暴露的部分堆积特征分析，此堆积与城河遗址早前发现的城垣、水坝的堆积结构、性状相似，加之堆积东西两侧有平行的大型壕沟，故不排除该堆积为早期城垣或防水设施的可能性。

城河遗址新进展的学术意义

城河遗址的治水模式的探索，为史前单个聚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提供了细节支撑，拦河储水、筑墙防水、壕堰蓄水等多层级管水用水方式，展现了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古人对自然的认知和改造，呈现出史前治水“江汉特征”。此外，城内西部区域垄状“人工堆积”的发现，为探索城河遗址聚落结构的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为探讨城河大型墓葬与居址的对应关系提供了支撑。

持续的发掘和研究显示，王家塝墓地拥有丰富多样的葬仪现象，反映了屈家岭文化社群结构的复杂性，也意味着“社会分化”已经出现，“文明曙光”已经到来。这些葬仪与墓地内部的“单元地块”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联系，很可能反映了一种“大聚集、小分散”的埋葬制度，即城河的先民在某个时段都埋葬于王家塝这处公共墓地，但公共墓地内部可能存在以“族”划分的小单元埋葬形式。这与汉东地区石家河大城使用时期的埋葬制度明显不同，代表了汉水两岸的葬仪差异。此外，从大型合葬墓到“一棺独享”大型墓的发现，反映了屈家岭文化上层人物葬仪的区别或变化。

总之，城河遗址的考古新进展，为探索长江中游史前文明进程、屈家岭文化的社会结构、史前治水的区域差异提供了关键样本。

（执笔：彭小军 陶洋 范晓佩 唐国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