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全长近3200公里，开凿至今已有2500多年，是中国古代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展现出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和勇气，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大运河沟通黄河、长江、海河、淮河、钱塘江，串联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经过历朝历代的建造和维护，大运河成为古代中国交通线路的关键枢纽，为百姓生存提供粮食物资、为领土的统一管辖、军队的运输和经济、文化交流创造条件。直到今天，大运河仍是重要的内陆交通运输方式，自古至今在保障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4年6月，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申遗的重要时刻，大运河考古追本溯源，揭示大运河原真性价值，为申遗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和充分实证。走进新时代，大运河考古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据不完全统计，新时代以来大运河沿线8省（市）共开展200余项运河考古工作，60余项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7项，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项，新时代百项考古发现6项。在考古工作者的铲释下，运河文化内涵更为清晰和丰富。
2024年是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5月14日，由国家文物局指导，北京市文物局、天津市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江苏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安徽省文物局、山东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主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与中国考古学会大运河考古和保护专业委员会共同承办的“运载千秋——新时代大运河重要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开展。展览汇聚运河沿线8省（市）24家文博、考古单位240余件（套）最新考古出土文物，分寻迹、探胜、见证、融汇四个主题板块，从大运河水工及附属设施考古、大运河城市考古、大运河工商及海丝文化考古、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四个视角，以新发现遗址和新出土文物为线索，展现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的新变化、新成就。
寻根探源是运河考古的首要任务，历史沉积，很多运河故道、附属设施已淤埋于地下。“寻迹——大运河水工、附属设施考古”部分主要展示与大运河本体直接相关的重要考古成果，包括“故道重现”“长河经营”两个单元。“故道重现”展示属于浙东运河的浙江绍兴亭山遗址群，属于京杭运河的江苏淮安板闸遗址、河南濮阳会通河台前段滚水坝遗址、北京白浮泉遗址，属于隋唐运河的安徽灵璧凤山大道隋唐运河遗址、安徽淮北柳孜运河遗址、永济渠（河北段）考古勘探、河南开封州桥遗址等。
其中，淮安板闸遗址是2022年江苏田野考古十大优秀项目。淮安板闸位于淮河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点，明永乐十四年（1416）平江伯陈瑄所设，是大运河清江浦段上五闸之一，在明清大运河运转中发挥着重要节点作用。2014-2015年开展板闸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发掘揭示出明代闸体及附属设施，是目前所发现的全国唯一一座木板衬底的水闸遗址，也是明清两代大运河淮安段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
安徽灵璧凤山大道隋唐运河遗址是2020-2021年安徽十大考古新发现。首次发现了利用自然河道拓宽通济渠的证据，实证了《隋书》中关于通济渠开通的记载。完整地呈现出运河开挖、使用、淤塞、清淤及废弃的全过程，并确认了运河上主、副航道的漕运模式。
河南开封州桥遗址是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州桥是开封城中轴线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汇处上的标志性建筑，又名“御桥”。始建于唐，明末淹没于洪水泥沙之下。2018-2022年对州桥本体及汴河河道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河道、水工设施、桥梁、道路、神庙等各类遗存遗迹117处，出土各类文物标本6万余件。汴河南北两岸发现的宋代石壁上雕镌有海马、仙鹤、祥云等浮雕纹饰，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首次完整揭露出了唐宋至明清开封城内的汴河形态，展示了汴河开封段的发展演变过程，填补了中国大运河开封段遗产的空白，为研究中国大运河及其变迁史提供了考古实证。
大运河是王朝的命脉，历代对于运河的管理极为重视，“长河经营”展示大运河职官机构、漕运仓储、闸坝船政等。包括山东济宁河道总督署遗址、江苏淮安丁英丁裕家族墓园、河南洛阳回洛仓遗址、河南浚县黎阳仓遗址、天津十四仓遗址，以及江苏东台缪杭遗址、大丰后北团遗址等盐业生产遗址，江苏常州金龙四大王庙遗址、河南开封金龙四大王庙遗址代表的金龙四大王信仰（金龙四大王本名谢绪，明朝时成为黄河、运河沿岸盛行的河神）。
元代大运河裁弯取直后，济宁成为治黄保运的关键地带，元明清三代皆派驻官员到济宁督漕督运。作为元明清三朝治运司运的最高行政机构，河道总督衙门历经600余年，先后有188任河道总督，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裁撤后废弃。2020年的考古发掘基本揭露出了清代河道总督署的结构和布局，为研究明清运河修治、漕运制度和河道总督署提供了新材料。
