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实验最早主要是从物理学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指现实中（或短时期内）无法满足实验条件，从而运用人的想象力去进行的实验，思想实验主要依靠的是人类大脑的逻辑推理而非其他感官系统。思想实验克服了主客观条件、仪器设备等方面的限制，在人类的科学认知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爱因斯坦著名的“双生子佯谬实验”“电梯失重实验”等。在考古学中也有许多重要问题可以通过类似的方法做一些有益的研究与探索，试举几例：

人类何时开始穿上衣服和鞋子

这个问题非常难以回答，因为古代的衣服和鞋子应该都是用有机材料制成，很难长期保存，目前所发现的最早衣服和鞋子的实物资料距今约只有万年左右的时间，然而衣物的起源必定远早于这个时间。

笔者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可以从古环境条件和与人类近似的灵长目动物的适应能力这两方面入手来进行综合分析：首先研究跟人类DNA最为接近的黑猩猩、倭猩猩等灵长目动物的环境适应能力，即在什么样的气温条件下它们无法长期生存（黑猩猩、倭猩猩基本只分布在非洲的赤道附近，笔者曾通过电话调查过国内一些大型动物园，咨询冬季是否可以在户外看到猩猩？除了个别工作人员误认为我是动物保护组织调查人员而挂断电话外，我所得到的回答基本都是否定的）。再去研究史前各时期人类的分布范围（主要是古人类聚居区的纬度和海拔）和当时的全球气候环境（主要是古人类聚居区的气温），在没有衣物的保护下，古人类的抗寒能力应该不会强于其他灵长类动物，如果早期人类的活动范围超过了灵长类动物所能长期生存的范围则很可能表明当时的人类已经开始穿着衣物了。根据对古环境的研究，百万年来全球的平均气温上下浮动大致在5℃左右，这样来看，数十万年前的直立人应该是会穿着衣服的。

人类语言的诞生时间

关于人类语言起源时间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难以研究的题目。目前对人类语言起源的看法多是根据语言中的个别现象进行的片面拟测，或者是根据古人类头骨化石计算的大脑容量、口腔结构，推测古人类在相应的进化阶段是否有使用语言的可能性。

人类学习语言是有个所谓“临界期”的，一般认为儿童到12岁左右如果没有外部语言环境激活语言潜能，那么将会终生丧失语言功能。我们知道目前全世界各地的人类族群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发展出文字系统的，但基本都有各自的语言。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智人大约在8-15万年前走出非洲，由此可以推测如果人类在走出非洲时不具备语言能力，可以想象一下：人类超过了语言学习临界期，语言是教都教不会的，因此如果人类在走出非洲时尚没有发展出语言，那么留在非洲本地的人类以及人类创造语言之前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的其他人类群体又都各自独立创造出语言的概率是很低很低的。当然语言起源依然是一个大谜团，但大概率在8-15万年前，人类在走出非洲之前就已经拥有语言能力了。

判断早期的动物遗存是不是驯化动物

人类从何时开始驯化动物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在驯化最初的阶段，想必野生动物在形态上是很难与家养动物进行区分的。王昌燧教授在《科技考古进展》（科技出版社，2013年）的“代前言”中提供过一个验证早期饲养猪的研究思路：野猪在被人类捕获饲养之初，从其身体特征来看仍是野猪，仅靠骨骼比对无法给出该猪已被人类驯化的结论。因此可以换了一个研究方向，将一个遗址的范围作为边界条件，只考虑遗址内出土的猪骨，对这些猪骨做全面的古DNA研究，如果能证实这些猪骨之间存在“祖孙”三代的关系，那么第三代猪仔极可能是驯化的结果。因为先民捕获野猪时，有可能会捕得猪、仔两代，但同一个遗址的先民同时或先后捕获三代野猪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当然，如果有三代以上的情况，就更能说明问题。这种研究思路也可以用于其他的家养动物的研究之中。而且，在今后的研究中是有可能实现的。

农业起源时间研究

农业起源问题，也是就人类对植物资源的驯化过程，目前一般是通过对遗址中发现的炭化谷物颗粒与现代野生种和现代栽培谷物颗粒形态进行对比，进行研究，其难点与家养动物一样，早期的栽培作物形态与野生种不会有太大区别。

根据民族学的资料来看，游牧的生活方式一般不会长期定居一处，留下的遗迹现象也多具有季节性。定居的渔猎、采集人群因为自然资源的限制，难以形成规模。农业生产应该和定居的生活方式是分不开的，人类长期的定居生活必然会对其生活环境产生影响，留下的考古学证据则是较大范围且有一定厚度的文化层。笔者认为，只要在适合农业生产的地区发现了一定体量的文化层，基本可以断定该文化层所属的古代人群已开始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性很大。

汉字的起源时间

中国文字起源时间长期以来都是学术界所关注的重大课题，不少学者倾向于将甲骨文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刻划符号联系起来，将早期的刻划符号描述为中国文字起源的萌芽阶段。笔者也基本认同这样的看法，但中国文字真正的起源时间还是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看法，就古文字的字形来看，笔者认为甲骨文体系文字出现于夏商之际（或称之为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时期）的可能性非常大。

唐际根教授曾以甲骨文的“鼎”字举例，从字形上看鼎足是锥状的，而商晚期（即甲骨文出土最丰富的时代）出土的青铜鼎基本都是柱状足，倒是夏代至商代早期的青铜鼎多是锥形足，文字保留了青铜鼎的原始形态。笔者很认同唐教授的观点，并且还有不少其他甲骨文的字形也可以作为研究文字起源的佐证。如“甗”“斝”和“鬲”等字，这三种器物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都是常见的。甲骨文中的“鼎”“甗”最重要的特征是口沿处有器耳，“斝”的特征是口部有两个箭头状的柱，“鬲”字在口沿处则没有器耳。这些器型在河南龙山文化时代的陶器中都很常见，通过字形可以发现，甲骨文中的这些文字所依据的都是青铜斝、青铜鼎、青铜甗等的外形特征，而不是陶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鼎、陶甗一般是无耳的，陶斝也没有柱，青铜鬲一部分有耳、一部分无耳，因此耳不是鬲最主要特征，字形上也就不以耳为特征。如果甲骨文成型的时代早于青铜器出现之前，那么这些常见的文字字形应该会以陶器的外形为依据，因此笔者进一步认为甲骨文出现的时代应该不晚于商代中期，不早于夏代中期。

（作者单位：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