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究竟多少次了，从前每逢乘火车，后来是高铁，由南向北，过郑州继续行驶不到两百公里，接近河南汤阴地界时，我都会透过列车车窗，神情专注地朝东面方向望，期待能在不远处见到竖在那的一块地名牌，上面写着“羑里”二字。对我来说，这个地名无疑具有十分强的吸引力，每次见了都不由肃然起敬。

三千多年前，羑里曾关押过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的开创性人物——周文王姬昌，从而诞生了中国文化史上名传千古的第一篇章、居于五经之首的《易经》，这里是周易文化的发源地。

据《羑里城志》记载，羑里城属3000年前殷商时期的遗址，位于汤阴县城北4公里、羑河村东0.5公里处；南北106米，东西103米，面积10918平方米，高出地面5米许；北界羑河，南临汤水。殷商后期，这里曾经是国都近郊，也是现存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座最古老的国家监狱。

查文王姬昌年谱，他是在纣辛十年（公元前1065年）82岁时，被殷纣王拘于羑里的。此时他不仅已在周地享有广泛拥戴，就连殷朝本国人也萌生了趋附之意；担心因此而危及殷朝统治，殷纣王听信了崇侯虎的谗言，将姬昌囚禁在了羑里，长达7年之久。7年之后，姬昌近臣以美女、良马和奇珍异宝贿赂殷纣王，使姬昌得到豁免释放。

也就是在被囚的这7年时间里，姬昌潜心钻研《易》之八卦，并将其推演为六十四卦，完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司马迁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指的就是这件事。

姬昌获释后，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使周日渐隆盛，并自岐下迁都到了丰（今陕西户县东）；97岁时，姬昌逝世，儿子姬发继位，数年后与殷朝军队在牧野展开大战，灭掉了殷朝，殷纣王自焚而死。

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地方，当你即将靠近它的时候，心里面会产生多少好奇。可一旦当你真正到了它跟前，一切好奇都随之释然的时候，又会觉得，除遗址的真实所处之外，历史留在这里的，不过只是一片厚厚的覆土层，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唯独只剩下时间还是凝固的。

毕竟，这中间的年代隔得太久远了。

今天的羑里，部分景观为重修或复建，部分则完全属于新建。从远处可以见到，城前广场立了一尊花岗岩质的文王塑像；塑像后的牌坊即演易坊，位于文王庙的大门外。大门两侧各有一碑，右侧为周文王羑里城碑，左侧为禹碑。

文王庙大殿位于城中央位置，属文王演易的主殿堂，正中是文王的坐姿锻铜塑像。文王演易之处，在大殿右后侧的演易台。台后有一圆形墓冢，墓碑刻“伯邑考之墓”。相传为纣王用文王子伯邑考的肉做成羹让文王吃，以试其是否胸怀大志；文王明知其中有诈，也猜到羹可能会是用自己儿子肉做的，却不得不强忍苦楚吃了下去，不久呕吐而出，后人便在他呕吐的地方垒了一冢，取名“吐儿冢”。

2018年夏天，我来到羑里时听司机说了当地一个至今仍保留的民俗——不猎杀野兔，它和这座“吐儿冢”有关。传说文王将吃进肚子里的羹吐出来后，见其蠕动，便说了句：“莫非我儿还能成兔乎？”话音刚落地，就见吐物果真变成一只兔子跑了。人们从此不猎杀附近野兔，是因为认为兔子乃文王儿身所变之故。

羑里城内现存的一眼古井，据传是文王当年被囚时用水的井。立于井边，游人尽可以自己丰富的想象，去还原当年文王在这里生活的情景：一个心怀大志的人，当身陷囹圄，被困在这荒郊野岭，且随时都面临拘押他那个暴君喜怒无常造成的危险时，其意志的磨砺该会有多大。

夏季的中原大地，青纱帐早已撑起，只是长势参差不齐；有的地里，玉米已攀升到了一人高，有的不过还只一二尺许。中午时分，天气酷热难当，羑里城内的树木既稀且小，更是显得暑气蒸腾，炙热的阳光烤得人脸和肩都有种被灼痛的感觉；只有当避至城外稀疏的小杨树林，一丝阴凉袭上身来之后，才舒服了许多。

文王为什么要把伏羲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易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它为什么会在中国社会产生那样大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学术上一直在探讨，也一直有争论。笔者个人观点，无论是伏羲创八卦，还是文王将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其主要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为给人们提供一个了解事物和认识事物的方法，体现了我们民族先贤对事物发生、发展规律所做的探寻。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易经》归属为一部思维方面的工具书，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它里面包含相当丰富的逻辑思维成分，显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光辉。

一旦说到对事物发生、发展规律进行探寻，就必不可免地会涉及思维的一种常见方式——用抽象符号作为相应概念的代表进行逻辑推演。八卦和六十四卦的逻辑推演，就是如此，它们都用一实一虚两条线代表一阴一阳两个概念符号，即阴爻和阳爻，来表示对立统一关系在各种条件下的相互转化，这是易学对中国文化的重要贡献，也是文王为什么要将之前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形成一个更加完备体系的原因所在，或是在考量过程中，他发现了其间存在的数理关系。

了解到这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在创立二进制数学体系——用“0”和“1”两个符号可以写出一切数字的过程中，是受到了《易经》的启发。因为六十四卦图中阴爻和阳爻两个符号所构成的体系，恰让他发现了自己想要证实东西的存在。同样，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在法国留学的四川籍大学生刘子华，之所以能推算出太阳系应该还存在着第十颗行星木王星，比80年代美国科学家的实际观测结果还早了40年，据说也是从易学数理原则中得到的启迪（以上二例均见《易经新论》，周山著）。《易经》的厉害，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以此便认为《易经》可以无所不包，笔者并不认同。其他姑且不论，但就它推理的前提：取卦，用的毕竟是中国最古老的占事方法——卜筮这点看，就会有很大的随机性，自然也就无法令人完全信服，这是《易经》的一个明显局限。其次，《易经》以卦象来比喻事理的方法，笔者以为也是有缺陷的，理由正如张立文先生说的那样，因为它“是经验的、直观的、具有牵强附会的成分”（张立文：《〈周易〉与中国文化》）。

可见，《易经》所以在中国社会影响巨大，其实还包括了另一因素，即农耕文明对自然及所谓天命与生俱来的认知感。《易经》的卜筮和卦象比喻，无疑使它身上披了一层较为神秘和诡异的外纱。

可附带提一笔的是，根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的“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学者过去普遍认为，如果《周礼》所载不虚的话，《连山》应属于夏代之物，《归藏》应属于殷代之物。可喜的是，两易之一的《归藏》，终于在20世纪后期湖北荆州王家台的考古发掘中被发现了，由此证实了《周礼》所载的大致不虚；也从另一方面告诉我们，文王推演《易经》其实并不是孤立的，在他所处年代的前后，易学应该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学者在对比《归藏》和《周易》中就发现，两者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