粮食是大运河最重要的漕运物资之一，在大运河关键节点设置的仓储设施，见证了大运河作为国家漕运通道的主体功能。洛阳回洛仓遗址、浚县黎阳仓遗址是201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河南考古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遗产点。回洛仓是隋代大运河沿线重要的粮仓，是隋唐大运河的实物例证之一，是隋唐时期中国南北漕运发达的见证。回洛仓遗址的发掘为研究隋唐时期大型官仓的仓储制度及粮食储藏保管等，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黎阳仓位于黄河故道与永济渠之间，兼具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是与东都洛阳回洛仓齐名的隋代著名国仓之一。2014年考古发掘出的隋唐至北宋时期完整的仓城格局，见证了当时北方漕运的发达与繁荣。黎阳仓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永济渠沿线唯一的大型转运粮仓，为大运河永济渠的漕运历史提供了重要证据。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思路，新时代在运河沿线城市开展的各项考古工作，使一座座因运而生、因运而兴的城市拂去了历史的尘埃，显现出清晰的轮廓和身影。“探胜——大运河城市考古”部分展示与大运河息息相关的运河城市考古成果，包括以洛阳城、大名府故城、杭州城为代表的繁华都会，以扬州城、泗州城、天津卫故城为代表的运河明珠。
新时代以来，隋唐洛阳城考古成果丰硕，特别是漕运水系考古基本上确定了隋唐洛阳城水利系统的位置和大致范围，为探索隋唐洛阳城水系、城址布局和漕运系统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大名府因永济渠而兴盛，北宋时成为陪都北京，明建文三年（1401）被漳、卫河水所淹后埋于地下。近年的考古发掘，正式确定了北宋时期北京大名城的城市主体布局与东京汴梁城相似，均为受“皇权至上”观念影响的都城级别城市，对深入研究北宋大运河文化分布与四京城市群格局、水运与城市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扬州城更是因运河而生，自春秋吴王筑邗城之始，已逾2500年，历代营建叠压，保存至今的各时期城址水系凸显大运河与扬州城市营建的紧密联系。2013年，隋炀帝墓在江苏扬州被发现，关于隋炀帝终葬之地的千年谜团终被破解，在“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关键时刻增添了又一重要佐证。
泗州城是大运河与淮河交汇处重要的枢纽州城，为唐宋时期黄河、淮河、长江水道漕运中转站，清康熙十九年（1680）被洪水淹没于洪泽湖水下。泗州城遗址考古发现了这座沉睡水下三百余年的城址及布局，为研究大运河与泗州城之间的关系提供更为详实的物证，并对唐宋运河漕运及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大运河的贯通极大便利了瓷器、丝绸等大宗货物运输，繁荣了区域间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起来。“见证——大运河工商、海丝考古”部分包括“窑火传薪”和“扬帆四海”两个单元。“窑火传薪”重点展示大运河沿线考古发现的众多窑业遗存，包括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秘色瓷窑址（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河北内丘邢窑遗址（201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安徽淮北烈山窑遗址、河北邯郸南上宋遗址、江苏苏州陆慕元和塘古窑址群等。其中，烈山窑址生产的宋三彩器和大型琉璃建筑构件或通过运河直接供应北宋皇宫，为国内窑址所罕见。2022年南上宋遗址考古发现了漳河故道的东岸及相关遗迹，码头遗迹中出土了大量北宋磁州窑白瓷，为研究磁州窑水路运输通道提供了资料。“扬帆四海”重点展示连接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城市考古成果，包括江苏如东国清寺遗址、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201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浙江宁波明州罗城城墙遗址（望京门段）等。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新时代以来，大运河考古承担了新的历史使命，由8省（市）共同参与的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兴未艾，大运河沿线多家专题博物馆相继建成开放。“融汇——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部分讲述近年来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成果，展示相关工作为增强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力量做出的贡献。
千里运河，迤逦穿行。两千多年来，它以世所罕见的时空尺度流淌至今，运河考古让运河文明的画卷更清晰。此次展览立足于扎实的考古成果，展出的文物超过半数为首次公开亮相，时代跨度从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涵盖陶瓷器、青铜器、金银器、玉石器等诸多品类。展览进行了多元化展示，广泛运用场景复原、投影、多媒体、模型、互动体验区等多种展示手段，为观众营造舒适的观展环境。结合展览流线，设置了多处“暗线”，增加观众参观展览的趣味性。同时，设计开发了“五谷丰登”“厚积薄发”等系列文创产品；策展人、内容策划作为导览嘉宾，为观众开展云上导览；结合“5·18国际博物馆日”，开展了夜游活动。本次展览将展至8月14日。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供图）
